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于九百多年前的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和创作于近五百年前的仇英《清明上河图》，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联？两图所描绘的场景、事物和风俗制度是历史真实的反映还是艺术的虚构？对两图中存在的疑惑问题如何进行合理的解读？原上海博物馆书画部主任单国霖通过爬梳考辨，查询了大量有关的文献资料和实迹，析义探微，集结成《张择端、仇英〈清明上河图〉释惑解读》（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是举世闻名的北宋社会风俗画巨作，其后摹本、仿本、别体本和再创作本层出不穷，其中尤以明仇英《清明上河图》最为著称，摹本之多，难以计数，各《清明上河图》版本流传于国内及世界各地，传播之广，影响之深远，在中国绘画史乃至世界艺术史上是罕见的。

《清明上河图》局部 中段 故宫博物院藏

　　对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研究工作，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现以来，经久不衰，发表论文和专著多达百余篇，取得颇有价值的成果。然而《清明上河图》图中仍有诸多问题未曾取得共识，对其内容的解读各抒己见。因此于《清明上河图》的理解和解读仍存在着颇大空间，有待于继续探究。相比之下，仇英《清明上河图》之研究就显得薄弱。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现的仇英《清明上河图》（《石渠宝笈续编》著录本，现藏辽宁博物馆），曾经发表过一些研究论文。然而2000年发现仇英《清明上河图》（吴荣光《辛丑销夏记》著录本，简称“辛丑本”）之后，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诸多专家学者就此发表了研究论文，并与2015年和2017年先后出版了《仇英模清明上河图鉴赏》和《大明古城苏州之繁华·仇英〈清明上河图〉（辛丑本）研究论文集》两部专集。不少专家学者对此图进行了精细的艺术分析和缜密的资料考证，证明此图为仇英创作之真迹。

《清明上河图》仇英 （辛丑本）

　　创作于九百多年前的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和创作于近五百年前的仇英《清明上河图》，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联？两图所描绘的场景、事物和风俗制度是历史真实的反映还是艺术的虚构？对两图中存在的疑惑问题如何进行合理的解读？这些问题萦回在我的脑海里，于是乘着退休之后有暇的时间，作了一番爬梳考辨工作，查询了大量有关的文献资料和实迹，析义探微，得到一些新的认识，遂撰写了本书。

《清明上河图》（局部）桥头 仇英

　　本书分三大板块：

　　第一板块为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鉴赏。

　　其中一个重点议题为《清明上河图》创作时间的考证，根据图后金代张著题跋内容，考辨此图应创作北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之前，描绘的是神宗（1064-1085）、哲宗（1086-1100）朝的社会生活状况。而不是后世一些人认为的描绘徽宗朝（1101-1119）社会风貌。由此为解读图中事物确立了基点。另一观点是同意现存《清明上河图》为“残卷”，现存南宋摹张择端《金明池争标图》（藏天津市博物馆）的母本应是《清明上河图》结尾的宫苑部分，中间缺失了街市和官宅情景。此外，对《清明上河图》是否含有“画谏”的用意？《清明上河图》递藏流程中是否存在“虚构”的情节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同时以比较大的篇幅对《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场景、事物、当时市井生活面貌等，逐一作了解读。我没有新的研究方法，仍是运用传统的资料考证、实迹对比等方法，来剖析疑惑问题，力求言之有据，逻辑缜密，推断成理。

《清明上河图》（局部）张择端 故宫博物院藏

《清明上河图》仇英（辛丑本〉（局部）拱桥集市

　　第二板块为仇英《清明上河图》（辛丑本）鉴赏。

　　首先对作者仇英的生卒年作了考证。依据对一些画迹和史料的考辨，提出新的意见，即仇英生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卒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后。享年约六十九岁。另一个论题是对仇英《清明上河图》（辛丑本）的收藏鉴赏印做了详尽的考释，论证明人收藏鉴赏印的可信性，为鉴定仇英《清明上河图》（辛丑本）为真迹的论断补充了翔实的证据。

仇英《东林图》唐寅、张灵题跋

　　对仇英《清明上河图》（辛丑本）的赏析，笔者力图从明代苏州的地域和时代背景切入，对图中描绘的各种事物，各项活动，各类行当，各种设施，运用历史材料进行分析，以解开其图像背后深藏的历史信息。同时对图中一些特殊细节，如“卧守空宅”、“宫苑诡秘气氛”等景象试图索解其背后隐藏的当时政治风云事件，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牧笛游春

　　清明时节是苏州踏青赏春的好时光。人们纷纷出游，享受春天带来的惬意。图中一牧童坐骑牛背，牧笛吹起，响声缭绕，与潺潺水声，绿柳桃花相伴。几位富家千金、公子出游，文人侍童踏桥过溪，人景合一，青绿山水，美不胜收。犹如唐张九龄《感遇》诗所道：“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

　　图中的有些情节如射弹，茶壶店、大学士官船等，联系当时的道德崇尚、紫砂器的历史和苏州官员形迹等历史背景进行释读，以使读者能对图像有更生动形象的理解。总体而言，经过细细的剖析，笔者认为此图中描绘的事物景象都有历史事实依据可寻，并非凭空虚构，这是一幅有很强写实性的创作。

　
商旅赶路

　　青山溪水，绿柳桃花，景色宜人，一支商旅山间赶路，主人骑浅棕马红垫，众仆担挑、背囊、抱裹，穿梭在山谷之间，神态各异，动态十足。

　　第三板块为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与仇英《清明上河图》（辛丑本）的比较赏析。

　　通过两图的比较，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仇英本不是张择端本的简单重复，两图是各自独立的原创作品。仇英《清明上河图》（辛丑本）在总体构图经营上，沿袭了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模式，即郊外--虹桥--城外--城内大街的模式，但增加了宫苑部分，这也许原本就是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应有的结尾。

春台戏、南戏《白兔记》

　　图中春台戏场面热闹非凡。戏棚讲究，木桩席顶，围栏幔帐，乐队整齐。隶书“古今奇观”匾额横挂檐下，这“今古奇观”四字，是指南戏四大名戏：《白兔记》《杀狗记》《拜月亭记》《金钗记》。

　　台上演出的正是南戏《白兔记》“咬脐郎井边遇母”一场。身穿红袍的当是后汉帝刘知远的公子咬脐郎率众将外出打猎，追逐一只白兔时，在一井旁偶遇离别十五年之久的母亲李三娘，李三娘向咬脐郎诉说自己的身世，此段最为精彩动人。台下戏迷神态各异，如痴如醉，有的指指点点，有的交头接耳，有的举手叫好，场面极为生动。

　　清顾禄《清嘉录·春台戏》：“二三月间，里豪士侠，搭台旷野，聚钱演戏，男妇聚观，谓之春台戏，以祈农祥。”清诗人蔡云曾对春台戏有过描述：“宝炬千家风不寒，香尘十里雨还干。落灯便演春台戏，又引闲人野外看”。

货 船

　　明代漕运货船之一，又称沙船。它的特点是，船底平，阻力小，适合内陆航道航行。有三桅船帆，此帆不是布制的，而是用竹子编制的席帆。船舱甲板上明快简洁，没有宋船那样繁杂。所在货物均在甲板下面的船舱里，重量集中在船的底部，使船在航行中保持平稳，不会因高大的三桅风帆受风力之后倾覆，这是典型的内河运输船。画卷中有多种船，如摆渡船，围篷船、官船等，均可以图像史料进行研究。

　　两图有不少内容情节相同，反映了历史的传承性，但艺术表现手法有所不同；手工业、商业的行当在仇英本有许多增加，反映了历史的发展演变和苏州地区特具的繁荣经济形态。有关社会风俗和生活方式细节的描写，两图各具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特征。

　论 辩

　　岸边有“论辩”人群，虽然观者不知他们在论辩什么，但从他们的表情可以看出一定是发生纠纷而争执。仇英在论辩人群背后绘有一处乡绅院落，茅舍内有一乡绅和一位白发老人谈话，这便告诉观者，论辩事件与乡绅、老者正在解决论辩的事件，这便是明代民间的一种“调解”机制。

　　明朝洪武二十七年四月诏谕：“命有司择高年人公正可任事者理其乡之词讼，若户婚、田宅、斗殴则会里胥决之。事涉重者，始白于官，若不由里老处分径诉县官，此之谓越诉。”户部教民榜文更明确规定：“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不许轻便告官，务要经本管里甲老人理断。若不经由者，不问虚实，先将告人杖断六十，仍发里甲老人理断。”所谓年高公正之人和里老之辈，绝大多数是地方上的豪绅和族长，他们之间的会决。

街头打斗

　　街头打架是历朝历代最常见的社会现象，然而仇英笔下的这一打斗场面将打架者、劝架者、起哄者、漠视者、传播者等各种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原图人物高2.2 厘米，放大后五官神态清晰可见，可谓神来之笔，非仇英莫属。

精裱名公书画，手卷册页单条

　　这是一家“字画装裱”店。明代苏州的字画装裱（装潢）手艺高超，号称吴装。有“装潢能事，普天下之，独逊吴中”之说。店内有一张“大红案”，这是字画装裱必备的装裱台。老式“案子”的制作相当讲究。为了确保案子常年不变形，必须选用不宜变形的板料（胎板），经几十道繁杂的“披麻沥粉”（披麻挂灰）和“漆饰”工艺制作而成。明代宫廷所用“大红案”一般由苏州的古建筑木工师制作，与古建筑的朱红大门和朱红柱子的制作方法一样，甚至更加严格。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和仇英《清明上河图》（辛丑本）是中国绘画史上两件现实主义社会风俗画的典范作品。对两件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解读其内含的历史信息，深入挖掘其内涵的认识价值、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是一件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有意义的工作。本书的撰写希望于《清明上河图》的深化研究有所裨益，书中的见识是笔者一己之见，若有差误，冀望方家不吝指正。

　　（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为《张择端、仇英〈清明上河图〉释惑解读》序言。蓝字部分均出自本书仇英《清明上河图》（辛丑本）解读）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