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广平呕心沥血成就出版传奇
《鲁迅全集》出版于1938年,到今年正好是70年。鲁迅的夫人许广平为了编辑出版这部《鲁迅全集》呕心沥血。正是她和鲁迅朋友们的不懈努力,才使得《鲁迅全集》在上海“孤岛”时期得以出版,成为了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
心中宏愿
编辑出版《鲁迅全集》,可说是许广平心中的一个宏愿。也许在鲁迅先生刚刚逝世的那个早晨,这个宏愿就产生了。早在鲁迅丧事料理的过程中,在当时各界的唁电唁函中,很多人纷纷提出编辑出版《鲁迅全集》的建议。
鲁迅丧仪一办完,许广平和友人们就全力以赴地投入了《鲁迅全集》的编辑出版。11月1日,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筹备会成立,这个委员会由蔡元培、宋庆龄牵头,成员有沈钧儒、内山完造、茅盾、许广平、周建人等。这个委员会的主要任务,一是筹集鲁迅文学奖金,一是编辑出版《鲁迅全集》。
实际上,在编辑《鲁迅全集》的事情上,花费最大精力的,还是许广平。从10月下旬到11月下旬,在短短的一个月里,许广平强忍悲痛,竟然主要依靠自己个人的力量,已经把《全集》草目初步拟出来了。这实在是难以想象的。
其实,鲁迅在去世前不久,本来想自己来编一部类似于全集的《三十年集》。鲁迅从1906年从事文学运动开始,到1936年正好是30年。鲁迅很重视这件事,拟出了《三十年集》的两种目录,一种分为“人海杂言”、“荆天丛草”和“说林偶得”三个块面,另一种基本按时间先后排列,都分为十卷,甚至标明了每卷的字数。
许广平就在此基础上很快编成了全集目录,于是一面向内政部报审,一面落实出版单位。
艰难送审
根据当时规定,出版物在出版前要送内政部审查。鲁迅在世时,由于他经常抨击当局,他的书送审常常通不过,所以干脆不送审。开始蔡元培也认为,《全集》送不送审无关重要。但许寿裳认为,这样一来,《全集》的发行就会受到影响,而且盗版就会更加猖獗。
许广平思考再三,决定还是送审。鲁迅的弟子李秉中在南京政府里任职,于是她就托李秉中代为送审。谁知,稿件送去后,却迟迟不见回音。这使许广平不禁焦急起来,多次去信催问。到1937年2月下旬,才有一个署名“何珏”,自称是李秉中同事的人回信说,因为李秉中出差去了庐山,委托他代办送审的事,他自己又住院治病,所以拖了好久,现在已经办好了送审的事务,特地告知许广平。但他也只不过是办理了报送的事务,审查的结果还没有眉目。
当时,虽然办理登记的是内政部,但实际审查书稿的却是中宣部。4月30日,内政部回复:《两地书》和《坟》二种原本注册过,不用审查;《南腔北调集》、《二心集》、《毁灭》出版当时就被查禁,不予注册,连送审费也退回了。这形势看来很不乐观。
许广平就通过另一位鲁迅的弟子荆有麟,转托鲁迅老友沈士远,再转托陈布雷,找到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邵力子。邵力子是绍兴人,一向尊崇鲁迅。鲁迅逝世时,他曾送花圈挽联。5月13日,蔡元培收到许寿裳来信,请他致函中宣部部长邵力子,对鲁迅全集事予以疏通。蔡当即写信给邵力子。不久邵亲自下批示:“对此一代文豪,决不能有丝毫之摧残。”尽管如此,他对于鲁迅杂文有“违碍”之处,当然还是要维护当局的利益。他与副部长方希孔下了批示:“关于政治小品,如有与三民主义不合之处,稍为删削外,其余准出版全集,惟印刷时,须绝对遵照修改之处印刷,一俟印刷稿送审与删改无讹,即通令解禁。”
通过多方努力,1937年6月8日,内政部批文终于下来了。6月21日,李秉中给许广平寄来了批文。但是,所报送的36种著译,只有9种顺利通过,而《不三不四集》(实际上是《伪自由书》一书的改名)“内容多属不妥,应全部禁止”,不准出版。其余21种(除前面已经回复的5种)不是这里不妥,就是那里不行,有的要删,有的要改,都要修改后再报,《准风月谈》和《花边文学》两书虽然允许出版,但原书名不准用,要改名。
申报了半年多,得到这样一个结果,许广平非常愤怒,就与许寿裳商量,想把被删去的文章和段落,用空白表示抗议。但那样的话,出版可能再次遭到干扰。权衡再三,于是决定将《准风月谈》改为《短评七集》,将《花边文学》改为《短评八集》。
[NextPage]这时,抗日战争爆发了。《鲁迅全集》的出版工作也停顿了。但这样却因祸得福,到年底国民政府西迁,管不到上海的事了。当第二年《全集》出版的时候,反而得以不按当时审查要求办,而按照鲁迅著作的本来原貌出版了。
落实出版
接下来就要落实出版单位,当时关心这事的友人很多,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商务印书馆。许广平也属意于商务印书馆。但以往鲁迅和商务印书馆关系也并不算好,谈判会顺利吗?
就在鲁迅逝世后第三天,1936年10月21日,鲁迅挚友许寿裳就受许广平之托,写信给蔡元培,请蔡去向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王云五打招呼。王云五回复:商务印书馆很愿意承担《全集》的出版。虽然商务印书馆开出的条件很苛刻,但最终还是谈妥了。谁知,等到《全集》通过审查,许广平拿到批文时,已经是1937年6月,抗战一爆发,商务印书馆很快迁往后方,出版单位一下子又落空了。
这时日军占领了上海,只有租界这座“孤岛”还没有被占领。但市面凋零,虽然出版工价有很大的下降,可是出版技术力量也有很大的削弱。许广平十分着急,就托茅盾先生向已经到了香港的蔡元培请求,再向香港商务印书分馆打招呼,争取在香港出版。但香港商务印书分馆感到技术、资金等各方面都太薄弱,表示实在无能为力,只得作罢。10月19日,众多友人在上海浦东同乡会举行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座谈会。在会上,大家呼吁《鲁迅全集》尽早出版。在众多友人的支持下,许广平决定:不再寄望任何出版社,而是自己来出版。
1938年初的一天,胡愈之在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家里看到刚刚从英国寄来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他借来一读,立刻被这本书吸引住了,马上设法出版。出版的办法就是自己办出版社。那时,他和一些坚持在上海“孤岛”的爱国人士每星期二聚会交流情况,于是他在星期二聚餐会上和朋友们商议,大家一致赞成成立一个出版社。
这个出版社由二十位友人每人出资50元,共计1000元资金起步,就设在胡愈之的弟弟胡仲持在巨鹿路的家里。取名“复社”,取明末爱国知识分子团体“复社”的立意。成员有郑振铎、许广平等20人。《西行漫记》采用读者预约的办法筹集资金,短短的两个月后,1938年3月首版2000册出版,没想到一售而空,同仁准备马上再印第二版。
这时,许广平找到胡愈之,焦急地说起《鲁迅全集》的稿件已经整理完毕,堆了一屋子,出版的事还没有落实。胡愈之立即表示:让复社来承担出版的事。许广平一听,喜出望外。他们在复社每周一次的聚会上一说,立即引起了大家的热烈反响。于是马上组织班子,紧急动员。一批鲁迅的弟子、友人聚集起来。组成了两个班子。一个负责编辑,就设在霞飞坊64号许广平家里,由许广平负责。一个负责出版,就设在巨鹿路胡仲持家里,由复社经理张宗麟负责。
《鲁迅全集》总共600多万字,有20大卷,精装本,每卷有500多页。出版需要一笔巨大的资金,复社只有1000元的资金,还不够出一卷。许广平到哪儿去筹集出版资金呢?经大家商量,决定还是采用发预约券的方法。
但为了弘扬鲁迅精神,让普通民众也能买得起,许广平主张,普通本的价格要便宜到普通读者买得起。最后大家商定:普通本定价14元,会员优惠价8元(后来放宽到预约时一次性付款的也享受8元价。)而且当时邮寄费也出奇地昂贵。这样做的结果,是直接损害了鲁迅家属和编委会工作人员的收益。但许广平宁愿不盈利,也要把鲁迅全集尽快送到读者手上。可是这样做,收支难以平衡。幸亏有人出主意,设计了两种纪念本,供有承受能力的读者购买。这样才填补了资金的亏空。
最后,《全集》共出三种版本:除普通本外,再出两种纪念本:甲种纪念本用重磅道林纸印,红色布面精装,书脊字烫金,限定200部,每部连运费实价50元;乙种纪念本也是同样的纸,但封面用羊皮面精装烫金,外加一口柚木书箱,请蔡元培题款,限定200部,连运费售价100元。
紧张编辑
具体编辑工作由许广平主持。开始对外仅用“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名义,后来改为“鲁迅全集编辑委员会”,由许寿裳商请蔡元培、马裕藻、沈兼士、茅盾、周作人等出任编辑委员。本来拟请茅盾先生编写年谱,但他谦逊不敢承担,最后由许寿裳、周作人撰写。
首先是起草编辑计划。由许广平、郑振铎、王任叔三人起草。按照鲁迅生前自己初步设想的第二种方案,再加以扩充,编入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书信、翻译、古籍等,共分二十大册。从1938年4月到8月,编辑出版工作紧锣密鼓地紧张进行着。许广平夜以继日地编、校、排。
《全集》的编辑工作很繁重。有四大环节:集稿、抄写、编辑、校对。光是集稿就很困难。因为大家决定:除了小说散文杂文,还要把鲁迅先生的翻译、整理的古籍,都要收进全集,而很多文字已经散失了,要查找就是很大的工程。有九种书已经绝版,后来分别由杨霁云、阿英、蒯斯曛、周文、胡愈之、周作人协助提供。还有《译丛补》等几本由许广平新编,但文章缺了很多,由王冶秋、谢澹如等提供了部分文本。此外还有柳亚子、郑振铎、周建人等,也都提供了供编辑的底本,这才解决了文本问题。
接着要抄写,也是一个很繁重的任务,周建人的夫人王蕴如、鲁迅老友邵文熔之女邵景渊、景濂、景洛、景渭四姐妹,以及单亚庐、周玉兰、吴观周、王厂青等,都参加了抄写。古籍标点则由郑振铎、吴文祺、冯都良三位古典文学功底深厚者负责。
编排方面,既要得体,又要均匀。需要非常有编辑经验才行,许广平最后请郑振铎和王任叔负责。
版式、校对由负责出版的黄幼雄总负责,先由负责排版的作者、出版事务所主持人朱础成负责校对三次,再由编委会校两次。编委会一校有林珏、金性尧、王厂青、周玉兰等,二校有唐 、柯灵、吴观周和许广平。最后由王任叔、蒯斯曛校阅清样。实际上许广平是每个环节都事必躬亲的。
(实习编辑:马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