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是对文学作品创作规律的总结，是对文学作品内在价值的理性思考，是围绕文学文本意义的系统化阐释体系。文学批评作为文学理论的具体实践，要在文学理论总结出来的规律与方法论基础上，对具体的文学作品进行剖析评判，揭示作品创作的成功与失败之处，向读者解释作品本身所蕴含的客观意义，进而不断发展和完善对于文学作品的普遍性评价标准。
理论与批评的分离
本来，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之间应具有水乳交融、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关系，文学理论必然是对于批评实践具有普遍性、稳定性和规律性的指导，文学批评也必然是在理论指导下的批评实践，并用实践所积累的经验反过来丰富文学理论。然而，今天我们却看到另一种情况，那就是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似乎渐行渐远。
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分离，具体表现如下：一些理论研究者，特别是那些把当代西方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奉为真理的人，其研究日益脱离具体文学作品，执迷于从概念生成概念、从理论生成理论的自我循环游戏，自说自话，似乎忘记了文学理论到底是因什么而存在。对于某些批评家来说，其批评实践已经脱离了理论的规范与指导。文学批评成为关于文本的私人感受与情绪表达，沦为印象式的、碎片化的、无根无据的主观臆断，不再具有规范文学作品创作成败、评判文学普遍价值的作用，也失去了升华为文学理论的可能。
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这种相互分离的趋向，对双方的发展都具有很大危害，更对中国文学理论体系构建形成阻碍。分析这种现象产生的成因，找到克服这种现象蔓延的方法，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的重要任务。
从古典到当代的演进
从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发展历程看，在古典时代，文学批评家往往就是诗人、戏剧家、散文家，是文学活动的实践者。在创作之余，他们将自己的文学创作经验加以总结，形成了一些或成体系、或零散的对于创作技巧的论述，并借此对其他文学作品进行评判。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创作、文学阅读之间是紧密联系的。这一点，中外皆然。在这个时候，文学批评还没有走向学院化、职业化。人们在评价文学作品时，有两个基本预设：一是认为作者直接把自己想要抒发的情感、意志、意图寄寓在作品文本中，即“诗言志”；二是阅读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在文本中发现作者的意图，即“以意逆志”。以上两个基本预设长期被人们所认可并接收。直到19世纪，受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思潮影响，人们在对文学作品进行评价时，更加关注对文本作者的研究、对作者意图的揭示与把握，以及作品与现实社会、外在世界的联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在欧洲的大学中，随之产生的是专门从事文学研究的职业文学教授与评论家。在文学专业成立之初，它面临着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首先，当时的文学研究还未摆脱语文学与语言研究的限制框架，对文学文本的研读，大多出于文法研究的目的。其次，相较于当时在大学人文学领域占主流地位的古典学，研究通俗文学难登大雅之堂。最后，当时不少人对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合法地位持质疑态度，认为文学阅读不过是一种鉴赏活动，所凭借的不过是每个人不同的品味、偏好以及欣赏能力。对于一部文学作品，似乎每个读者都能发表一番感受，根本不需要也不可能有一套关于文学批评的理论与方法体系。
因此，当时学院中的职业文学研究者、文学批评家们迫切需要通过某种途径确立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可靠地位，提升文学研究的专业门槛。一种有效的途径就是让文学理论像其他学科那样（特别是当时的自然科学）具有“科学性”，能围绕自己的研究对象形成一套可验证的、可积累的、能够准确描述研究对象本质与规律的方法体系，并以此作为学科的奠基。唯有这样，才能去除文学批评中令人诟病的主观性，摆脱简单的感受与观察，让文学批评以严密的科学方式展开，体现出客观性、普遍性和有效性。在这种科学主义的鼓舞下，20世纪接连出现的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思潮，虽然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所差别，但本质上无不是以追求所谓文学研究的“科学性”为标榜。
在上述追求专业性的过程中，文学研究大致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关注文学文本本身，诸如形式主义以及在形式主义影响下出现的新批评派、结构主义等，都把文本单独从文学活动整体中切割出来，当作文学研究的对象，在文本内部探寻其在修辞、语义、结构、形式等方面的规律；二是关注人本身，这个阵营包括精神分析理论、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等，均寄希望于通过研究人本身来实现对文学本质的研究。
偏颇与极端的误区
应该说，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无疑对开阔文学批评的思路、扩展文学研究的可能性曾起到积极的启发作用。但令人遗憾的是，上述各路流派最后却都走上了偏颇与极端的道路，这首先表现在把文学活动整体中的某一构成部分当作文学本质的全部。注重文本者，抛开了与文本生成、发展与传播密切相关的外部社会历史语境，只谈语言、只论形式，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才具有“科学性”，仿佛文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现成之物。关注“人”者，其论说的已不是处于具体社会生活关系中的现实的人，而是一种抽象的人，或是一种全然由欲望或本能所宰治的人。持有这一主张的理论家要么追求所谓“超验”，要么诉诸“直觉”或“欲望”，唯独不去探求社会生活中现实的人，从而把对人的研究带进了误区。这两条进路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把作者、作者意图和文学作品所处的历史社会现实排除在文学研究之外。
此外，为了不断彰显自己的“科学性”与“专业性”，当代西方文学理论还大量借用文学之外其他学科的话语体系，来“论证”理论的合法性。这种情况愈演愈烈，以至于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那些西方文论，其提出者往往不是专门从事文学实践的作家、文学理论家。比如德里达、阿尔都塞、德勒兹等人是哲学家，布尔迪厄、鲍德里亚等人是社会学家，还有一大批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文化学者、精神分析师，都在文学领域发表高见。但是，当他们在谈论文学时，真正的焦点已不是文学作品与文学批评本身，文学文本成为他们证明自己理论正确性的注解，成为一种有用的工具。
乔纳森·卡勒在《文学理论入门》一书中描述了这种在20世纪颇为“诡异”的情形：“我们被告知，‘理论’已经使文学研究的本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过说这话的人指的不是文学理论，不是对于文学的本质和文学的分析方法的系统解释。比如，如今当人们抱怨文学研究的理论太多了的时候，他们可不是说关于文学本质方面的系统思考和评论太多了，也不是说关于文学语言与众不同的特点的争辩太多了……确切地说，他们指的是非文学的讨论太多了，关于综合性问题的争辩太多了（而这些问题与文学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还要读太多很难懂的心理分析、政治和哲学方面的书籍。理论简直就是一大堆名字（而且大多是些外国名字）……”这番话可谓一语中的。
走出文学研究的窘境
今天我们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所看到的理论与批评分离的现象，很大程度上源自一些人对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过度追捧与盲目迷信。不少学者把注解当代西方文论当作自己的研究重心，却忽略了作为理论真正来源与基础的文学创作、审美实践，以致理论研究成为一种学术自我炫耀。应该看到，当代西方文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严重弊病，突出表现为在研究文学活动时常常采用错误视角，以及由此带来的在指导文学批评实践上的无能为力。诚如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所言：“多数学者在遇到要对文学作品实际分析和评价时，便会陷入一种令人吃惊的、一筹莫展的境地。”
造成这种窘境的原因，首先是因为这些“文学理论”脱离于活生生的文学创作实践过程，把孤立的文本或者抽象的人当作文学研究对象，找错了文学研究的切入口。海德格尔对此有深刻认识：“作品的被创作存在只有在创作过程中才能为我们所把握。在这一事实的强迫下，我们不得不深入领会艺术家的活动，以便达到艺术作品的本源。完全根据作品自身来描述的作品存在，这种做法业已证明是行不通的。”罗兰·巴特一句“作者死了”，把作者驱逐出文学，从作品中衍生出一个孤零零的“文本”，结果只能使文学面目全非，失去自己的独特性与整体性。离开了对作者的关注，离开了对作品创作过程的探讨，离开了对文学独特审美活动的把握，去追求那种所谓不受变量条件干扰的“科学性”，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越来越不科学。严肃的文学批评，应该把作者请回来，把重点放回到文学创作与审美实践上，重新回归从批评实践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又以理性认识反过来指导实践的良性循环中。
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相脱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理论研究”脱离了大众，成为一种居于象牙塔中的精英游戏。当代西方文论一直体现出精英主义倾向，理论家们不断抬高文学研究的技术门槛，把越来越多的大众排斥在文学门外，就像卡勒所言，要是不先去读读那些艰深晦涩的各式理论书籍，一般人很难进入文学批评的领域。当然，作为职业的文学批评家，他们对文学作品的鉴评不能像多数普通读者一样只停留在主观性的感受与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批评家的话语就不能让一般读者看懂。恰恰相反，批评家的任务就是要通过专业的、令人信服的文学作品阐释，引领大众参与文学阅读与欣赏活动。如果忘记了文学来自于大众、成长并兴盛于大众这一基本历史事实，文学研究最终只能是空头理论，文学批评最终只能是精英小圈子里的孤芳自赏，成为无源之水，必将干涸。
因此，理性看待当代西方文论，在认识其借鉴价值的同时，看清它的固有局限性，把中国文学理论建设、文学批评实践同作家的创作、大众的阅读统一起来，让文学与大众、与现实社会生活紧密结合，才能改变当前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相互分割的情况，从而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实践和文学经验。
（编辑：夏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