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不平凡的一年，世界发生了太多事。

　　文学仍然是重要的，在我们克服困难的环境时尤其如此。在不断分裂的态势如此危险、不确定性如此剧烈的时代，我们必须聆听——写作与阅读永远会帮助我们。

作家石黑一雄

　　01

　　如果你在1979年的秋天碰到我，你可能很难给我分类，不管是社交上还是种族上。那时候我24岁，你会觉得我的一些特点看起来是日本式的。但是我又很不像当时大部分在英国的日本人，留着披肩的长发，还有着土匪风格垂下来的胡子。

　　唯一在我身上可识别的是谈吐中的口音，是那种英国南部乡村长大的孩子的口音，这也是受了毫无生机的已经过时了的嬉皮士年代的白话影响。如果我们有交谈，那我们可能在讨论荷兰足球运动员的战术，鲍勃·迪伦的最新专辑或者那一年我在伦敦和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一起工作。

　　如果你提到日本，问我关于它的文化，你可能会感受到我态度中的一丝没耐心的迹象。我不得不承认，作为一个五岁就离开日本，甚至连假日都没有回去过的日本人，我对日本文化一无所知。

　　那一年秋天，我背着背包拿着吉他和一个随身携带的打字机来到巴克斯顿、诺福克——一个英国小村庄，老的水磨坊和平旷的农田包裹着它。我来这里是因为我接受了一个来东安格利亚大学的创意写作研究生的学习机会。大学离诺维奇大教堂镇有十英里远。

　　我租了一间屋子，在经历过伦敦那狂热的日子后，这段不同寻常的安静与独处时光将我转换成为一个作家。事实上，我的小房间并不像传统作家写作的阁楼，它倾斜得让人有一些幽闭恐惧症般的不舒适，尽管我踮起脚尖能看到窗外的风景，那是一片伸向远处犁过的地。

　　正是在这个房间，我仔细检查了夏天写的两个短篇，确保它们足够好才能在我的同学面前展示。它们都不是写得很好。我还写了另外一个故事，关于一个青少年毒杀了他的猫，背景设置在当时的英国。有一天晚上，在我来到那个房间的第三周或者第四周，我发现自己用一种新鲜又紧张的强度书写日本、书写我的出生地——二战最后岁月里的长崎。

　　我必须要说，这个效果让我感觉很惊喜。如今，对于一个有抱负并有混合文化背景的年轻作家而言，在作品中寻找自己的根是一种盛行的文学气氛，但当时却远非如此。那时候距离英国“多元文化”文学的爆炸还有几年的时间，萨尔曼·鲁西迪还是一个无名小卒，出了一本绝版小说。

　　
　　如果去问当时年轻的英国作家，人们可能会提到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年长的作家则可能是艾丽斯·默多克、金斯利·艾米斯、威廉·戈尔丁、安东尼·伯吉斯、约翰·福尔斯，外国作家会是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米兰·昆德拉或博尔赫斯只占少数，对于热衷阅读的读者来说，提他们的名字没有任何意义。

　　就在那样的文学气候下，我完成了我的第一个日本故事。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新方向，但我马上提醒自己这种突破是不是不应该被看作是一次自我意淫，也怀疑是不是不应该迅速回到被称作正常的那个文学主题上。

　　在大量的犹豫之后，我开始让别人看我的故事。就这样，我回到房间里继续写，从1979年冬天到1980年入春，除了我们班的其他五个学生，卖早餐麦片和羊肉肝脏的零售商，还有我的女友——也就是我现在的妻子罗娜，她每两周看我一次，我没有见过任何人。

　　那不是一个平衡的生活，但是在那四五个月里我完成了我的第一部小说《远山淡影》的一半，也是写长崎的，关于原子弹掉落后的那几年。我记得那段时间偶尔还会构思一些不是发生在日本的短篇故事，却发现我的兴趣在迅速减退。

　　至今为止，这些日子对我来说仍然很重要。如果没有这段时间，我可能不会成为一个作家。也正是从那时开始，我经常回望并反问自己：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这些能量从何而来？我的结论是，在生命的那一刻，我投身到了一项非常紧急的保护行动中。

　　02

　　1999年十月，我受德国诗人克里斯多夫·休伯纳（Christoph Heubner）邀请，以国际奥斯维辛委员会的名义去参观之前的一个集中营。我住在奥斯维辛青年中心，离第一个奥斯维辛营地和比克瑙死亡营两英里远。他们带我转了这些地方，并非正式地会见了三名幸存者

　　我那时44岁了，我开始考虑二战，属于我父母那一代人的，它的恐怖和胜利。但是现在我突然想到，目击过这种大事件的人很多都死去了。记住历史的压力是不是到了我们这一代人肩膀上？我们没有经历过战争，但是我们被父母抚养长大，战争不可磨灭地摧毁过他们的生活。我，作为一个公众面前讲故事的人，有没有我还没意识到的责任？有没有一种责任去把我们父母这一代的记忆和教训传递下去？

　　1989年《长日留痕》获布克奖时石黑一雄与妻子

　　之后，我在东京的观众面前演讲，前排有一位听众问我接下来准备怎么做。更具体地说，这位提问者指出，我的书经常关注那些经历过重大社会和政治动荡时期的人，然后他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并想方设法向自己更黑暗、更可耻的记忆妥协。她问我未来的书是否会持续相同的领域。

　　我发现自己给出了一个没有准备好的答案。我说是的，我总是写那些在遗忘和回忆之间挣扎的个体。但是未来我想写一本关于一个国家或者社区是如何面临这个相同问题的书。

　　一个国家记得和忘记事物的轨迹和个人一样吗？他们在哪儿保存记忆？记忆是如何被形成和控制的？有时候忘记是制止暴力循环，阻止社会瓦解成混乱或战争的唯一途径吗？另一方面，稳定的自由国家是否真的可以建立在任性随意的失忆和令人沮丧的正义的基础之上呢？我听到自己回答她这些问题，但是那一刻，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做。

　　03

　　我们把目光转到现在。我最近醒来，发现自己多年以来一直生活在一个泡沫之中。我没有注意到我周围的许多人他们的挫折和焦虑。我意识到，我的世界——一个充满讽刺，开明之人的文明世界，充满刺激的地方，实际上比我想象的要小得多。2016年，令人惊讶的一年——令我感到沮丧的是，欧洲和美国的政治事件以及全球各地的恐怖主义行为让我不得不承认，我从小就认为理所当然的自由人道主义价值可能是一个幻觉。

　　所以，我，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在这儿揉着双眼，试图从迷雾中辨别这个世界的轮廓，这个直到昨天我才开始怀疑的世界。我，一个疲惫的作家，来自一个理性疲乏的时代，是否能找到能量来注视这个陌生的地方？在社会努力适应巨大变革的时代，我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在情感层面给将来的争论、争斗和战争带来新的视角？

　　我必须继续努力，尽我所能。因为我仍然相信文学是重要的，而且在我们克服困难的环境时尤其如此。但是我会期待年轻一代的作家来激励和引导我们。这是他们的时代，他们将有我缺乏的知识和本能。在书籍，电影，电视和戏剧的世界中，我看到了今天的冒险，激动人心的才能：四十，三十和二十岁的男人和女人。所以我很乐观。为什么我不应该乐观呢？

　　
　　但是，让我完成呼吁，如果你喜欢，我向诺贝尔呼吁！要让整个世界都摆正是很困难的，至少让我们思考一下，我们如何才能做好自己的小角落，“文学”这个角落，在那里我们读，写，发表，推荐，谴责和奖励图书。如果要在这个不确定的将来发挥重要作用，如果我们要从今天和明天的作家中获得最大的收获，我相信我们必须变得更加多元化。我的意思是在两个特定的意义上。

　　首先，我们必须拓宽我们共同的文学世界，把更多来自第一世界精英文化舒适区之外的声音包括进来。我们必须更有力地探索，从今天仍然不为人知的文学文化中发掘宝藏，不管作家是否生活在遥远的国家，还是生活在我们自己的社区。其次，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要过分狭隘或保守地定义什么构成了好的文学。

　　下一代将会有各种新的，有时令人困惑的方式来讲述重要而精彩的故事。我们必须保持开放的态度，特别在体裁和形式方面，以培养和鼓励他们当中最优秀的人。在不断分裂的态势如此危险的时代，我们必须聆听。良好的写作和良好的阅读将破除文化的藩篱。

　　我们甚至可以找到一个新的想法，一种伟大的人道主义愿景，让一切因此聚集。

　　（编辑：夏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