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身体剧场每天的排练，其实就是寻找自己身体质感和可能性的过程。台湾编舞大师林怀民坚定地认为，其创始人陶冶是中国现代舞的希望，“他会把大家吓一跳的”

　　吴丹 阳祝云

　　“《2》里面全是技术。中断能力、身体与地心引力的反弹力、顺着重心出去的惯性，身体顺滑像水一样流在地上，这些全是技术。”

　　白色灯光缓慢亮起时，两个身着青灰色衣服的身体在舞台上趴着，纹丝不动。电子噪音轻而绵长地在音箱里重复回旋，将一股静默的力量推向极致。黑暗中，观众盯着毫无变化的舞台——黑墙、白地板、似乎没有生命气息的躯体。

　　一只手突然拍向后背，寂静良久的空间突然被刺破。两个身体开始一点点蠕动，从手指、胳膊、腰、臀、腿、头，之后是整个身体的复苏。他们的身体柔韧无骨，像浪花一般飞溅，随意折叠、打开、翻滚、旋转；有时他们又无比坚实，像落满尘土的静默雕塑。他们像对方的影子，相互模仿、重复，想要腾飞，身体的各个部位却一次次徒劳无功地贴回地面。这是一场身体与地板的对抗性游戏，身体的可能性被扩展到极致，严密、理性而充满哲学意味。毫无情节和故事性的舞蹈像一曲无限循环的简约派作品，令人想起贝克特戏剧中那种幻灭的生命节奏和永无休止的等待。

　　8月3日、4日，成立五年的陶身体剧场，在走遍欧美后，终于到国家大剧院首演。连续两晚，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内都可见到前来捧场的各路文化界名流，崔健、徐冰、翟永明、向京、洪晃、杨澜……中场休息时，所有人都聚集在剧场外，看雕塑家向京为陶身体剧场拍摄的纪录片。节目单上，简单罗列了国内外媒体近些年对他们的赞誉，其中有《纽约时报》首席文艺评论家Alistair MacAulay的赞叹：“舞者对身体运动有控制和强大的驱动力，（他们的）激情与能量是如此非凡和吸引人。”

　　早在今年3月，台湾编舞大师林怀民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就曾满眼放光地说起他在大陆的新发现，“最近我发现一个非常好的编舞者，陶冶，他重新界定了舞蹈。他的作品天真无邪，没有作品可以相比，完全是全新的、独特的，也有中国传统的影子。他是21世纪的编舞者，我希望自己也这样，但是不行，我传统的包袱太重。”林怀民坚定地认为，陶冶是中国现代舞的希望，“他会把大家吓一跳的。”

　　陶身体剧场已在全球著名剧场和艺术节领受过许多赞誉。2011年，他们成为第一个获得美国舞蹈节为期6周驻地文化访问资格的中国舞团；2012年，他们登上纽约林肯中心艺术节的舞台，之后足迹遍及欧洲。《泰晤士报》称他们为“中国正在蓬勃发展的当代舞界一股强劲的新兴力量”；向京则说：“陶身体剧场的创作能看到中国文化的美学血脉，在娱乐至死、舞蹈丧失尊严的今天，认识他们的舞蹈让我们重回严肃的讨论，让我们致敬即将灭绝的真诚创作。”

　　在国家大剧院8月暑期档“中国舞蹈十二天”的几支现代舞团中，陶身体剧场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我们没有注册，没有官方的认可，没有任何背景。”陶身体剧场的创立者、生于1985年的编舞者陶冶说，“我们能进国家大剧院，已经是个奇迹了。”

　　用舞蹈对抗恐惧

　　林怀民从没看过陶身体剧场的现场，他只是跟其他人一样，在网络视频中见到陶冶的舞蹈而震惊。那种极端考验身体素质的舞蹈，以一种高度专注的、本质的身体律动，让人们见识到身体的魅力，同时也让人好奇，是什么样的人编出了这种舞蹈。

　　陶身体剧场的作品不多，2008年创立至今，只有《Weight x 3》、《2》、《4》和《5》。但这些仅有的作品，常常引起舞评家追根溯源的猜测。早期，曾有国外媒体把《Weight x 3》跟比利时极简主义舞团ROSAS相提并论。后来，又有人列出一些标签来分析并定义陶身体剧场的作品——极简、东方、哲学、宗教。似乎都对，又似乎过度阐释。

　　入秋后的傍晚，一场暴雨来临前，我们沿着青黑色的公路，驱车数十公里前往北京崔各乡艺术区的陶身体剧场工作室，试图接近那个答案的核心。

　　从市中心到郊区，视野逐渐荒芜，植被也逐渐浓密，车一直开到一排工厂旧仓库的尽头，终于抵达陶身体剧场。

　　暗黑的走廊上贴着国外媒体对陶身体剧场的大篇幅报道，穿过走廊，拉开沉重的门帘，一个鲜红的、没有一面镜子的空阔排练厅撞进视线。红地板上散坐着前来应聘的舞者，红墙上贴满世界各国演出的海报，一楼的厨房、会客间与二楼的起居室，把这个200多平方米的仓库打造为一处功能强大的工作室。

　　身高1.8米的陶冶坐在一间隔出来的玻璃房内，跟妻子段妮轻声交谈着。2003年，26岁的段妮在金星现代舞团认识18岁的陶冶，两人没怎么说过话，却在多年后因相似的舞蹈天赋、共同的追求走到一起。

　　26岁时段妮已是成熟舞者，而陶冶不过是初涉现代舞的大男孩。段妮只记得，这个男孩相当封闭，“所有人坐在一起嘻嘻哈哈的时候，他都是一个人看书，不跟任何人说话。”她曾以为，他是哑巴。

　　段妮起初并不知道，刚退伍的陶冶藏着沉郁的心理阴影。童年时代父母感情不和，家暴、冷漠与争吵挫伤过他的自尊。整个童年时期，他都在自闭中孤独度过，“小时候就是孤僻、自闭，不讲话，留长头发盖住自己的双眼，走路都是低着头。”但也是在童年时代，陶冶发现了自己的天赋，“小时候跟着电视模仿瑜伽，外婆发现我特别软，两条腿能绕过脖子扳到后面去，所以她帮我报了舞蹈学校。那时候我才意识到，我有一种天赋，特别欣喜若狂。”

　　天赋让陶冶痴迷，也让他迷茫。学费昂贵的舞蹈学校像一个微缩的名利场，没人好好教课或是学习，大家相互攀比炫耀的只有物质，陶冶更加封闭自己。中专毕业后虽如愿进入北京舞蹈学院初试，高昂的复试费又让他不得不退缩，“不好意思增加父母任何一点点的负担，所以去了上海武警政治部文工团。”

　　从童年到少年，陶冶常常活在恐惧中，“恐惧的原因就是缺爱、缺关注、缺一个好的环境。如果对周围一直抱着怀疑不满的态度，你可能会选择一种最极端的方式去处理掉它。但我总觉得，我的人生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不应该自己草率地把它结束掉、腐朽掉。”想明白这些，他意识到不能依靠外界，一定要聚集自我的能量，自我赋予，“一定要独立，才能形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跳舞让你克服了恐惧？”这么问陶冶时，他想了想，承认这种说法，“通过舞蹈这条路，我克服了小时候的阴影，不是一下子，而是慢慢融化的。我花了很多时间把那种东西一层层剥离掉。”[NextPage]

　　身体的技术实验

　　陶冶像一个舞蹈的流浪者。2003年，他拿着每月一千多元的工资在上海生存了三年。之后漂到北京，进北京现代舞团，依然只有微薄的收入。“那个时候觉得钱不重要，搞现代舞的根本就没往钱那方面想。”

　　2008年，陶冶觉得自己在舞团所能获得的东西越来越有限，于是与舞者王好一起离开了体制。经济拮据，却让陶冶迎来生命中最自信也最自由的时刻，“我当时做任何事情都非常坚定。我要做什么，我要创造什么，包括跟作品对话，特别有觉悟。”问他当时会不会恐慌，陶冶说，恐慌会有，但更大的恐慌来自没有方向感、没有环境、追寻梦想时没有任何帮助的时期，一旦确立了自己要独立行走的方向，他反而极具能量。

　　2008年8月，段妮在欧美游历了一圈回国，这恰是陶冶和王好刚创立陶身体剧场的时刻。她在英国编舞大师阿库·汉姆的现代舞团和沈伟在纽约的舞蹈团锻炼了两年，经历过两个顶尖国际现代舞团的磨砺，段妮更知道自己想追求什么。

　　“我们三个人创团的时候，只有两三千积蓄，段妮慌死了。没钱租场地，只能靠朋友关系去蹭场地，能交得起房租就很不错了。我们唯一租的场地在河北涿州，一天只要五块钱，其实是个健身房。要转两趟公车，才能倒到天桥去转车。每天来回的路程就五六个小时。”回忆起创立初期的艰苦，陶冶和段妮笑着，像是谈论别人的经历，“现在再让我们这么做，肯定会很惊讶，但那个时候就认为，只能这样了。那时觉得自己就不能离了舞蹈。”

　　陶冶说，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精力和意念放在舞蹈上。每天的排练，其实就是寻找自己身体质感和可能性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种纯技术性的身体研究。

　　从2008年的《Weight x 3》开始，陶冶逐渐清楚自己的兴趣和创作走向，并且一步步抛弃过去“舞蹈要表达情感或概念”的固有模式。他丢掉所有情感动机，完全从身体的动作出发去创作。这些最初的作品看起来简单而重复，双人舞就是两个人的走动、旋转、变位，段妮的独舞更像一种古老的功夫训练，手持长棍旋转近20分钟。《Weight x 3》里的“重”，取“重心”之意，也有“重复”的意味。当无限的重复达到一定的时间和数量，会产生一种纯粹而单纯的感动。

　　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的《2》，是陶冶完全确立自己舞蹈风格后的作品。开场静默如谜的两具身体，从不动到动，再到每一个动作的幅度、节奏、柔软或坚硬，都是成百上千次身体实验的结果。林怀民看过《2》后说，这是“两个人在地上爬啊爬，爬出来的作品”。陶冶说，在探究这个舞蹈的可能性时，他与段妮花了一年时间编了大量素材。

　　“《2》里面全是技术。中断能力、身体与地心引力的反弹力、顺着重心出去的惯性，身体顺滑像水一样流在地上，这些全是技术。”在金星舞团时，陶冶就发现段妮跟自己一样，有极其柔软的身体质感，《2》这个作品就是为他们独一无二的身体所创作的，他们想知道，自己的身体究竟能呈现怎样的结果。

　　“我们找了一年的素材，包括站着、躺着、拍、相互接触，最后只选了爬这一种。直觉告诉我们，这种方式是最好的。为什么跳舞一定要站着？当时我们没有地胶，只有水泥地或者地毯，地毯一拍，脸上都是灰。”两个人，一整年，每天醒来就开始专注做自己的身体实验，“用一年的专注去完成它，作品就会有你想象不到的生命力。一年中我们哭过无数次，有时候好几天编不出一个动作，或者编出来觉得不好，又重新编，通过视频一直记录。在不停地挤压自己的过程中，才得到《2》这个作品的素材。”

　　陶冶不相信纯粹的天才或灵感，他只信99%的努力加上天赋，才能获得想要的成果。他坚信这世上有天赋的人太多，但肯付出努力的人太少。他有难得的清醒、自信和专注力，“每天排练都是在吸收。每个动作都要推敲为什么动，跟所有曾经的记忆和经验打架，不想重复，想要新的自己。在这种狭隘的思考中，会碰撞出可能性。每一秒都是所有经验的积累。”陶冶说，他每天只做一件事，就是跳舞，“这样的生活，别人可能都受不了，但我们觉得这已经是生活的全部。经常觉得时间不够用。”

　　段妮则珍惜每一次的演出，但凡上台一次，她舞蹈生涯中的演出就少掉一场。他们以绝对的热情和痴迷来对待舞蹈，丝毫不懈怠，也不愿懈怠。

　　现在，陶身体剧场在国外艺术节的委约演出已经排到2015年，对陶冶而言，这意味着舞团走上了正轨，只要有演出，他们可以不用再发愁钱的问题，可以专心跳舞，专心创作。

　　“在我们的字典里，没有成功的概念。”陶冶说，在纽约林肯中心演出完，街头会有人认出他们，呼唤他们的名字，那一刻，他会觉得有些许飘飘然。但回到中国，回到清冷的排练厅，他知道又回到了起点，一切仍要从持续不断的磨练开始，“我们这次在中国首演完，会觉得走到一个更大的困境当中。”这困境，来自国内对现代舞的认知，也来自陶身体剧场想要走得更远必须面对的复杂环境。但陶冶坚信，他会留在国内，等待环境改善。

　　（实习编辑：刘颖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