贾方舟简介
贾方舟，1940年5月生于山西省壶关县，1950年随父迁居包头，在那里读完小学和中学， 1959年考入内蒙古师范学院艺术系美术专业。1964年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系，先后在展览馆、报社、群众艺术馆工作多年。1973、1975、1979三次参加全国美展，1980年加入中国美协，1982年转向美术理论研究，1984年调入内蒙古美术家协会，1988年被选为美协副主席，1996年被评为国家一级美术师。1995年后以批评家和策展人身份主要活动于北京。历年发表理论和评论文章约两百万字，出版文集有《走向现代－新时期美术论集》、《多元与选择》及专着《吴冠中》，多次独立策划或参与策划重要的学术活动和担任展览的学术主持。2002年主编《批评的时代》三卷本批评文集，2005年筹建并主持《中国美术批评家网》（现改名为《中国艺术批评家网》），2007策划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并担任组委会主任。
叙事中国与中国叙事
作者：贾方舟
一
近年，学术界关于“叙事伦理”及“叙事伦理批评”的研究不断有专文专着发表，早在1999年就有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出版，作者在他的着作中将“叙事”区分为“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此后，“叙事伦理”这一概念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据有人统计，迄今公开发表的主词涉及“叙事伦理”的批评文字不下四百余篇。专着有王鸿生《叙事与中国经验》、伍茂国《现代小说叙事伦理研究》等。
在西方，对叙事伦理的研究大致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如美国学者詹姆斯·费伦的《阅读叙事》（1989）、《作为修辞的叙事》（1996）、亚当·桑查瑞·纽顿的《叙事伦理》（1995）等，都对叙事伦理展开卓有成效的研究。
“叙事”一词对应于法语里的“narrativi”。所谓“叙事”，就是将特定的事件序列依时间顺序纳入一个能为人理解和把握的语言结构，从而赋予其意义。在甲骨文里，“叙”是形声字，以“又”（手）为形，“余”为声，本义是指排列出高下先后的次第，作名词用。如“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尚书、洪范》），也作动词用，如“以叙其财”（《周礼、天官》）“纪言以叙之，述意以导之”（《国语、晋语》），前者指排列顺序，后者意在陈述、记述。王鸿生先生最近在《文景》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叙事伦理批评的资源、路径和问题意识”作了详尽阐述，并将对“叙事伦理”的理解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指叙事活动与伦理、价值问题存在着长期的内在的纠缠，因而不可分割；二、指叙事活动存在着道德与非道德、秩序性与非秩序性的区别；三、指叙事活动本身即具有伦理性质，这一性质会因叙事活动具有建构多种价值序列的可能性而显得紧张。。
显然，当代艺术中的“叙事”一词，是从文学叙事中转借而来。当代艺术中的“叙事”，是以图像或图像以外的视觉形式呈现的，因此并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叙事”性质。但艺术中的“叙事”均与艺术家的生存记忆相关，因此，这类叙事活动也同样与伦理问题、价值问题纠缠在一起，因为没有一种叙事能够避开叙事的态度，“态度的存在也意味着叙事的自由及其限度同时存在”，意味着其伦理判断和价值判断也蕴涵其中。
二
我和邹跃进作为第四届成都双年展的策展人，将“叙事中国”确定为本次展览的主题，其理由已经在展览“公告”中做过如下阐释：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中国社会和文化也因此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一历史情境中，那些关注中国现实，思考中国问题的艺术家，以视觉艺术的方式，站在各自的学术立场和角度，表达了他们自己对中国的理解和认识。如果我们把中国近现代以来的视觉艺术，看成是对中国进行不断认识和建构的形象史，那么，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则同样是这一历史进程中的最新部分，或者说是对中国这一宏大主题的最新的叙事。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们就会发现艺术家对中国的描绘，不仅只是呈现和揭示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而且也通过艺术家独特的叙事方式，建构了这一特定历史情境中独特的中国概念和中国形象，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社会现实的重新审视、认识和理解。
“公告”并说明：在叙事内容上，本届双年展将尽力选择那些深刻表达中国历史、现实和文化问题的作品，强调叙事的深度和个人视角，在整体上突显作为知识分子的中国艺术家，对推进中国社会的发展、参与中国文化建构和社会历史反省等方面所承担的责任。在艺术方式上，则以叙事类的作品为主，选择的参展作品注重叙事方式的独特性和原创性。
这一阐释虽然还是极其概略的，但已经涉及到“叙事中国”这一主题的几个基本方面：
1、“叙事中国”侧重在所叙之“事”为“中国”。 如果按照刘小枫将“叙事”区分为“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两种，那么，“叙事中国”所侧重的一定是“人民伦理的大叙事”而非“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宏大叙事”。我们将整个展览划分为五个大的篇章：2008篇、历史篇、现实篇、都市篇和乡村篇，均是以开阔的视野关注中国的历史进程和在这一进程中人的命运。以“在整体上突显作为知识分子的中国艺术家，对推进中国社会的发展、参与中国文化建构和社会历史反省等方面所承担的责任”。
2、“叙事中国”不仅强调所叙之事为“大事”，而且强调叙事的深度和叙事者对所叙之事的态度。所谓“人民伦理的大叙事”或“宏大叙事”其价值并不仅仅在其“宏大”本身，而在能从这“宏大”中发现蕴涵其深层的意义。能以知识分子的人文视角审视社会变革和自然灾变中人的价值和意义，而非肤浅地铺排宏大场面、不加思考地再现历史事件。因此，在这里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叙事者对所叙之事采取的态度和立场。
3、“叙事中国”除了强调所叙之事的宏大，强调对所叙之事的深度思考和叙事的态度立场，还特别强调叙事方式的独特性和原创性。过去那种以写实的方法对事件的单一描绘和简单再现已不具有当代性特征。而当代艺术中的“叙事”倾向，正是基于艺术家对当代社会问题的思考和人类生存境遇的关注。在这样一种前提下，叙事方式作为一种视觉传达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生活本身的丰富和媒介材料的无处不在，为叙事方式的独特性和原创性提供了多种可能，关键在艺术家敏锐的感觉、独特的发现和智慧的创造。
三
如果说“叙事中国”，是指所叙之事为中国，那么“中国叙事”则可理解为“中国式叙事”或叙事的“中国方式”。我们强调叙事方式的独特性和原创性，正是建构“中国式叙事”或叙事的“中国方式”的必要条件。因为叙事方式的独特和原创都具有个人化特质，都是从艺术家自身的生命体验中滋生出来的表达方式。而在这种个人化的表达方式中，必然包涵着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的特有的素养和艺术认知，而这种包涵着中国因素的个人化特质也正是体现中国当代艺术与西方当代艺术的差异所在。
叙中国之事，中国式的叙事，这便是一个完整的、理想的、有别于西方的中国当代艺术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