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
儿时的沈从文喜欢逃学，不愿受私塾先生的思想束缚。成年之后，他在徐志摩、胡适等人的帮助下，得以任职于文教界。沈从文的教师岁月是非同一般的，因为沈从文的教学是基于自己的情感体验与文学创作，并能赢得学生的喜爱。
无论怎样，正如他在文学创作上最终成为了一代新文学大师，一开始根本不会教书的他也确实闯出了一条成功的教学道路。
来自湘西的“逃学大王”
1902年12月，沈从文出生于美丽的湘西凤凰城，排行老四。他家是行伍背景，祖父曾因战功卓著而从社会底层一跃成为高级将领，父亲受此影响也想当将军，只是在军队混了一圈并未如愿。照理说，父亲应该让沈从文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但他却希望沈从文将来能成为谭鑫培那样的京剧名角。沈从文小时候自然无法理解父亲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他只顾享受父亲对他的格外疼爱。
6岁那年，沈从文被送入私塾。因受不了私塾的呆板与严厉，他时常想逃出去玩。在其他顽童的影响下，他学会了种种逃学而又可以骗过先生和父亲的办法，从此也成了一名顽固的逃学少年。对儿时的沈从文来说，湘西的自然环境与人间生活实在比私塾里的功课有意思多了。
可好景不长，沈从文的逃学被父亲发现了。不过，父亲并未详究沈从文的心思与逃学伎俩，而是怪私塾先生管教不严。于是，父亲将沈从文送往另一家私塾，那里的先生打起人来毫不留情。有趣的是，沈从文倒是更喜欢这家私塾，因为表哥也在，而表哥很会逃学，沈从文因此比以前逃得更厉害。再加上私塾离家很远，光在回家的路上，沈从文就可以磨蹭足够的时间。
沈从文就这样“变本加厉”地继续自己的逃学生活，但也因此在私塾读“小书”的同时一直有机会“阅读”一本用湘西的自然人情写成的“大书”。儿时的沈从文确实不像钱穆、顾颉刚等人小时候可以在“小书”面前坐得住，他那时心里只装得下凤凰城的自然与人情世界。
念到高小毕业时，沈从文想去参加当地举办的军事学校。家里也觉得，与其让他在外面撒野，不如让他去受军事训练，便同意了。那一年，沈从文15岁，家道早已中落。不久沈从文便随军队向沅陵开进，直到1921年，这支部队“全军覆没”，沈从文又被遣回家乡。
这三年，沈从文一事无成，只见青年伙伴一个个地死去，逐渐觉得人生没有意义可言。眼看自己日益成年，生计却无着落，沈从文不得不前往芷江投奔舅父黄巨川，在舅父掌管的警察所里做办事员，又在七姨夫熊捷三的引导下读诗和写小楷。
熊捷三的胞兄正是民国首任总理熊希龄。因这些虽曲折但确凿的亲戚关系，沈从文得以进入熊希龄的“现代相府”，迷上了“相府”里收藏的林纾翻译的西方文艺著作，从中获得了一些写小说的灵感。
沈从文的警察所岁月虽然近乎于混日子，但终归还是有点寄托，尽管这点寄托，文艺也好，爱情也好，尚显得虚无缥缈，并未变成自己的真实经历与体验。
1922年，他到湘西巡防军首领陈渠珍手下做文书同样也是混日子。还好，在陈渠珍的报馆里做校对时，沈从文认识了一位从长沙来的见过世面的印刷工人，后者向他介绍了《新潮》、《创造周报》等新文化期刊。受新文化熏陶的沈从文因此想去北京求学，并得到了陈渠珍的同意。
京城有才华的“文学青年”
1923年，沈从文来到北京，报考了燕京大学国文班。可他只有高小文凭，标点符号都不懂，面试时更是得了个零分，连报名费两元也被燕京大学退了回来。没办法，他只好去风气自由的北大偷听，去琉璃厂的书肆学东西。
这时的他决意要做一名“文学青年”了，而且是毫无经济基础的文学青年。
为了应付经济危机，他只得租一间由储煤室改成的小屋，名之曰：“窄而霉小斋。”然而吃饭问题怎么解决呢？他向报社投稿，因没有名气，又没有名家提携。到1924年11月，仍是一篇也不见发表。
穷困潦倒之际，他给当时在北大任教的郁达夫写了一封求助信，可郁达夫自己也是朝不保夕，只能在接到信后，顶着鹅毛大雪去“窄而霉小斋”会见向他求助却素不相识的文学青年，请他到饭馆饱食了一顿。
归后，悲愤的郁达夫写了一篇《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发表在《晨报副刊》，替沈从文鸣不平，并把他介绍给了《晨报副刊》主编。从此沈从文经常在《晨报副刊》发表散文诗歌，“北漂”的日子总算有了点基础。
1925年3月，沈从文在《晨报副刊》发表《遥夜》，诉说自己在北大的困窘与坚持，引起北大知名教授林宰平的注意。林教授不仅撰文赞扬沈从文是“天才少年”，而且主动约见，给予诸多鼓励与帮助。多年以后，沈从文回忆起林教授的提携，仍会感激得“热泪盈眶”。
1925年3月是气象学意义上的春天，沈从文在这个季节里也迎来了自己生命的春天。林宰平、胡也频以及老乡丁玲，还有《京报》、《民众文艺》等期刊，都如及时雨一般向他袭来。连学界领袖级人物梁启超都对他有了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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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25年秋天，与《现代评论》的关系也建立起来了。林宰平趁势又把沈从文介绍给“新月”派，使他结识了徐志摩、闻一多等人。10月，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公开把沈从文列为约稿作者，还撰文称赞沈从文的文学才华。
1926年起，沈从文的散文、小说及戏剧作品又被商务印书馆、北新书店、光华书局出版，他因此在两三年之内成为京沪两地文坛的新星。
1927年，京城学人纷纷南下，沈从文亦于年底迁至上海，并很快在叶圣陶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小说，关系网进一步扩大。虽说经济上并没有彻底翻身，但有这些关系也足以让他可以在文教界找到出路了。
和顾颉刚曾试图联合一群朋友自办书局以实现经济独立一样，沈从文到上海后也和胡也频、丁玲办起了两家月刊社，出版《红黑》和《人间》月刊，同时还经营书店。不过经营得并不成功，《红黑》因为赔钱，出到第8期，很快就停了，《人间》只出了3期，尚“未亏本，只是账收不来”。
整个合作过程也令他不快，觉得异常无聊的沈从文写信给朋友，希望能回到北京谋职，以便离开得远一些。
最终真正出手援助他的是徐志摩与胡适。徐志摩很清楚，以沈从文的经济基础，想靠文艺生存，是不可能的，因此一直在找机会，想给他谋一份稳定的同时又能让他继续留在上海从事文学的差事。《红黑》停刊那会儿，胡适出任中国公学校长，徐志摩觉得机会来了，便将沈从文推荐给胡适。
身陷失恋痛苦的大学讲师
沈从文就这样成了大学讲师。他有这份稳定的工作，确实得感谢徐志摩，要知道他只有小学文凭。而胡适之所以会接受沈从文，则是因为沈从文可以帮助他改革中国公学的课程体系，以便增加新文化与新文学的教学比重，因此他安排沈从文给大学部一年级学生开设“新文学研究”和“小说习作”。
这表明，胡适对沈从文的文学才华是欣赏的。加上好友徐志摩的面子，胡适更是会扶助沈从文，并主动把他介绍给当时在教育部教材编审委员会担任负责人的杨振声，使他得以在该委员会兼职，多一份收入。
而到真正登台的那天，沈从文却很紧张，以至于前10分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呆呆地站在那里。后来胡乱开讲起来，又在10分钟内把准备好可以讲一个多小时的内容全讲完了。
有人把这件事反映到校长胡适那里，胡适却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就是成功。
由此可见胡适对于沈从文的信任。
不知道沈从文之所以十分钟不说话，是不是因为他步入教室后看见台下坐着一位让其怦然心动的女学生？这位女生名叫张兆和，中国公学的校花。
张兆和呢？她当然不知道沈老师竟然爱上了她。
实际上，张兆和对沈从文的第一印象很理性，丝毫谈不上个人的好感，只是心想，既然他是胡适之校长请来的，应该不会差。等到听了第一堂课后，连起初一点理性的印象都没有了，变成“并不觉得他是位可尊敬的老师，不过是会写写白话文小说的青年人而已”。又过了一段时间，张兆和对于沈从文的印象更是进一步恶化成厌恶了。因为她收到了沈从文寄来的一封信，拆开后发现只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爱上了你？
正是这句话，让张兆和感到反感：一个老师怎么能对学生说这样的话呢？她决定尽量躲避沈从文，弄得十分紧张。而另一头的沈从文哪里又知道张兆和的反感与紧张，只是在那里渴望能得到她的回应。一封信不行，就写第二封，第三封，还向张兆和的好友打听消息……直到被张兆和的沉默推入万丈深渊，哪里还有心思上课！
不仅没有，沈从文甚至痛苦得想自杀了。这才引起了张兆和的一点回应。不过，张兆和的回应连同情都谈不上，更不要说爱情了，仅仅是因为学校风传沈从文因为爱她不成功而要自杀，张兆和的好友向她建议，快点去找校长说清楚，不然，沈从文一旦真的自杀，就脱不了干系了。
张兆和带着信去找胡适，希望胡适能出面制止沈从文的疯狂举动，没想到胡适居然觉得信写得蛮好，说接触接触也没什么。之后的张兆和继续保持躲避，让沈从文彻底绝望。但他不会因此自杀，他对胡适说自己打算离开伤心之地。
胡适听了后，去找张兆和，说沈从文的爱是真的，而且很深，劝张接受，又说沈是个天才，应该帮他，使他可以更好地发展。可无论怎么说，张兆和都不听，而且要把一堆情书退回。胡适仍劝她先别把事情说绝，交往交往再说，并说如果家里有什么阻力，他可以去斡旋（胡适与张兆和父亲是好友）。
痛苦的沈从文终究还是离开了，只在中国公学待了一年。原因在于胡适也没有机会让他继续留守伤心之地。胡适因为批判时局，引发与上方的矛盾，便辞去了校长一职。等到沈从文也要离开时，又是胡适、徐志摩把沈从文推荐给了时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陈源。
这一年，沈从文的教学生涯完全被苦恋张兆和左右了，以至于回想起来，觉得自己一无所获，只有漫长的煎熬、空虚与痛苦。
终于赢得了张兆和的爱
沈从文的生命原本就是由一股清澈、不息的“爱情”构成。过去，他先后疯狂地爱过让自己快乐的逃学与文学，现在，他又爱上了让自己怦然心动的张兆和，都说明了他非凡的生命之爱。
这样的生命在现实中自然很容易陷入“病态”。他所处的现实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则，包括最让他魂牵梦绕的张兆和。但即便是爱不上，他也不会像一般的俗人那样，瞬间就可以丑化自己心中一度尽情赞美的恋爱对象，相反，在沈从文的心目中，张兆和永远都是那么美好——连夜里看到星星，都以为是张兆和的眼睛。
他只能耐心等待，直到张兆和接受他的爱情。
1932年夏，等了近四年、时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沈从文终于迎来了转机。沈从文先是赢得了张家大姐、二姐的同情，接着又在张府与张兆和的父亲聊得很投缘，令未来岳父十分赏识，最后，又于当年年底，收到张兆和的电报，上写：
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那一刻，沈从文欣喜若狂。胡适也很高兴，他当年的苦心斡旋终于换来了沈从文、张兆和的百年之好。婚礼仪式非常简单，婚房也是如此，只有梁思成夫妇送的一床锦缎百子图罩单。
婚后不久，好友杨振声辞去青大校长转赴北平，沈从文随后也跟了去，寄居在杨家，并和杨振声一起编写教育部布置的中小学教科书，生活稳定、甜蜜，同时文学事业也是蒸蒸日上，跻身京城权威文教界的名流行列。
接下来的大变化是因为“卢沟桥事件”爆发，知识分子纷纷前往内陆，沈从文也跟着过去了，并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担任教授。联大时期的沈从文迎来了教学事业的顶峰。
总之，沈从文不善于学院派的“讲课”，而善于“谈天”，就像当年的孔子。他的“谈天”教学与他的文学创作一样，都是在启发学生怎样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恰当地表达出来。就此而言，他是一个心灵自由、幸福的教师，在西南联大，他的教学职业从未与自己的生命体验分离过，而他的生命体验也赢得了学生的喜爱，使他从一个不会上课的讲师变成了一个深受学生欢迎的教授。
（实习编辑：马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