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百年中国定格在一位女性的一个白天和一个夜晚的讲述中，以一个接生了一万两千人的祖奶为主干，以被祖奶接引至人世的众生为枝叶，勾勒百年中国的历史和当下。作家胡学文耗时八年完成的长篇小说《有生》，探讨了我们的祖先曾经遇到、而我们今天仍要面对的种种问题：生死、欲望、哀伤。1月30日，由江苏省作协主办，《锺山》杂志社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承办的“胡学文长篇小说《有生》研讨会”上，来自全国的评论家对这部在2020年屡屡登上各类文学排行榜的作品展开了解读和讨论。

　　“中国乡土社会的最后察觉者”，评论家丁帆如此定义胡学文这一代作家，概是因为他们有着充分的乡土农耕文明经验，也正因为此，《有生》成为中国乡土文学中一部史诗性作品有了必要的前提。更重要的是，《有生》于中国乡土文学有一个最大的突破——主人公为女性，“作者把一百多年来以宋庄为乡土符号的中国一个地方的变迁，用祖奶乔大梅的视角书写出来，这是乡土小说新的改写，这种改写使小说有了更深的文化社会内涵，同时也让叙事有了一种新的技艺。祖奶接生婆的身份本身就是一种象征，是对生命力的一种解释，由此她成为了中国乡土文学中一个历史见证者式的人物。”丁帆表示。

　　在评论家张清华看来，以一个有着百年经历的女性为主角，使得小说的历史背景被拉远了，人类学的视角被拉近了。“小说的核心结构，是通过历史中的女性化或者说母性化达成一种静态或者是空间化的效率，即历史的流动性和具体性被搁置，历史本质性的永恒不变的东西围拢起来生成了一种象征性的主力。小说去主流意识而返回日常生活的个人场景，尤其是深入到个人的情感世界，深入到人的内部，小说的核心更接近于土地，接近于生存而不是生活，更接近原始的乡村，而不是被现代历史的具体性所绑架。”

　　《有生》的叙事方式是在历史和当下之间来回穿插、闪回，而百年也不是全部时间段的呈现，有些被予以省略。以胡学文在小说后记中说，《有生》既有历史的叙述，也有当下的呈现，互为映照，但事实上，小说的重心并不在于真实历史的讲述，而在于历史和当下中个人的永恒的生命状态。这也正是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评论家吴义勤所言：“时代变迁、乡土风物和温情在这部小说里不是主要的，实际上它是对百年中国乡土的人的生命状态、乡村的生命伦理的一种反思。百年已然过去，但一代代的人还活着，中国人的生命意志和生命力是永恒的。”

　　但历史和当下互为映照的叙事，确实使得《有生》的结构具有一种意味。“百年中国的时间跨度，无数的人和事怎么结构、怎么推进对作家有很大的考验。胡学文依靠双线叙事，一条是祖奶躺在床上以回忆的方式展开故事，这是一种意识流，可以随时嫁接每一个意识流的片段，另一条线则是她接生的那些人到她这里讲他们的故事，又经过祖奶的视角过渡得到呈现，这些都不要依赖情节来推动小说，是非常巧妙的。”吴义勤表示，这解决了现在乡土小说要解决的问题，“过去我们的小说最大的问题是写得太实了，虚与实的关系处理得不好，一个小说常常被题材、人物、故事、情节本身绑架，推进得很困难，但《有生》通过反思的方式、过滤的方式、抒情的方式，把生活的所有艰难和不堪以一种超越性的方式来表现。”

　　评论家王彬彬认为，这是《有生》之所以“厚重又空灵”的原因。“一个作家突破传统的线性结构方式，原因在于什么？如果仅仅为了区别于过往的技术上的诉求，意义并不是很大，显然胡学文也并不只是如此。《有生》的叙事，回到现实是结实的，回到过去也是结实的，每一条逻辑线是非常清楚的，但在表达自己对于生命、历史、人的生活方式的理解和感受之时，他采用了另一种方式，因而厚重又空灵。”

　　评论家张新颖将其归结为《有生》的叙述声调，“通常的小说中，会用非常紧张的声调讲这样大的苦难和这样长的历史，可胡学文的语调却相对松弛，叙事声调和叙事内容之间产生了一种张力。在这种张力里面，很多有趣的东西就出来了，因为拉开了这么一种很大的张力，我们从以往文学里所形成的关于农民、关于土地、关于北方的印象，会被《有生》里不断生长出来的一些东西给打破，模式化的刻板印象在胡学文的叙述里慢慢消散了，然后丰富的东西就出来了。”

　　显然，无论是在叙述主体和叙事结构上，《有生》都有全新的突破。这也提醒了我们一个问题：乡土文学自肇兴发展至今天，乡村究竟还有多少是可以书写的？在评论家孟繁华看来，《有生》集中体现了胡学文在乡土书写方面的积累和与众不同，“他对乡村实在是太熟悉了，小说人物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和其他的乡土小说人物完全是不一样的，他们是塞外苍生，这对我们的民族认识是一个新的参照。而他对于细节的书写和想象，则更是在文字经验的基础上展开，强大的想象如果是准确的，会比真实的事物更能呼唤内心的世界。”

　　以评论家郜元宝所归纳，《有生》翻来覆去所讲的就是一些乡村人物的痴情。“一旦有情痴就有念想和追求，由此驱动每个人的生活，也就进入了个人的微历史。回到‘乡土文学到底还要写什么’的问题，这个问题说起来简单，但这是真正的一百年来中国作家们一直追问的，答案就是怎样写出中国人的感情世界。 （下转第6版）

　　（上接第2版）乡村习俗是有它的规矩的，在这个规矩之下又潜伏着这么多的痴情以及一些危险的关系，作家能够将此发掘出来，进行有分寸地精准描写就可以了，而这正是《有生》的最大成功。”

　　“当我们对《有生》进行评估时，不得不回答一些根本性的实际上也很困难的问题？如果仅仅说《有生》体现了生命的力量，这显然是不够的。如果这样，我们为什么不看《活着》呢？《有生》和《活着》的区别又在何处呢？”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此言，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寻求《有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位置？

　　李敬泽表示：“我倾向于说《有生》给我们提出了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难以回避，并且要在和已有传统的关系里去回答、去定位。我们要回答胡学文的书写和《白鹿原》《古船》《丰乳肥臀》这些小说的关系，或者说，在这个书写里，胡学文做了什么？他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恐怕还真是一个文学地理学的问题，我们不得不从各个角度上测量它和以往书写的关系，这也是因为胡学文确实选了一条非常艰难的路，他处理的是中国现代文学以来已经反复作出处理的一个主题。他把这个山放在这里，我们就得回答，他和所有已有的山是什么关系，在这个关系的认识中，我们可能才能够准确地认识到《有生》意味着什么，可能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和厘清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始终缠绕着我们文学中的很多基本的问题。”

　　评论家谢有顺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李敬泽的问题。“《活着》强调中国人几千年以来面对苦难的方式是忍耐，是沉默地接受现实，而《有生》中祖奶乔大梅经历一次次重大打击之后，总是想给自己找一条活下去的路，也就是说她在苦难面前不光是忍耐，还顽强地对苦难进行反抗。这种反抗苦难和死亡成了她活着的动力，不是被动的忍受，而是主动地承担苦难，这是《有生》和《活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差异。尽管这种对苦难的反抗是不是有效，有没有消解掉苦难、完成对苦难的救赎，值得探讨，但这就是胡学文所理解的生活。”

　　在评论家杨庆祥看来，《有生》是典型的具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气质的作品。“对《有生》的解读要落实一个点，就是它给我们的文学史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生命观念是《有生》中一个非常核心的主题，而整个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学和文化，或者说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人的生命状态，都是生命意志非常高亢非常激进的状态，这样高亢的生命状态具有怎样的哲学和审美意味，应该是思考的一个方向和维度。《有生》为书写二十世纪中国的生命状态、生活状态提供了一个超越性的提高。”

　　也或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评论家何同彬认为，“当我们谈《有生》，我们谈到它与乡土小说、乡土文化、民间、地方性、民族寓言、生命史诗、女性命运等等这些文学史上的既有、固有的范畴的关系，并非是说《有生》迎合和顺应了这些范畴，而是以自己的独特性和丰富性为这些范畴提供了新的尝试，敞开了新的路径和可能性。”

　　会议由《锺山》杂志主编贾梦玮主持。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汪兴国、江苏省作协主席毕飞宇、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社长张在健出席会议。何平、张光芒、王春林、贺仲明、张学昕、申霞艳、岳雯、韩松刚、李祥、童欣等评论家与会。

　　（编辑：夏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