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钱钟书与杨绛挟女归国，船至香港，钱杨分别。钱钟书旋即前往昆明任教，直到第二年暑假，钱复归上海方与妻女团聚。而其旧体诗风格和题材也在这一时期急剧转变，虽仍多以学问入诗，个人切肤情感之抒发却颇多于此前。归国前，钱钟书听闻日寇屠戮同胞（“苍生化冢海扬尘”）的暴行时，痛慨“身即化灰尚赍愤”（《哀望》），悲挽陈衍时泪水如“悬河决溜时”（《石遗先生挽诗》）。而稍后告别妻女，赴西南联大任教期间，钱更好作凄寒语，且多在诗中抒发关于“冷”的身体或精神感受，如：“襟抱凄寒不可温”（《心》）、“尔许凄凉总未经”（《昆明舍馆作》）、“身如槁木朽还非”（《午睡》）等，他还将自己在西南联大的居所称为“冷屋”（“赁屋甚寒故曰冷”）。钟嵘谓“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钱也体认到“人类是不拘日夜，不问寒暑，发出声响的动物”。冷暖变化带来的“别有所激”，也会使人们对所面对的世界产生不同的对象性描摹。因而居于冷屋，多作寒语，且以“寒遇”、“影事”、“坟鬼语”等或现实亲历或神秘的超验性意象自况，更时常有文学本位被夺舍，“冷屋变成热锅”之忧虑。这一系列文学实践，使得冷热这组概念被赋予超越文本层面的深刻认识论内涵。钱次年返沪时，正值暑假，其诗中感于个人境遇，隐述交游关系，拟象于寒暑嬗替的内容，更十分值得玩味。对上述阶段的旧体诗进行索隐式的考释，或可作为理解钱钟书归国前后心理状态起伏之新的审视视角。
钱钟书1940年任教湖南蓝田师范学院期间，于父亲钱基博主持的《国师季刊》上曾按写作顺序刊出1938-1939年的部分诗作，并多标明写作地点，可与《槐聚诗存》中所收诗参而共鉴。我们拟结合《槐聚诗存》和《国师季刊》上公开的诗作，着重关联1938年8月从欧洲启程至1939年暑假离开西南联大的钱钟书之生活际遇展开解读。经过细腻的剖析考释，或可期在一定程度上，收获以诗证史的效果。
难酬终古是春晖：归国-赴滇途中的感时忧国经验与自我形象建构
钱钟书在归国前曾作《哀望》一诗，语调悲壮，沉郁凝重，控诉日寇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白骨堆山满白城”），而用冯衍典故为句“身即化灰尚赍愤，天为积气本无情。”在面对暴行和公理不彰的境况下，天的无情，与人情绪的“赍愤”形成强烈对比。天是冷漠的，而人的情感却炽热。此处的天人分离，实际也是理想的完满性与现实残酷性之间矛盾的象征，虽为书生，却作出“艾芝玉石归同尽”之语，即便化为灰烬，也要抗争到底的感时忧国心绪跃然纸上。和《哀望》一样，《将归》二首也作于钱归国之前，此诗《槐聚诗存》版与期刊初载版有两处不同：期刊初版“将归倦客已三年”的“倦”字，在槐聚版中被改为“远”；“蝼蚁君臣槐国全” 一句中的“君臣”，在槐聚版中被改为“朝廷”。因君臣关系，在伦常中列为首位，古人追求圣贤明君，忠良贤臣，相得互持，钱钟书父亲钱基博的《经学通志》中也常将君臣关系做正面性举隅，如“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以蝼蚁修饰君臣显得不太恰切，且容易引起歧义。此处修改，钱钟书或为更明确批判梁宏志小朝廷屈身投日，成立所谓“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此诗也是《槐聚》所收的1938年第一首诗，与时事颇为吻合。此诗精神与《哀望》中“孰知重死胜轻死，纵卜他生惜此生”的炽热现实抗争精神相同。而“倦”的感受，则说明作者厌倦了欧洲求学的象牙塔生活，渴望能在现世人生中对苍生有所持护，槐聚版将“倦”字改为“远”。很大程度上是钱钟书将自己内心为时局所乱，不能静心求学的状态做了一番修饰，仅仅强调学成远归，而掩蔽了这种面对个人理想、国家存亡面前，内心的纷乱，对求学的厌倦。当个人“与战争阴霾下国族人民之流亡命运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个人所流露出的急切的“归乡”情绪，与对他乡之倦的抒写，恰恰反映了钱钟书“与外在环境的身心接触和忧患感发”，绝非“通常人们所想象的那么隔阂”。“感时忧国”情绪，在特定激触下，与个人怀抱混杂并陈。钱既担心国家的前途命运“染血真忧成赤县”，又珍视眼前小家庭的“浮槎妻女幸相依”，可见，政治隐喻和生活话语在钱同期诗作中深深交缠。
稍晚于《哀望》的《巴黎归国》一诗以“置家枉夺买书钱，白发沧波望渺然”开篇，表达其国势陵夷的忧虑外，对“家”的前途和命运也同样担忧甚多。因而不无自嘲地羡慕蜗牛有壳搬家容易，羡慕袋鼠有囊便于照顾幼崽（背羡蜗牛移舍易，腹输袋鼠挈儿便）。颈联又由小家推到国事：“相传复楚能三户，倘及平吴不廿年”，用的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和勾践卧薪尝胆的典故，鼓励民族包羞忍辱，艰苦斗争，终能战胜日寇。尾联“拈出江南何物句，梅村心事有同怜”化用吴伟业诗“书剑尚存君且住，世间何物是江南”。以感叹半壁河山的“梅村心事”追问“江南何物”，实际上与钱此时其他诗作中的“哀望江南赋不成”（《哀望》）、“江南劫后无堪画”（《题叔子夫人贺翘华女士画册》）、“江南黄叶已无村”表意趋近。既然黄叶无村，又说“诗人身世秋来叶”（《亚历山大港花园见落叶》），其实是以双关语，曲言故土沦陷，抒情主体精神归属上的无家可归之感。伪政府“蝼蚁君臣槐国全”，而自己则不甘与蝼蚁合污，宁愿做黄叶落下，看着故乡江南半壁之残破，抒发的是庾信式的面对国家“既履危亡之运”而“不无危苦之辞” 的沉重情感。江南“赋不成”，犹言土地失其正主。与不向旧时那般青蓝的天空形成表达上的互文象征关系。而这样的时令，虽是“夏日”，却颇“可畏”（“可畏从来知夏日”），失去了温暖的“春晖”。天不是旧时的天，江南不是堪画的江南，夏日却没有春晖。用语虽未涉及寒冷意象，却亦是独作冷语，于曲折中道明自己守节不辱，“‘默存’待旦”的政治立场。
类似的感受，同时期前往昆明的宗璞、许渊冲都曾表达过。宗璞在《东藏记》中曾以旁白口吻讲到对于“1938年一批（南渡的）俊彦之士”来说，“昆明的天，非常非常的蓝”，“阳光格外灿烂”。而在前作，主要书写沦陷区生活的《南渡记》中，北平总是“天色阴暗”，“雾蒙蒙的”，连在孟合己这个孩子的眼中都是“北平哭了”，孟家和吕家笼罩在无休止的阴霾之中。许渊冲也在日记中写到：“一入云南境内，立刻云开见天，使人心情舒畅”。当他得知家乡南昌沦陷时，却感觉目下使命感更重，对故乡并无“多少留恋”。这种对于天气带上个人情感色彩的象征式书写，在类比中更能帮助我们理解，钱钟书为何作“向人青只旧时天”的诗句；且钱钟书挽陈衍的诗，与宗璞小说中对吕清非这一同样“一老不天遗”者之操守的歌颂，也包含着相同的情绪。
这时期钱钟书的许多诗作，均是写给好友冒效鲁及其妻子（《围城》中董斜川夫妇原型）的，钱钟书断语式的劫后江南“无堪画”，也似谶辞般预言了两人不同的人生道路，冒效鲁最终还是为谋生计，如龙榆生、钱仲联一样担任了伪职，被迫做了江南伪朝廷的画工。那么，钱钟书在这个特殊的人生节点，想做什么样的人？期待着怎样的自我形象？
《槐聚》中所收的《昆明舍馆作》四首绝句的末首曾被钱单独发表于《国师季刊》，当时取题《入滇口号》，当为其甫至西南联大时所写作的，当为自勉之作，其诗云：
“未谷芸台此宦游，升庵后有质园留。狂言我愧桑民怿，能与宗元夺柳州”。
此诗用典极为密集，先后并举多位仕宦西南的明清名士，包括：桂馥、阮元、杨慎、商盘、桑悦。特别是桑悦（民怿）之典的使用，极耐人寻味，其人曾仕宦柳州，不屑于柳宗元因善政“擅此州名久”，自负“吾一旦往，掩夺其上”。此诗从初版到槐聚版有修改：末句被改为“欲与宗元夺柳州”。此处修改很耐人寻味，从“能”到“欲”，即是从客观能力到主观意欲，从对桑悦之自信的比附性认同，转为有所抽离，并不对桑悦的自负进行评价的中立态度。而“我愧”则是钱以桑悦自比，遗憾不能成为像桑悦那样的人，但这种“愧”的情感在钱刚刚入滇时在诗中表露出来，则是故作自谦语，言外之意是别有抱负，希望将来能有柳宗元那样惠利一方的贡献。
我们可以从归国前、途中及至初入滇的诗中看到，钱钟书曾借勾践等典故抒发激昂的爱国情绪；而在《入滇口号》中不厌其烦地铺排着6位曾于西南仕宦的贤人，并以之自喻。其在甫入滇时将这些人物言行成就作为“口号”自勉，实际上也有对个人形象加以期许的性质。此时的钱钟书既有悲悼陈衍，并以之为榜样的爱国情绪呼唤，落实到个人身上，又暗设着诸多古来贤人才子，甘于荒村僻域奉献人生的榜样性追求，其中隐含着士大夫式的“修身”与“治国平天下”的传统话语追求。
如此看，钱钟书的昆明之行与天候体认，更具有一种行为上的隐含意味，正是一种刚刚留学归国，基于自我理想性建构，对“春晖”和“青天”进行追寻的过程。而在表达上，钱选用别于“天为积气本无情”意义上（象征化表达的“有情之天”，也决定了冷热皆“有情之冷热”）带上个人色彩的，对天候的政治性比喻，暗含着由所见闻之沦陷区的冷寂，向温暖光明处追索的决心。诗作典故中的人物形象序列，也包含着冷热两端：有庾信和吴梅村式的痛观破碎山河之悲戚冷调；也有阮元和桑悦式的昂扬斗志，渴望贡献全力造福苍生的炽热激语。这既体现了钱钟书此时心理状态的复杂性，也构成了一种不愿妥协，向热追求的民族意识。
尔许凄凉总未经：西南联大“冷屋”中的孤寂感与潜在的“家屋记忆”
钱钟书在联大期间的诗作，情绪却迅速由热转冷，由多集体性的“陆沉之忧”转为高度个人化的负面情绪书写。《槐聚》中所收1938年的最后两首，总题《心》，当为岁末所作，流露出极强的怀旧色彩和苦闷孤独情绪，透露出冰冷的情感体验。录诗如下：
往事成尘欲作堆，直堪墟墓认灵台，旧游昔梦都尘迹，拉杂心中瘗葬来（其一）。
坐看冥色没无垠，襟抱凄寒不可温。影事上心坟鬼语，憧憧齐出趁黄昏（其二）。
第一首将心比作往事不断袭来并堆砌而成的坟墓，旧游者与向时“为余凿梦两通连”之昔梦均不在眼前。而第二首最能体现作者关于寒冷的经验：冷屋之冷，在物质条件之外，也是主体内在凄寒难耐，故非炉火可温，只能默忍冥色无垠的黄昏时刻，心灵之墓中涌出的“鬼语”侵蚀。这是一种类似于鲁迅“沉默”状态下，“梦见自己正和墓碣对立”的特殊心灵体验，是一种“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又与梁启超在五四高潮到落潮后“深感情绪过热，思饮冰而降之” 的个人情致拟象于温度的表述高度相似。梁启超的1910与1920之交，鲁迅的1920与1930之交，再到钱钟书的1930与1940年代之交，都曾呈现出对主体寒热转化之感的敏锐把握。这种中国现代文学者特有的，跨代系性的，以寒热为喻体，抒发个人情感的书写模式十分值得探讨。我们不禁疑惑，钱钟书既有“身即化灰尚赍愤”，而要“能与宗元夺柳州”的浩歌狂热，又为何在短时间内“中寒”呢？这需要了解其西南联大时期的生活和交游情况。
冯友兰在1938年7月25日给梅贻琦的信中大力推荐钱钟书“弟意或可即将聘书寄去”，建议“名义可与教授，月薪300元”，钱之待遇“不减于”王竹溪、华罗庚“方好”。足见重视，可钱钟书在联大的实际生活情况，及其对自己生活的描述，却似乎并未达到冯、梅所设想的样子。仅就薪水而论，“抗战头两三年，云南物价还是比较平稳的”，加之外省迁入的教授使用的是“中央法币”，当时“新滇币”与法币的比值是十比一，因此1938至1939年联大教授的生活较为阔绰，并不存在衣食紧张的问题。但钱钟书还是在文章中对待遇流露出不满的情绪，取譬戏讽：“教员求加薪，定说得一二十元上下可以影响到整个人类文化”。钱钟书《昆明舍馆作》的前三首，较为全面的总结了自己在联大时期的生活、精神状态，却与第一节中我们分析的《入滇口号》（即《昆明舍馆作》其四）情绪迥异，感遇怀旧的色彩浓郁，亦未被钱选登在钱氏父子主撰的《国师季刊》上，第一首绝句：
万念如虫竞食心，一身如影欲依形。十年离味从头记，尔许凄凉总未经（其一）。
心如遭受虫蚀，而身则像缥缈的影子一样无所依托。钱钟书何以在入滇后情绪经历如此大的起伏？一端是满怀抱负自比柳侯，另一端则是独抱形影身心困厄，统一在“昆明舍馆”这个总题下，显得充满张力，难以弥合。单从字面看，作者所感之困苦，乃十年来无出其右者，毕竟第一次远离妻女，饱尝“离味”，那么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共同造就他如此凄凉的心绪？如果说第一首诗是从时间上历时着眼，个人前后经历的比较，第二首和第三首则有更强的共时空间感：
屋小檐深骤不明，板床支凳兀难平。萧然四壁埃尘绣，百遍思君绕室行（其二）。
苦忆君家好巷坊，无多岁月已沧桑。绿槐恰在朱栏外，应有浓阴覆旧房（其三）。
钱到昆明后，居所是文化巷11号，与周钰良等人邻近。据费孝通回忆，文化巷的房子“靠近街头”，是“出城门凹口必经之路”，也能听见街上的“嘈杂”声，可见并非偏僻孤冷的宅邸；而据余斌提供的西南联大地图，文化巷南面翠湖，北临环城马路，东西皆是校区，生活也较为便利，为何钱钟书对这样的居住环境颇有微词呢？
留学期间，钱钟书在英国租赁的寓所，能让他“聊以为家”，并“借取小园充小隐”，周围院落“当门夏木阴阴合，绕屋秋花缓缓开”。杨绛回忆“牛津人情味重”，居所周围的邮差、孩子都对他们很友好，这大概也是钱对于那处居所感情甚佳的原因。此诗的期刊版，有“尚容作主客重来”和“又著庵钟挽梦回”句，足见钱杨二人对该寓所的喜爱和怀念。刚刚归国的钱钟书，在对比中感慨居所狭窄逼仄，室内昏暗，四壁为尘埃所覆，加之对家人的思念之情，因而于室内绕行踯躅，愁绪顿起。“君家好巷坊”与“旧房”句，钱自注是写杨绛家在苏州的老宅。而与杨绛旧宅对比的昆明居所，则似乎有彼佳斯陋的言外之意。第二首绝句呈现了高度封闭的空间中，主体所体会到的孤独和贫匮。而第三首绝句的空间则高度开放，目光移至室外的绿槐和浓阴，记忆中的时间当值夏日，且“朱栏”与“绿槐”相衬色彩鲜明。“好巷坊”与“冷屋”之间，恰恰隐含着潜在的冷热对比，现今之冷暗，与回忆场景之明暖的尖锐对立。这两首对读，既进一步洞明了钱钟书羁旅离索之情，也暴露出他对西南联大生活期待的落空，隐含着冯谖对孟尝君所陈之食无鱼式的牢骚之感。而类似对居所的抱怨情绪却极少见于同期其他联大师生的记述中。
钱钟书对眼前居所的判断，很大程度上受到以前“家屋记忆”的影响，是“修身”与“治国平天下”理想贯彻中，被遮蔽的“齐家”理想袭来的后果。加斯东·巴什拉曾指出：“所有真实栖居的空间，都含有家这个理念的本质”，因此所有主体曾居住过的“庇护所、收容处，房间”都有着“像释梦学的价值”，当我们“住进新的家屋”时，我们住过的其他地方都会得到理想或非理想性的“复现”，此刻的居所无时无刻不在人们居于其中时“点亮不复记忆与回忆间的综合”，因此“家屋”是“人类思维、记忆与梦想最伟大的整合力量之一”。每个人都存有一间“梦屋（maison onirique）”，它“属于梦的记忆”，却失落在真实而遥远的阴影之中，它极大地影响我们“认识”此刻的“种种事物”及“人物”。钱钟书记忆中多次出现的，与杨绛在牛津的住所，及苏州的老宅，催迫着主体生成“挽梦回”的愿望；这种愿望与“影事上心”的（被动承受的）记忆侵袭是同一意识绵延过程的正反两个侧面：无可挽回的失落的“梦屋”在与身处的“冷屋”的对照中得到了理想化的重塑，因而“往事成尘欲作堆”的记忆膨胀感，实际上以作为“孤寂独处之空间”的“冷屋”为开关。宗教意识上颇多自省意味的“前尘影事”在意识绵延中得到了无休止的整合和增长，家庭经验之梦想的负累直接构成了一系列沉吟隐痛、记忆与现实间徘徊局促的诗句。
钱钟书的冷屋系列随笔，最初发表于昆明的《今日评论》，第一篇见刊时间是1939年1月15日，随笔当作于昆明冬季。长期负面心绪影响下，室外的天候似乎也不是“积气无情”的。《槐聚》中的《苦雨》诗很值得注意，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催生“冷屋心态”的气候因素，虽未标创作时间，我们却可据“生憎一雨连三日”句推定大致时间，综合《吴宓日记》、《郑天挺日记》、《朱自清日记》关于天气的记录，1939年昆明连续三天以上几无休止，且符合“石破端为天漏想的”大雨有两次，分别为：4月4日至7日，和5月31日至6月10日（这两个时间点，显然还较“冷屋”体验生成的岁末更温暖）。前一场雨突出寒，后一场雨则持续极久。许渊冲曾回忆昆明“四季无冬夏，一雨便成冬”。吴宓同样常在雨后面对寒室“中夜冻醒”，伴随着骤雨的，往往是“大风，寒甚”，继而思虑老父安危“惶扰不宁”，每每惊醒“危坐椅上，静待天明”。这种情绪与钱钟书思念妻女相似（待旦漫漫夜故长）。而孤身在冷屋内避雨，是“徒看助长浇愁种”，却未能以丝毫雨水“补爱流”，使人备受记忆袭来的煎熬。《苦雨》中记录下的经验，后来也衍化为《围城》中的场景。方鸿渐给唐晓芙的信中发过无论昆明还是上海，自己都愿相随的誓言，向唐晓芙求婚前自己“急得眠食都废”，而“当夜刮大风，明天小雨接大雨，一脉相延，到下午没停过”。而写众人赴三闾大学过程中也遇到“随生随灭，息息不停”的雨，也写到“天不知哪里漏了个洞”式的雨水，虽然“蚓声蛙鼓听相酬”，但旅人难免“纵横斑点，全是泥泪”。又如，形容方鸿渐与柔嘉“吵架像夏天的暴风雨，吵的时候很利害，却过得很快”，恰与“生憎一雨连三日”的负面体验相关。
此外，我们还应考虑到，造成钱钟书对西南联大生活负面印象的因素很多，刚刚回国的钱钟书“在书本以外的日常生活领域”无措手足，甚至常闹出“异乎常情”的笑话。钱常自叹“拙手笨脚”，杨绛回忆中钱钟书25岁时仍“不会打蝴蝶结”，而直到1972年的一个早晨，杨绛还对钱钟书如何点燃炉火感到“诧异”，这也是“他生平第一次划火柴”。划火柴这一基本的生活技能都是钱在花甲之年才学会的。西南联大的文化巷11号之所以冷，恐怕不无钱钟书自身的原因，其中隐含着其整理个人生活空间过程中，所遇到的多种烦恼。
我们看到，钱诗中“聊以为家”的伦敦寓所，以及杨家的“好巷坊”都有完整的内外景物，且多温暖、惬意的修辞表达，更多夏木秋花等周围自然环境描写。而在“冷屋”中，钱甚至连窗户都不愿推开（“摊饭萧然昼掩扉”），也无心观赏景物（“任教庭院减芳菲”）。这就存在一个矛盾，既然钱抱怨“屋小檐深昼不明”，又为何还要紧闭窗扉不让日光照进呢？联大的文化巷11号“冷屋”更像是钱钟书自造的象牙塔，只书写室内的逼仄、阴暗、冷寂和幽闭，或许隐含着，作者社交上，不可名状的挫败感及与他人的疏离感。
不辞触热为君还：人际交往及文学理念上的冷热隐喻
杨绛曾解释过钱钟书为何1939年夏还沪，便不再返回西南联大一事。称钱钟书并不情愿离开联大：收到父亲钱基博来信后，他“满面愁容”，对于到蓝田担任英文系主任一事“并不答应”，但是最终因“妈妈、叔父、弟弟妹妹”等“都主张他去”，且便于“侍奉父亲”，最终勉强同意。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钱钟书与西南联大诸同事的交往中，究竟是否有过不快之感？
王水照曾指出：钱钟书或有一种“特殊的孤独感”，极少人“能与他处于同一水平”，可以“酣谈”，很多场合的交流是钱先生与对方的“单向的施受”。钱钟书的个人光芒过于外露、耀眼，在人际交往中，这样的特性兼具福祸。作为老师的吴宓也对钱的才学评价甚高，指陈钱“大器能成由早慧”，赞赏之情溢于言表（才情学识谁兼具，新旧中西子竟通）。据许渊冲回忆，钱钟书的课，给他的总体印象是有着“独立不羁的英姿”，且讲课妙语不断，这是其他教授所不能比的。钱的不羁姿态和过于外露的才气，却也曾引起作为师辈的叶公超的“挖苦”，说钱应直接留学，而“不该来清华”。跟冯友兰一样，叶公超对钱钟书也曾多有提携之心，曾写信谈及“联大保留一个教授的位置是准备给钱钟书的”，而钱闻后的反应未免太冷：“莫非要我每日三餐都要祈祷感谢叶公超吗？”此中恩怨的缘由我们不得而知，但可确定的是，钱钟书在联大期间与许多同事、师辈相处得并不愉快，且对他们的态度多倨傲而冷峻。此外，叶公超、陈福田、谢文通都是广东人，又多是留美背景，钱钟书是晚辈，且自清华就学时期就有着“任意臧否人物的狂态”，又属留英背景，不能为前派见容也是常事。据杨绛回忆，钱钟书觉得“陈福田是华侨，对祖国文化欠根底”，而当钱在清华上学时，陈“不过”是外语系的普通教师，“远不是”什么“主任”，语调中颇有讥讽意，甚至“不称先生”，亦不呼名，只称“F.T.”，两人也“从无交往”。杨绛这段话深有为夫鸣不平的意思，所谓“从无交往”大抵是气话。因为钱钟书既然认为陈福田不配做自己的老师，而陈福田也是1940年关于重新聘用钱钟书表决中“明示反对”的“忌之者”，说明陈钱之间必然发生过不愉快的经历，而杨绛试图淡化钱钟书得罪过陈福田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又反证了两人恩怨之深。
谢泳指出：宗璞在《野葫芦引》中所塑造的青年教师“尤甲仁、姚秋尔夫妇”就是“影射钱钟书、杨绛”：（夫妇俩）只觉“自己异常聪明”，言语无忌“刻薄冷漠”，毫不考虑“对别人的伤害”。这种言语无忌，举吴宓日记中所记一事也可佐证。吴宓因1939年日军的轰炸，心系留在西安的父亲，时常夜不能寐（求卜决疑来恶谶，积思成梦有哀辞）。吴宓自称“已断尘缘”，而仅与斯世联“二三微丝”，最主要者就是父亲，因而时常“惶扰不宁”。而在1939年7月1日的日记中，吴宓本来“拟赴钱钟书招宴”，却因“疟疾大作”而难以成行。次日，吴宓仍感“倦甚，亦未早餐”，因与张敬、徐芳“勉强步入城中”，先访钱钟书，“乃对钟书略述心”，所陈述的是“宓之冤苦”。随后补记“不意明晚滕君宴席中，钟书竟以此对众述说，以为谈柄！”由于吴宓身体原因，7月3日晚，滕固的宴会，他并未出席，他又是如何知道钱钟书在席间将自己内心私密的苦楚作为谈资的呢？只能说明有人事后特地将此事告知了吴宓，吴宓心中不悦，但并未责怪钱钟书（钱离联大后，吴宓还特意读过钱的课程讲义，感觉“甚佩”）。可见钱钟书确实存在出语无忌的情况，也曾于西南联大生活中见罪于他人。
这种人际交往上的纠葛，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于诗中，未收入《槐聚诗存》，但标明昆明作的《春怀》诗中有“且任积毁销吾骨”语，因而想着“抱芳同尽”，安于“眠”和“食”中静送光阴（“瞢腾眠食送光阴”）。此诗不妨与收入《槐聚》中的《午睡》、《寓夜》对读，抒情主体深夜“袷衣负手独巡廊”，难以安眠地“待旦漫漫夜故长”，而在白日“身如槁木朽还非”，虽均写春日，却掩扉避日，不复入滇时对“春晖”的炽热追求。钱钟书怀念旧游，感慨“积毁销骨”，实际上反映了其在联大时期与同事交往的不如意，很大程度上是因其性格独兀，与陈福田、叶公超等人的摩擦造成的，而将老师吴宓的幽囚悲戚之事在宴会上公开，则显得其性情过于直率，社会阅历不足。
然而孤独感煎熬的同时，抒情主体也享受着孤独。钱钟书平生“最厌恶那些在官场加名利场里混来混去的知识分子，骂他们是市侩和风派”。这时，“冷”反而成为了钱对抗积毁性的、集体化话语侵蚀的姿态 ：“且任积毁”而不愿与热闹合流，对一切“自欺欺人的生活态度”和“虚荣心”的追求，均“看不上眼”的冷淡态度，总是“躲开”或“旁若无人地径自走去”。这种姿态颇有以赛亚·柏林所谓之“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的性质。钱亦对抗战时期，以“居马上”夺舍文学本位的观点颇为反感，并戏谑性地把文坛分为“文人”与“用人”两种阵营，在“用人”看来，“文学必须销毁，而文人却不妨奖励”。可以见出，钱对于文艺本位在抗战语境的集体性裹挟中消失，保持深深警惕。冷屋之冷，也是“文人”比旁人更“轻贱”自身，所体会到的冷，是一种面向客体的自嘲性修辞。钱钟书自忖对“欠缺美感”的“价值盲”的攻击是“高射炮打蚊子”，但“小题目，若不大做”，也便不会有人理会，其对所谓“小店开张，也要请当地长官参加典礼”的比喻便是影射“价值盲”与“权势者”的结盟。钱钟书将西南联大看作一间热闹的“小店”，而自己的冷屋却不想变作人来人往的热锅。其中包含了对权力的蔑视，对“高调启蒙”的怀疑，对文学仅保留宣传意义的警惕。因此“襟抱凄寒不可温”也有不与“虚荣者”共处的意味，避免了向国民党权势者谄媚式的文学政治化倾向，钱与担任系领导的叶公超、陈福田等人的矛盾在这个层面上，则反映了为人姿态和对文学定位的不同。
钱钟书在1939年暑假返沪后的五言古风《杂书》中有句“勿喜暑全收，反忧假过半”，其所忧虑的是假期结束后回到西南联大。这也证明了联大生活和交际，对他来说并不愉快。虽“所愿闭门居，无事饱吃饭”，确是心情愉快的；与女儿玩耍间“自笑一世豪，狎为稚子玩”，显然与“冷屋”生活中苦吟的“瞢腾眠食送光阴”的情绪完全不同。钱钟书自称“性本爱朋侣”，但却“畏热罕诣人”，因而个人处世上甘愿避热就冷，以“褦襶堪为热客讥”、“褦襶程所嘲”等语，比喻穿着臃肿却可“触热”到人家拜访，言外之意是，自己并非真的“畏热”，而是唯有真正的“好我二三子”，方能“相望得相亲”，诗中还提到了徐燕谋、冒效鲁等与之唱和甚多的友人，却没有联大的同事。这也可看出钱秉性高傲，能让其“触热”者寥寥。所以钱才说，恋爱可能是“人生的必需”，而“友谊只能算是一种奢侈”，虽然钱钟书自言上大学时有过“五位最敬爱的老师”皆“哲人”而能与他“更做朋友”（因钱钟书与吴宓在联大时期还常见面，且可互诉心事，吴宓当在五人中），但其中是否包括陈福田、叶公超，可能还要打个问号。《围城》中曾写到，方鸿渐自觉新学期自己对授课，开始“渐渐得法”。“学生对他的印象也像好了些”，跟学生“偶来聊天，给他许多启示”。“他只是奇怪那些跟年轻人混的同事们，不感到老一辈的隔膜。是否他们感到了而不露出来？”因而“会要跟青年人混在一起，借他们的生气来温暖自己的衰朽”，这些学生“眼光准确得可怕”。“他们的赞美，未必尽然”，“但是他们的毁骂，那简直至公至确”。钱钟书不怕那些同事“老一辈”的毁骂，却深深认同学生对老师的毁誉的公正性。这样认识的形成，或许与许渊冲、周基堃在钱钟书课上，表现出的对钱的坦诚和理解有关，钱的联大经验中除了“老一辈”的“毁”，其实也有青年一代的“誉”。《围城》中李梅亭、曹元朗、韩学愈等便是熙来利往的“热客”，整部小说高频出现着“冷笑”，这既包含人物间彼此嘲讽的态度，也包含着钱对以往经历中所认识到的“虚荣”人生毫不留情的揭露。方鸿渐给唐晓芙的信中说“你要到昆明去复学，我也可以在昆明谋个事，假如你进上海的学校，上海就变成我唯一依恋的地方。”这是方鸿渐为后者“触热”，可与钱钟书1939年暑假返沪的心情联系起来理解。可以说，个人体验上的冷，在后来钱钟书的小说创作中，已经衍化为一组承担着特定反讽功能的审美范畴。
据《吴宓日记》，1939年上半学期的课程是在6月30日结束的，而滕固的宴会是在7月2日，因此可以推定钱钟书的《滕若渠饯别有诗赋答》一诗当作于宴后，7月初的几日间，旋即趁暑假返沪，《槐聚》中，离开昆明前最后一首诗《发昆明电报绛》当与滕固的唱和诗创作时间相近。刚入滇时，钱豪情满怀地以柳宗元自勉，而离开时只剩下“谁使吾山之囚吾兮”的悲戚，虽反其意以勉滕固，“莫摹子厚囚山赋，诸峰易挫割愁铓”，却暴露了初入滇时，“能与宗元夺柳州”的自我形象期待的幻灭。
当久囚冷屋的钱钟书行将离开，是以“不辞触热为君还”的姿态，一语双关地混淆了个人情感与天气情况，是为重要的人，走出情感上的冷峻，并且“毅然独客归初伏”，仍然保持着独立狷介的秉性，既未写到友人相送，也无人结伴同行，1939年的初伏日为7月22日，钱钟书此时归家，诗中那种无所顾忌的愉快心情跃然纸上。据许渊冲日记载，7月24日，钱钟书班上的英文学年考试成绩公布。钱诗中的“欲去宁无三宿恋”当是完成期末最后的评卷工作，而钱那种一刻也不想停留，只想尽快返沪的心情也很值得玩味，其此刻所做的“江南梦”已经不是家国意义上“无堪画的江南”，而是与身处西南联大“蛮村古驿间”对比意义上，单纯的个人价值上“梦屋”的复归。这首家书性质的诗作，透露出钱钟书对云南“蛮村古驿”不快记忆的总体描摹，直抒胸臆地欢欣于归乡，而对杨绛的触动似乎更大：《我们仨》中，晚年杨绛将死亡比作“古驿道”，而自己相继在古驿道上送别了丈夫和女儿，像是一片回不到江南梦中的“黄叶”——30年代末的钱钟书曾写下的“诗人身世秋来叶”、“江南黄叶已无村”音犹在耳——自己与钱钟书最后的住所“三里河的家”终于“不复是家”，而是古驿道上再次长别的“客栈”，这无疑是巴什拉所谓之“梦屋”和“家屋”相继失落的象征。
范旭仑曾指出，钱钟书完全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样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现代隐士”，而是“热情洋溢、爱憎分明，对生活怀有强烈激情”的人，在澄澹与谨严的表象下，“狷急”与“豪迈”时现，更易因别有所激，而发“忧世伤生”之思。钱钟书冷的外表下隐藏着热的心，热是常态，冷是插曲，当面对外界熙攘恶浊之热的侵蚀，则愿意抱定“凄寒”。从归国途中，到任教西南联大，再到去职，短短一年间，钱钟书的心理状态经历了剧烈起伏，其轨迹或可归纳为“由热到冷再到热”。
钱钟书因回国途中感于山河破碎、国经乱离，而作“可畏从来知夏日”之隐喻时局的比喻，因感时忧国情绪而以桂馥、桑悦等多位仕宦西南惠泽一方的前贤自比，表达了归国之初，热切、激昂的政治理想和“修身”与“治国平天下”齐备之传统话语追求。而在西南联大生活的半年多时间中，钱诗情感迅速由热转冷，由多集体性的“陆沉之忧”转为高度个人化的负面情绪书写。钱钟书心灵深处失落的“梦屋”在与当下“冷屋”的审美对照中，得到了理想化的塑造，因而“往事成尘欲作堆”的记忆膨胀感是其这一时期集中书写“室内”之“寒意”的直接原因。而在人格气禀上，“冷屋”也隐喻着人际交往和文学立场层面，钱“襟怀凄寒不可温”的“消极自由”心态，将西南联大比喻为众人熙来利往的“小店”，而忧心与“虚荣者”合流，忧心落入“高调启蒙”意味的，谄媚式的文学政治化倾向的陷阱，也以“抱冷而不触热”作为一种人际交往准则。
这一年多的由热到冷再到热的经验，在钱钟书后来的写作中复现，衍化为一组承担着特定反讽功能的审美范畴。钱钟书的西南联大经历尽管看似一次失败的“自我技术”，意义上的实践，但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也给予其更多样化的、独立的审视世相人寰的姿态，终是出离于群体，身处冷屋，抱定凄寒，以冷眼面对熙攘人流。
“冷屋”这一空间意象，何尝不是个人为抵御“热流”而早已建成的围城？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