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仃、灰娃伉俪照
一座“北欧民居”蓦然出现在京西山间小路旁，虽是冬日，但缠绕其上的繁密藤蔓清楚地告诉人们，春暖花开时这里将是多么的生机盎然。说它是一位诗人和一位画家的住所，一点也不会令人惊奇。
如今，这里的男主人，那位白发苍苍，总爱穿件蓝色土布中式衣衫，坐在藤椅上静静抽烟斗的老人已经悄然远去，只把一个耐人寻味的背影留给亲人和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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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遇到艺术导师
８３岁的灰娃穿着蓝印花布长褂子坐在桌前，高贵而朴素的气质，和蔼可亲得像邻家的老奶奶，只有口中时不时跳出的英文和文艺名词提示着她可不是一个寻常的老太太。春节前，在他们戏称为“大鸟窝”的住所，灰娃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回忆了她和张仃的传奇一生。
“灰娃是我小时候的小名，这是一个西部地区常用的名字。‘灰’的意思是大人很怜惜你，认为你的命运比较暗淡，大人觉得没有尽到责任。”开始诗歌创作后，原名理召的灰娃便把小名当成了笔名。
１２岁那年，作为左翼青年的姐姐和表姐把小灰娃从白区带到了延安。“我感觉生活完全变了气象。这里人与人之间坦诚、阳光、纯洁，这里气氛活跃，一大群年轻人怀抱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相聚在这里。虽然物质生活很艰苦，但是大家都很快乐。”
在革命圣地，灰娃认识了张仃。当时灰娃就读于儿童艺术学院，而张仃被聘为他们的艺术导师。“张仃当时在丁玲主持的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延安小孩子少，他们那些文艺家特别喜欢我们。经常去我们小孩子的住处玩，也接我们去‘文抗’玩。”灰娃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在张仃设计的作家俱乐部唱歌、演童话剧的情景：“原来的一座破房子被张先生改造得特别新颖、前卫，土布做的布艺沙发；羊毛毡和木头框做成的屏风；筛面用的箩做的壁灯；因为没有电，后面的墙上钉着的是一盏油灯；进门处还有一个小小的吧台，萧军的夫人就在里面卖烧酒……”
灰娃心智、身体发育晚，懂事更晚于自然年龄，在一班理想主义知识者的身边与乌托邦氛围中度过了童年和青年时期，大人们说她“光长个儿不长心”，很久之后张仃也说：“灰娃始终是个孩子。一般人一长大，就世故，世故以后就不再有诗，灰娃到老年还能写诗，她有一颗孩子的心。我们在一起生活没有矛盾，我经历过很多世故，但我们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尤其是艺术上的。”[NextPage]
正因为有了这段经历，张仃与灰娃的感情有着丰富的亲情内涵。由于年龄上的差异(张仃大灰娃整１０岁)，他们的情感呈现为明显的“兄妹型”，张仃看到了灰娃从儿童到少年、青年及至老年的过程，灰娃私下经常称张仃为“曼兄”。在她眼里，张仃是老师、兄长。而后来一起生活之后，她更知道张仃也是一个永远的大孩子，不谙人和世事的复杂性，永远用他自己的单纯和善意理解一切人事，需要自己给予母亲般的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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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中的相互支撑
解放后，灰娃进入北京大学俄语系学习。这一时期，她阅读了大量苏俄作品，托尔斯泰、普希金、莱蒙托夫、契诃夫都是她喜欢的作家，特别是托尔斯泰的厚重，让她十分痴迷。这也使得她的诗歌创作中多了些大气。
大学毕业后，灰娃从事了一段时间翻译工作，没过多久，沉重的打击接踵而来。先是年轻的爱侣战死朝鲜，接着是一场旷日持久、几乎夺走她生命的大病，然后是精神分裂，接下来又是敬如师长的第二位丈夫去世。然而，命运没有将她击倒，艺术之神的召唤，使灰娃在黑暗的王国中找到了自救之道，濒临崩溃的精神得到了修复，诗坛由此诞生了一位独具特色的女诗人。
此时的张仃也遭遇浩劫，“文革”中，他被下放到河北一所农场里进行改造，由于身心遭到摧残，他病得很厉害，回到北京就医。因为是黑帮，北京户口没有了，北京的家也没有了，他进不了城，就在西山脚下一个叫北沟村的村庄找了一个没人住的小院子，把漏风漏雨的地方补一补，暂且住了下来。
灰娃去看望自己的老师，向他倾诉自己的苦恼。两人相互信赖，相互鼓励。张仃在遭迫害最厉害的时候，将一批可招来杀身之祸的“毕加索加城隍庙”的心血之作，托付给灰娃保管；“文革”后期，灰娃于精神分裂中身不由己地写出许多离经叛道的诗歌，不敢示人，却送给张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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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晚年
１９８５年，与张仃共同生活了５０年的妻子不幸去世，张仃的生活一下子失去了平衡。一年后，一向视艺术为生命的张仃，也开始渴望精神与情感生活的伴侣，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张仃心中想的，正是他看着成长起来的灰娃，灰娃此时也单身生活着。
“他就让孩子去叫我。”灰娃回忆说：“张先生没有任何生活能力，除了艺术之外。他不认识钱，不会花钱，连买东西都不会，生活上很低能。他说让我来帮助他料理一下生活。他提出来：‘我觉得我们俩在一起生活能把我们的事业和生活都安排得很好。’他说：‘我是看着你长大的，虽然你很纯洁，但我也不复杂。’”
“我跟他到一起后，他立刻一分钟都不停地开始工作、画画，完全忘我了！那段时间，张仃清早４点就开始画画，我早上６点起床，他都画好一幅了。那是很冷的冬天，他画完了让我拿毛巾给他擦汗，一脊背全是汗。张先生没有其他任何业余爱好，一天到晚就是艺术。好像上帝专门给他制造一个器官，这个器官就是为了画画。”
灰娃身兼保姆、秘书、医护、妻子数职于一身。“我从小听他们的话，我知道艺术家就是这样。作为妻子，我整个生命要投入他的生活。”灰娃说这种生活很累，属于自己的时间很少。但她不觉得辛苦，偶尔静下来，当有些诗句浮上心头，她就会坐在桌前，把它们记录下来。
当时张仃正专心致志于焦墨创作。每每一幅画画完，他就会挂起来，请灰娃，甚至学生后辈“小年轻”提意见。作为创作过程直接见证人的灰娃，会以诗人特有的生动话语表达自己的见解。采风过程的描述，也给观画增加兴味。此时的张仃，交着手，吸着烟斗，静静地听着，从不插话，有时不免要表示意见时，总是简洁肯定。灰娃有新诗写成，也总是请张仃做“第一读者”。[NextPage]
１９９１年５月，在黔东南写生，连续不断的野外作业，张仃终于病倒，回到北京后一诊断，才知道感染了病毒，得了足以致命的“缠腰龙”，治疗了好几个月才得以康复。１９９２年春节，７５岁高龄的张仃又去陕北写生，河水冰冻三尺，气温降至零下２２摄氏度，张仃坐在河边写生，冻得实在不行，每隔几分钟就站起来跑动跑动，然后坐下去接着画。灰娃用大围巾把他的头包起来，看看不行，就套上一个塑料袋，还是不行，干脆站在风口上，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寒风。登上秦岭主峰太白山时，张仃已经发烧，但他不说，坐在雪地上静静地写生，结果一下山就住进了医院。
“他总说要敬畏自然，他把到大自然中去写生称作是‘朝圣’。他也敬畏艺术，每次画画都当作是第一次。他曾说：‘我是中国画的小学生，我觉得我是刚入门’，这是由于他深知艺术的高度、深度、广度无际无涯，相比之下，他认为自己做得微不足道。”灰娃说。
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９７年，是张仃艺术生命的高峰时期，他的焦墨山水，于此时达到挥洒自如、炉火纯青的艺术境地；他的生命能量得到了淋漓尽致的释放，他的艺术抱负也得到了最充分的实现。１０余年里，灰娃陪伴张仃六进太行，三赴甘肃，二进秦岭、陕北，登泰岳，临昆仑，上贺兰，下苗寨，进九寨……足迹几乎踏遍神州大地。从张仃的焦墨山水画纵横顿挫的线条与旷远厚朴的意境中，分明可以感受到诗人灰娃空灵超拔的想象与神韵。
同样，这段时间也是灰娃诗歌创作的高产期，诗集《山鬼故家》中的作品，近一半创作于该时期。比起早期诗歌的忧患沉郁，这些诗篇透出一股灵动博大之气，她向清澈的星云祷告，向滚烫的太阳祈求；在腾格里大漠，她听到了奴隶的枷锁声和着西赛罗的雄辩，闻到古希腊的沉香玫瑰；在炳灵寺，她看见太阳激扬着七色光焰，成群的马踩着大气跃升……诗人的精灵，在宇宙、天地和岁月的茫茫隧道里自由翱翔，为当代中国诗坛划出一道诡谲瑰丽的风景。
今年１月，清华大学设立张仃艺术研究中心，这是我国重点院校中首个为在世艺术家设立的正式机构。然而仅仅过了１个月，张先生便故去。灰娃对这个研究中心倾注了满怀期待：“张先生在美术上涉及的领域很广，人家叫他多面手，他每从事一行都能做得出色。希望研究中心能从他这个人着手，研究他各方面的成就与艺术思想。我也希望能把他的学术成果发扬光大。”建设中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博物馆将为张仃先生设立永久陈列专馆。
“我和张仃先生一起去过深圳，深圳是个蓬蓬勃勃发展中的城市。”在改革开放初期，张仃和灰娃携手踏足改革开放的窗口，灰娃说，深圳很市场化，很开放。
（编辑：李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