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彼皆失，我们还能找到自己吗？

　　这句话绝非骇人耸听，但它确是目前中国人尚存心绪的人中仍在徘徊与萦绕的问题。

　　近日正是我们的羊年，因家兄来京，故而，我们的话题偶有说到艺术。

　　家兄画画，算起来应该有四十年历史了。前天，他说他要动笔，说几天不动笔，手不舒服。一句简单的话，让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绘画到底是手要想画还是有话想说用手来说话。于是，我告之，不摸笔不舒服是手之形成惯性，属于技术性习惯问题，而常常是要动笔应该是技要而非神要。好的艺术品应是思想沉透了，非得说必须决定即说爆发决堤而说，也许才是好作品。又想，自己从1980年开始写文学作品发表作品，至今已有35年时间，为何自己就没有几天不动笔手就发痒，而是每当自己思考清楚了一个问题后，积压了多次后，到了不得不说时我才进入创作状态，然后一泻千里。是以几十年的创作，无论是诗、评论文、还是近几年的画与“视觉书法”，甚至为歌唱家们写的词曲都是此种情况。

　　突然，我想，是我不像一个艺术创作者吗？为何我没有不动笔就不舒服的感觉呢？是我还没有形成每天必须动笔的好习惯么？若是，我还是一个艺术家吗？

　　瞬间，对艺术源与式或制的原理形成与结构，很快思考了一遍。再从身边几十年同袍己出的家兄画画的经历，与现在及16年来在中国高校有绘画专业的一百多场讲座与谈及艺术本源性与“技术、语言与艺术的创作关系”的事实过程所得的第一手资料情况来看，我坚信了自己的观点：“艺术，一定是有话要说，用什么说，是否说清楚了”自己总结的三个要素的俗说，而非是手想动才动的技术性行话，亦或长年形成的机械惯性延续。

　　然，有一种可怕，从我心中掠过。到底是什么使肢体成型了惯性性延续呢？

　　如是，根源何在？能否调整与纠正？

　　一、清芬失俭以致艺技不分

　　在中国文化式中国精神咏颂中，常以兰、竹、梅、菊以示君子之节。

　　兰，常年开于人际罕致的空谷幽山，少被世人所袭，故而发出芬芳渗腑的深层馨香之气而被人吸入体肌，以得醒脑神志之快；梅，常盛开天寒地冻之后，而在百草之先怒放。从形式到处境，都令人敬重与有守志之感，而得千古文人雅士自喻品高。

　　我们对二物做此分析，竟得知四君子中为何兰、梅更高于菊、竹。析形便知，竹、菊均易活，延传与成活率较之梅、兰高，且落叶比梅、兰盛而快，满地坠叶。而梅、兰均为独树，落叶少，蕊香也恒持，且常于荒谷深幽与庭院山坡。从存活的难到吐芬的久比竹、菊不易与更持。当然，应显四君子之前。从至今国人情形细想，现在的画家、艺术家的爱好“钱、美”而少“德、品”，与目前国人流行的成功人士无情人无二、三奶为怪之象来看，遍地都落叶的自然不贵。像不规范的夜店，女人与男人可以瞬间上床寻欢，是为钱还是为身体的悦，快者，即显为戏。是啊！戏的人身与人生能让一个民族效仿吗？不能，但现在又为何如此的流行呢？

　　清芬不常故。

　　我知道，十五年来，我的每年一篇关于中国艺术或文化问题的檄文中有弄古之故。是我想召回业已或正在失却的文化精神——即国民精神驱动故。但，位卑言轻的自己，竟也是孤声铿锵而和众稀声般的自娱了。

　　记得晋时一个叫陆机（公元261年—303年，吴郡人，官至平原内史，有集四十七卷收入《全晋文》卷96至99，丁福保收其诗入《全晋诗》卷三。《晋书》卷五十四有传。）的人写有一篇《文赋》，文中有：“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於劲秋，喜柔条於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前二句，是说心志高洁则文品亦高洁。清芬，就是指德。后二句是说受前人文辞的启发。这几句的意思是：情致是因心志而生发，感慨是因物而言。这二者都是引发文思的根源。

　　看看我们的祖先，在没有任何高科技手段，瞬间就可穷尽人类一切所存知识、文明的交通阻塞时代，就已经以志明物，而今天，我们面临稍视即可的便捷时代，为何反而变得迟钝了呢？

　　陆机文中，其实已言明，那就是我们现代的国人没有凌云之志，故而难有艺品。

　　近日，网上热传一文，曰：“一个小孩背诗，喻愿作粉笔为大家写字。家长愤然，凭什么要牺牲自己，照亮别人。并称此家长为北岛。”这样的热传，不知是我们中国人嫌还奴颜媚骨不够，还是嫌丧失民族不快？网文中称是因环境即国家和社会制度没给人提供足够的生活安全保证，凭什么要人从小就学会牺牲自己而救助他人。

　　看上去言之凿凿，颇有豪气。但细究其文，仍有明显的漏洞。起码它混淆了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社会制度的不完善导致不公，另一个是劝人放弃人格修养与品德形成，让人们都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自私。我不明白，热转这些人的目的何在？难道我们真的不知道人是一种必须群居的高级动物？既然要群居，那么就必然要面对一个相处与善处的最为基本的共容问题。让人人都放弃善公而唯己自私了，那群居的人族不天天都怒目想见了么？难道连动物都知道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掩护才能得以生存的道理，我们的人，还要去振振有词地劝告国人们竞相放弃这种生存互护的基本道理？这且不是我们中国人，让自己从小就学会连动物都不如的道理？若是，我们干脆改姓为“畜类”吧！还赖着人的称号干嘛？

　　我想，我们国人，亦或大家都明知中国目前从艺者众多均为利己而来，却很少有人知病求症难的根本原因有二：一是，先自己放弃了为人；二是，国家制度诟病致深。

　　二、 诟病根因源究

　　清芬失俭，当然导致艺技不分。

　　笔者从1999年开始行走中国为《中国当代艺术》选稿而开始在国内高校做《作为人文关怀的中国当代艺术》讲座，与2010年起将讲座题目更为《语言、技术与艺术创作的关系》系列讲座，在与师生们在互动中细究而知，并在以前的一些文章中，明确指出制度设计致教育不当，但，人，是可以自修而其善身的可行途径，似乎并没多大响应。细析其因，还是私利因社会环境不安全故。

　　就艺术而言，其实“文不逮意”的前提，是“意不称物”所致。

　　意不称物，即为构思之意，不能正确地反映事物。

　　人们现在完全不重视行走的能力的训练，另面还唯己是高，当然忽略自然、人类、事物之规律的寻思的结果，就是无法窥视事物之妙。不能了然于心，怎能有构思之意本。因为构思之意尚有距离，文不逮意就是顺承之理。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构思之意不能与物相称，是因为自己内心不细，心粗的原故。就算构思的意与物相称了，若无准确的语言以达之，仍然是文不逮意。

　　而此病又是何故呢？一个字“俭”，即学问贫乏。

　　怎样才能解决目前我们常犯的两个毛病呢？一个是养心，使由粗而细；第二个是勤学与法学，使学问与知识由俭而博。加上学习的方法的得当，自然就能因博适己了。

　　笔者因为几十年在创作中思考与总结而在去年创作的第二部经文《增贤趣文·学问自问·学经》中，明确了人类智慧的由来，人该怎样辨识知识与智慧并适用于己，都一一作了辩述。后由中国作家协会的作家网公发于众。当然，人们普遍关注眼前利益的国情，是很难有更多的人能从中静读，并以己知而传他知的。

　　笔者不太喜欢嘴动而更喜欢行动。

　　几十年来的行走，仿佛看到了我们的诟病之源——即为我们今天的方法论，产生了严重的问题。

　　究因不外：一为文脉断割，二为妖思乱神。

　　三、文脉断割乃是天经地义

　　追述1949年以来或1919年以来，甚至追致1840年以来，亦或1644年满清入关以来的历史与汉文化的关系时，我们可以由处细知。

　　其实，清入关与元铁骑荡中原，都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是以文化的混杂而达对汉人统治为略。故而，笔者以为这是中原汉文化第一次被强奸与互渗。1840年鸦片战争是外夷文化的蹂躏而竟被杂交了清国的文化。但，里面仍尚存大量的汉文化根本。清代的杂交，只是在于满足朝廷的统治，仍是国土内混杂。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一百年以来，因为文化杂交而失却文脉精神逐渐落后于西方后不得法而求法中向西方学习的盲动，并杂以朝廷上层政治权术角逐的结果。此举，破坏了汉语文化的根基，把原本非常准确、精炼、简易而在华夏使用了近三千年的语言，生生地改得半文不白，直接导致了国人不能准确言说，最终沦为语无伦次的民族，奠定了思性基础。

　　看看我们今天的白话文、白话诗，能与此前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春秋之思辞等相提并论吗？

　　为什么我们至今不能做些对比与细究，并放弃唯西方论而醒醒呢

　　2007年2月18日农历正月初一那天，我在《中国文化，繁荣背侧的危境》一文中，从对立宪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分析，已对那些运动有所界定的文字：“新文化运动是一批激进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倡导和发动的思想启蒙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文化思想领域的延续。由于运动自身局限在知识分子范围，没有同更为广大的文化受体与导体的民众结合，在中国优秀文化遗产和引进西方文化关系上阐释偏谬，对中国人对中国文化产生全盘否定和对西方文化盲目崇拜进行了错误导向，以致使我们的文化历史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更为重大的影响是对中国人的文化精神与文化思考判断产生了至今为止不可扭转的错误。”

　　回顾这些的原因，不是我们的思想理论的学者出现了问题，而是我们是通过请神而开始的结束军阀混战的国内革命战争直至战争的结束而又因政权巩固需要根本没考虑过怎么送神的问题。

　　故而，至今为止的民族文脉的割裂，就显得天经地义。

　　四、妖思乱神与难舍其神

　　我们的历史进入1970年代末期，显于中国朝政中权力的分配问题使又一难题摆在我们的面前。前面27年间，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而使一个破乱不堪的民族逐一走上正道，并在国际地位中逐渐上升，甚至连经济增长率哪怕是在艰难的27年中，仍是逐年递进。两弹一星、核武器、海空防军力量提升的事实，被一伙急于登台亮相的人，因公私心而表公允否决此前27年发展事实的行为，并，不考虑民性而急于推出的一系列分割人信、丧失人之安全的政策，直接推动并导致了中国尚存文脉底线的彻底坍塌，使一个国家完全毫无保留底牌地暴露于西方。今天的所有一切，看似强大的自称国体，我们能拿什么与西方相匹。

　　近年，国内外有文称，先富后富之说是导致完全不平等并丧失国家安全的根本。此种说法，笔者不完全苟同。但又想到了去年笔者著文中关于杜勒斯之说，与我们自毁城墙的观点。

　　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是必须要放回当时的背景去分析才显为客观的。

　　但从艺术角度而言，因为笔者从1980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以来，一直都  身处中国文化艺术发展生态场中，甚至像画家村、中国绘画的国际化进程、著文推动国家对当代文化的认知、艺术税收与管理、等等都是亲历。故而，知晓我们今天丧失文化精神与国家文化安全的危害，并以此为专题，撰文呼吁国家注重文化安全防范的事实，发现，国民精神变得自私，与对他人不敢公德、关心有其原由。其不外乎又是如下几种：

　　一，猫论推贫富不均，导致国人争己利为人生目标，丧失为人公德。笑贫不笑娼，碎裂中国人廉耻之心；二，混淆生产力发展与国脉文化的关系，导致西方世界完全按杜勒斯们的预言，在中国大踏步前进，以轻易达到列强的目的；三，1989年春夏之交运动的政治谎言与私心，切割中国人历来忍辱负重而敢于为民族、国家身先士卒的优良品德；四，权力交替时整饬前任、废驰以德治国、唯才用人的强国之本，倡导派系治国，使基层干部难为民官以致最终丧失为民谋福、不攻而自乱国基；五，教育教化的分割，以及教育、医疗的市场化，导致国家人才储备与民德分离。

　　最近，新君图治志高，国人们翘首以盼。但，仿佛已经正在被信心殆尽的国人们表现出了信心不够的现象。因而，笔者又想到了上面所提的文中的对“五四”运动分析当中的另一段文字：“而且，今天我们社会道德丧失、伦理混乱、人心浮躁、人情虚假、不崇尚美好与善良、堕为自私与无奈，均与上世纪这三场文化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和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来。

　　作为一个艺术家，我们没有理由与力量去分析国制与环境后使其改善的能力与企想。但从艺术创作的终极目的而言，仅是分析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艺术创作，很难有大量大作的原因。

　　故而，文不逮意与清芬失俭的言说，仿佛竟成了自己的言说。

　　大家已经注意到了从2009年以来，《中国当代艺术》每年的前言中所提到的笔者认为年度创作优良作品的艺术家名字的方式，几乎没有出现了。

　　原因很简单，是艺术家们更注重图式化的重复以求与经济人在市场中的共利，而忘却了艺术创作，是要不断创新与突破的规律，而自己完全回到了市场经济的阵营，以致艺术家们对艺术创作底线的放弃。作为记录这个阶段文化史的笔者来讲，是没有理由不放弃这种提名式的记录的。

　　但是，在今年的前言中，我提到了《苍穹之眼》的刘亚明，以及广州的邓箭今，武汉的魏光庆，昆明的毛旭辉，北京的苏新平、沈敬东、尹朝阳，重庆的李占洋，成都的何多苓以及音乐界的高为杰、何训田等。

　　是他们在2010年以来，用自己的作品，使我看到了商业深重的艺术市场外，仍有展示艺术家自己内心世界的真诚表达之作不断问世。

　　是为《中国当代艺术2014》序。

　　2015年2月23日17时15分至19时58分于京北寓所

　　【注：该文已在《中国当代艺术2014》发表。】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