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的《悲惨世界》出版于1862年，在长篇小说中也可谓巨制，共5卷365章，字数超过65万个法语词。在这个速食时代，能潜下心来啃下整部小说的已经不多，加之原著三分之一篇幅属于题外话，并不推动剧情，徒增了阅读门槛，也间接鼓励更多人通过影像等改编作品来了解这部经典名著。
为什么破圈的是音乐剧版？
《悲惨世界》的影视改编至少有上百种，有记载的最早一个竟然出现在小说诞生的同一个世纪，即1897年卢米埃兄弟拍摄的一个短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观众最早接触到的，大概是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的1958年法国版，让·卡班主演，时长近四个小时，以忠实原著而著称，但缺乏原著的恢弘气势。连姆·尼森主演的1998英文版对普通影迷颇为友好，眼熟又恰到好处的明星阵容，删繁就简、只抓主线的情节，成就了一个入门导读性质的简易版。
若嫌电影容量不足以覆盖小说内容，可以观看2018年六集英国剧集，或2000年四集法国剧集，都是大卡司。最长的可能要数2013年45集的越南改编版，或许只能吸引本地观众。这些都只是本世纪的改编，其他国家和其他时代的翻拍更是不胜枚举。
到目前为止，真正出圈的改编是2012年的音乐剧电影。严格说，是《悲惨世界》的音乐剧版做到了跨越文化、时代和欣赏人群，而电影又成功复制了舞台剧的魅力。这里包含了两层偶然性：经典文学改编成舞台剧，成功概率恐怕要低于直接拍成影视，而经典舞台剧搬上银幕，成功率更低。当一大批非音乐剧爱好者被该片打动时，便是西谚中所说的好多颗星星排成了完美的直线，可遇不可求。
内在原因值得细究。影视擅长写实，舞台偏向风格化。现代观众的脑回路受影视的潜移默化，因此雨果的浪漫主义风格显得颇为夸张，人物往往“轴”得难以置信。舞台剧的形式，尤其是把内心戏唱出来的音乐剧或歌剧，比较适合表现这样的大爱大恨，那些源自文学的舞台剧多半属于浪漫派，就是这个原因。《悲惨世界》拍成大电影有点吃力不讨好，剧集则容易滑向狗血煽情的路线，这也是越南、西班牙等国愿意翻拍的原因之一，可以无缝衔接哭哭啼啼的通俗剧。
19世纪是西洋歌剧的黄金时代，居然没有著名作曲家改编这部小说，着实令人意外（威尔第的《弄臣》和《厄尔南尼》源自雨果小说）。对传统音乐剧来说，这个故事不仅过于庞杂，而且气质也不对，不似《巴黎圣母院》一看就知适合音乐剧模式。《大悲》（国内粉丝对它的昵称，西方有类似的叫法Les Mis）有搞笑元素（德纳第夫妇），但一点也不轻松愉快；有俊男美女的爱情，但被放置于沉重的历史框架。音乐剧版的演变充满了反逻辑的神操作：它最初是1980年法国出品的概念唱片（这倒跟多部英国音乐剧相似），剧作者阿兰·鲍勃利的灵感来源是狄更斯《雾都孤儿》改编的英国音乐剧《奥利弗》。唱片问世后同年，制作出舞台版，连演一百场，观众达50万人。
至此，这改编算是相当成功了，但它并没有走出法国。五年后，英国金牌制作人卡梅隆·麦金托什跟皇家莎士比亚剧院联合制作推出英文版，不是法国原版的翻译和照搬，而是动了很大手脚，歌词几乎另起炉灶重写，并且达到了类似桑德海姆歌词的超高水准。是这个英文版冲向了世界，成为一艘现象级的文化巨轮；法国词曲作者把它视为官方版本，之后法国上演的法文版是从这个英文版翻译回去的。
伦敦西区的这轮演出一直到2019年，总共13000多场，成为全球戏剧史上单轮演出场次最多的大型音乐剧——只有两部戏单轮场次超过了它，一部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西区话剧《捕鼠记》，另一部是纽约外百老汇的小剧场音乐剧《异想天开》。
讽刺的是，当初的伦敦剧评界集体看走眼，当地权威报纸说它是“缺乏睿智的人造娱乐”，是“用维多利亚式奢华堆砌出来的维多利亚式狗血剧”，文学界更是看不惯娱乐业碰瓷他们的伟大经典。然而，观众看了喜欢，他们感动了，流泪了，原本只定三个月的戏，愣给演了34年。除了伦敦的旗舰，还有连演16年、共6680场的百老汇首轮，以及数不胜数的世界各地版、巡回版和学生版，全球演出场次共约5万场，光是正式发行的录音就达40多种。
《悲惨世界》的文学内核
我最早欣赏该剧是在32年前它开始美国西部的首次巡演，一向轻松欢笑对待音乐剧的我居然看得泣不成声；多年后看电影版仍会潸然，但泪点却变了，从感情充沛的场景移到了一些深沉之处，尤其是迪捏主教。相比之下，我观赏多个英语和法语影视版时，最强烈的感受是情节的诸多巧合及感情放大后的失真。
原著的宏大既是优势，也是障碍。改编者不可能什么都抓，只能截取各自认为重要的元素，而这能直接影响改编作品的定位和境界。雨果原著有大量历史背景，全部搬上银幕或舞台，只有熟知那段历史的观众才能避免晕眩。故事高潮那场巷战，很多西方观众误以为是法国大革命，而社会主义国家则有人看成了巴黎公社；其实，那既不是1789年的第一次法国革命，也不是1830年的第二次法国革命，更不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而是1832年的六月起义，仅持续两天，若不是大文豪写进名著，早就淹没在历史洪流中了。
音乐剧版并没有深入探讨保皇派和共和派的具体主张，但它提供了拉马克将军之死这根导火索；对于普通观众，只要区分热血青年和反动势力就能抓到要点，无需历史基础。最激动人心的一首歌《你可听到人民的歌声》基本上是架空的，可以用于任何同类事件，而背景知识较集中的歌，比如学生们在咖啡馆唱的《红与黑》，出现了“圣母院”等多个地名以及“国民卫队”等指涉。可以说，越是涉及具体细节的歌曲，越像承担叙事功能的歌剧宣叙调，也越难以脱离故事而广泛流传。这种化繁为简或高举轻放的方式通常带有外人视角，即在超量的戏剧信息中捕捉能广泛引发共鸣的重要元素，放弃或集中处理难以快速消化的繁琐细节。
还有一处也能说明该剧（及该片）的取舍：一般人都记得主角冉阿让是因偷窃一块面包而坐了19年牢狱，你若细听第一首歌词，会发现最初判刑是五年，后来因为逃跑而不断加刑。这仿佛是为了堵杠精们的嘴而加入的细节，也就是说，这故事可简可繁，你可以只抓提纲要领，也可以从某几首歌的字里行间还原大量小说内容。
我举这两个例子，是要说明文化传播中一对重要的矛盾——普适与特异，前者为了扩大抵达群体，后者为了提升质感。这个戏绕道英国走向世界，其中的秘诀是更好地拿捏两者之间的平衡，让路人观众一举抓住要点，让原著党和戏迷不断探索发现。
一个普通中国观众，无需精通英语或法语，也无需历史知识，即可迅速领会该故事的主题，即构成主要戏剧张力的法律和道德的较量。沙威警长是法律威严的符号，你把他想象成机器人更易理解。通俗剧的套路会把他诠释成坏人，但他不是最终回头是岸的恶棍，他对法律的解读和执行超越了人的范畴。从统治者的角度，沙威是完美执法者，绝不夹杂一丝杂念，而且刚正不阿，不会因为怀疑市长大人的身份而设法从中为自己谋利。
在雨果的价值排序中，法律秩序标示着低端的尺度，而道德系覆盖其上、更广泛也更高级的规范。冉阿让多次触犯法律，不停被警长追捕，非但不会令人感到他罪不可逭，反而觉得那是恶法将人逼上绝路，由此对届时的法国体制产生质疑。
冉阿让这个角色比沙威更具复杂性，但同样经不起现代人的逻辑审视，比如歌词里夸他当市长造福一方，但那座小城及他管理的那家工厂无时无刻不在发生人间悲剧。不妨说，他那善良到天真幼稚的价值观在那种环境里寸步难行，更甭说当上市长了。
影片颇具回味的，是冉阿让和沙威既对立又交融的一体两面，沙威在对白歌中反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