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雷顶》是刘海栖“献给我们亲爱的父亲和母亲”的新作，也是继《有鸽子的夏天》《小兵雄赳赳》《街上的马》之后的第四部儿童长篇小说。自《有鸽子的夏天》开始，刘海栖将创作聚焦于50多年前的童年时光，在那条叫作“山水沟”的街道中，书写一群街道少年的成长故事，细密而流畅地讲述养鸽子的男孩海子、二米、鸭子等小伙伴的夏日经历，讲述刘家豪、何健、大亮子这些奔跑在“街上的马”。伴随着这些率真而富有个性的少年们的是同样出彩的大人们，如郭一刀、徐叔、赵理践。他们身上满溢着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特有的气息与质感，真实而自在地生活着，或狡黠或善良，或豁达或艰难。作家通过这个由形形色色的孩子与大人构成的山水沟，建构了不同于以往读者所熟稔的乡村叙事的另一个地域景观——城市街区的少年成长和生活常态。从这个意义来说，刘海栖的儿童小说是别具一格的。当然，支撑这群城市少年故事的还有他独具特色的叙事和语言，作家称其为“毛茸茸”的语言。
在《风雷顶》中，作家并未延续“山水沟”的故事，而是将童年书写的视线投向更为久远的时代，从作家亲历并了然于胸的童年时代拉回到久远的战争岁月，讲述父辈的故事。这样一种迎向叙事难度的创作及其不事雕琢的自然圆融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儿童文学童年书写和叙事可能性的一种“构建和探索”，这部作品给读者最突出阅读感受就在于其童年书写与文学叙事的自在状态。
作家曾说，“我很感谢我的童年，我们像草籽一样，被风刮过来刮过去，在所有的地方生根发芽长大，长成自己的模样，为生命发出自己的声音，亮出自己的姿态。”基于这样的童年观念，《有鸽子的夏天》《街上的马》描摹了一种自然率真的童年声音和姿态。不同于对作家童年记忆的打捞与呈现，《风雷顶》书写的是父辈的故事，父辈的讲述与叙事者的经历、感想、资料佐证有机糅合。全书分为“风过乡野”“雷鸣岁月”上下两部，以父亲对童年经历的讲述贯穿始终，作为叙述者的“我”以在场或不在场的聆听者、记录者、亲历者诸多身份自在地穿梭于父亲的童年、“我”的童年以及父子俩当下的生活状态中。
“我退休之后便搬过去，跟他们一起住，方便照顾。”小说一开始呈现的叙事者是一个退休的老人，照顾90多岁的老父亲老母亲，故事围绕隐含作者“我”与父亲的一次又一次谈话展开。作家特意保留了谈话的现场感与语态特质，“父亲说”“我说”“母亲说”在文中频繁闪现。经由“我”的整理与说书人般的再叙述，以“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来串联丰富庞杂、看似散乱无序的人物、细节和故事，并在相应地方予以补充、解释，辅以必要信息的说明。“那是1954年，宪法颁布，给我起名叫立宪”“剩是小名，过去农村人有了孩子，取个贱命好养活，就叫他剩”“那头驴还有故事，以后慢慢说”“那是我们小时候很心爱的点心”等类似或解释或交代或插叙的语言，完成了有密度的写作尝试。
“看瓜的分两种”“知了分三种”“父亲对磨面很熟悉”“猪惴儿惴儿地叫了一路”，在父亲的讲述中，上篇的主要人物父亲、母亲、爷爷、奶奶，以及金彩奶奶、福顺公、剩、小菊等悉数登场，每一个人物或细水长流地详尽道来或蜻蜓点水一带而过，却都有其独到的生命轨迹和精神样貌。作家在多人的回忆或对谈中展现了宏阔的历史与浓郁的生活气息。“杏分两种”“上学了”“过年了”这些素朴的标题却牵连出趣味盎然的童年往事以及多元绵密的家乡风物习俗，有童年小伙伴偷瓜的调皮行为，有放爆仗和各种吃食的欢乐，有赶山会的种种趣闻，有金彩奶奶的慈祥，有讲究的过年习俗，有父亲的上学的点滴回忆……“杨树分两种”“看瓜的分两种”“知了分三种”，父亲的回忆中交织着过往岁月的热闹欢欣与贫苦不易，有艰苦岁月中人们的讲究与智慧，有人性与人情的种种美好。
如果说儿童文学是一种有难度的叙事，其沟通的是作者的成人生活经验与作为隐含读者的生命体验。儿童文学的叙事难度也正源于此，这就对作家的叙事调度与转化能力形成巨大考验。作家要以儿童能理解且并不隔膜的方式展现广阔而丰富的社会历史生活与人性的幽微隐秘。刘海栖对叙事的驾驭依循的是“生活流”的方式，娓娓道来的是生活琐事，一次次闲话家常。全书并未安排贯穿始终的核心事件，有的只是父亲的讲述，而且故事的讲述中不断有跳跃、闪回，在很多地方甚至有作家跳出来的插叙。这种叙事的自信在下篇“雷鸣岁月”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下部聚焦战争岁月的书写比上部的父亲童年往事更有叙述的难度。在上部的结尾部分，作家巧妙地安排了结构的过渡，在过年和扭秧歌的欢喜氛围中不断强化人们对安稳生活的珍惜，接着笔锋一转，“后来鬼子来了”几个字，就将读者从充满生活气息和风俗的日常叙事带入到下部的战争岁月。
下部的开场依然是父亲的讲述，父亲再一次提到杨树，讲到学校的“接官”事件，讲到看电影，讲到住姥姥家的见闻，讲到打鬼子的故事。在下篇相对线性叙述的故事中，作家有意编织进了更多对战争与历史的思考。会看阴阳和风水的响姥爷故事套故事的讲述，从“剩”到八路军刘得胜的成长故事，既延续了上篇民情风俗的奇趣好玩，又加入了特定历史时代的个体命运。新鲜玩意手电筒、电灯等细节映射了时代变迁，“把电灯连着电线还有灯绳，都用刀子割下来”带回乡下的老头，看似戏谑的故事，却是时代的风云变幻、时事波诡云谲境遇下微小个体的真实写照。在父亲讲述的同时，作家补充了大量史料，有对特定战争时间的考证，有对人称“胶东王”的军阀赵保原的人物资料补充，有“马石山十勇士纪念馆”、鬼子血洗战场泊等相关史料，这些史料的融入并不僵硬生涩，这或许得益于作家话家常般的叙事口吻。
这些细密植入的内容为作品增添了深度与厚度，但作家有明确的隐含读者，时刻意识到这是面向儿童的写作。书中不断出现的“我”的声音与“我”的观察，如“我把这些告诉你们，咱们共同记住”等对读者提醒的话。这是一个有谋划意识的叙事者，他运筹帷幄、自信地讲述并驾驭着故事的节奏。这样一种从容不迫、有条不紊的自在叙事，在儿童文学中是极为难得的。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自在的讲述，以往给叙事造成困扰甚至被搁置的更驳杂而繁复的社会生活才有进入故事的可能。叙事者无须隐藏自我，而是不时打断叙事的流畅，交代父亲母亲当下的状态，表达“我”对他们的看法，这种带有评述性质的文字很好地完成了对叙述者“我”的形塑。正是这种不以主题故事为单一叙事目的的讲述方式，赋予了这作品独特的叙事魅力，给儿童文学叙事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作为一个深耕童书出版达三四十年的优秀出版人，刘海栖直言自己一直在思考一个重要问题。早在上个世纪末，刘海栖就在题为《开拓儿童文学创作的新领域》的文章中，探寻对儿童文学创作领域的新构建与探索。当年的他策划出版了现代军事题材的“猎豹丛书”，邀约周大新、阎连科、于波等成人文学作家进行少儿军事题材的创作。他认为“拓展儿童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的题材，扩大所反映的社会层面，向少年儿童读者呈现尽可能广泛的生活场景，塑造多种多样的形象，塑造丰富多彩具有时代精神的主题，是繁荣儿童文学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目前少儿出版工作者的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少儿军事题材以及影响深远的“漂流瓶”丛书对域外儿童文学的引进，都是这种拓展的积极尝试。而在近年来的儿童小说中，刘海栖又将儿童文学创作新的构建与探索在儿童小说中予以真切的落实。这样一种不重复自我，以不断思考姿态，从不同维度对儿童文学的可能的探索，是一个优秀的儿童文学从业者的值得致敬的风貌。这也正是《风雷顶》自在的童年书写和叙事背后传递的更值得尊敬的一种精神风貌。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