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冲及

    为学历史准备牺牲一切

    金冲及在满75岁的第二天开始动笔书写这部书，历时三年，一笔一画笔耕而成。因为他不会用电脑写作，只能用笔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甚至连大段引文也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录。

    金冲及1947年考上复旦大学历史系，他说：“说实在的，那个时候上历史系要经过很大的思想斗争，因为毕业后很难找到工作，有吃饭的问题。”但那个时候他就是喜欢历史，觉得读历史最大的得益就是能看到古往今来那些最激动人心的历史场面，那些最具智慧才干的历史人物。“那时候很多人为了理想而牺牲，我准备牺牲一切学历史。”[NextPage]

    谈起撰写这部史书的缘由，他提到两个方面。“一个是客观方面，20世纪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进步这么大，变化这么快，两次世界大战争死伤无数，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另外科学技术日新月异，20世纪确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世纪。对于中国来说20世纪决定了中国的生死存亡，20世纪打开第一页的时候，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而且控制北京整整一年。”

    另一个从主观方面讲，他说：“我有一个有利条件，这是我的老本行，写过毛主席、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几部传记。研究共产党，不得不了解国民党，研究国民党的历史又不能不了解共产党。”

    他说，一部20世纪中国史，始终贯穿的鲜明主题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中华民族面对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它必须分两步走：后者是人们憧憬和奋斗的目标，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前提。“要是把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分成两半的话，前半个世纪，也就是1901年至1949年，中国人主要解决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问题；后半个世纪，也就是1949年至2000年，中国人所要解决的是国家走向繁荣富强、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问题。一百年之中有如此大的变化，作为历史工作者来讲，我觉得应该要有一部历史。”

    引用大量中共中央档案

    四卷本大书《史纲》从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写起，历经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以及新中国建立后大大小小的社会运动、政治风波，一直写到2000年新世纪的钟声响起。最大的看点是金冲及参阅了大量他人无缘与面的内部资料：比如毛周等领导人的会谈记录、一些当事人的未刊日记或口述记录。在许多重大事件、人物评价上，有不少崭新的突破。

    《史纲》在很多重大问题上作出了新的诠释。所用资料也极为丰富，尤其引用了大量海外新公开的文献史料，如《蒋介石日记》、《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陈诚先生回忆录》、《陈诚先生书信集》等。书中还引用了大量中共中央档案和未刊文献，如中共中央的会议记录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不少档案文献可能是首次公开运用于学术研究中。

    此部新著自然被寄予厚望，甚至被认为可能“爆猛料”，但金冲及对此坦承，该书并非有意地用别人没有见过的材料，用台湾的材料比较多，比如《蒋介石日记》等。

    他不无遗憾地说：“人人都有局限性，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涉及问题太多，写作过程中常常深感自己的知识和功力不足，但也只得硬着头皮写下去。由于年龄关系，许多地方已是力不从心，明知应该那样做而无力做到。”

    部分看点：

    ●对蒋介石的部分肯定

    蒋介石坚持抗战，继续留在抗日战争的阵营里，没有向日本投降，这是值得称赞的。

    ●毛泽东为何重用林彪

    “大跃进”以来的巨大挫折，使毛泽东感到压抑。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整理出来后，毛泽东在一封信中写道：“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这是他日后重用林彪的一个原因。

    ●毛泽东发动“文革”并非因“权力斗争”

    西方有些学者喜欢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归结为“权力斗争”。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实际：一来，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人向毛泽东的巨大威望和“权力”挑战；二来，毛泽东当时如果要打倒某个或某些人并不困难，根本用不着“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进行这样一场“文化大革命”。[NextPage]

    ●华国锋首先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

    1976年9月24日，“李先念转达华国锋的意见：请叶帅考虑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解决‘四人帮’问题。叶剑英对李先念说：‘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只有你死，才能我活，没有调和的余地。’”10月2日，在华国锋、叶剑英共同商议下，决定以召开会议的方式，宣布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

    ●是否因抗美援朝而妨碍了台湾问题的解决

    杜鲁门下令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是中国作出抗美援朝决策以前的事，根本不是什么“惹火烧身”，更谈不上因抗美援朝而妨碍了解决台湾问题。

    写历史没感情很难有价值

    金冲及在字里行间充满了感情，大量引述国人当年各种爱国言论的同时，常常加以动情的议论，或褒或贬。由于工作关系，金冲及接触了大量档案，实际上他原来并不是搞党史的，50岁才改行搞党史。“半路出家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我脑子里没有什么框框。我还是按照习惯看档案，努力来回答一些问题。”

    “有人认为写历史最好是纯客观的，不要有任何的感情。我想任何人，他所说的过去，怎么能够没有感情呢？谈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流露出来。我想举个例子来说，中国最有名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因为司马迁爱憎分明，所以才写得那么好。”他一再强调，写历史没有感情，这个历史很难成为真正有价值的历史。

    当然，他也反对因为感情而歪曲、改变历史事实。“不能因为感情改变历史事实，要有史德。”

    对话金冲及：

    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被低估

    金冲及，1930年12月生于上海，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中国近代史学者。先后当选为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会长，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教授、博导，1984年起担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直到2004年退休。2008年6月，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是中国历史学界继郭沫若、刘大年之后获得此殊荣的第三人。

    记者：一种观点认为当代人很难写好当代史，您怎么看？

    金冲及：我承认当代人有当代人的局限性，比如说有的事情我不便说，有的事情可能还未发现新的材料，也有一些事情需要隔远一点才看得更清楚一点，这是时代的局限性。后人在论述时也更加放得开，并且会有许多新的视角。但是另外一方面，后世人也有其局限性，后代人只能根据前人留下的书面材料来写历史，而大量的事实在书面材料里是没有的，你只有在那个事情里面经历过才能了解。所以，当代人和后代人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局限性，谁也不能代替谁。要写出一本谁都完全同意的历史书来，大概是很难做到的事情。我有一个社会责任感，必须考虑它对社会的后果。

    记者：您在书中谈到晚清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放掉手中的利益，一再错过改革的机遇，最后导致革命的爆发，这为什么值得我们深思？

    金冲及：不明智的人越在危机的情况下，越想把权力抓得紧紧的，更要排除一切可能发生的变动，因为怕威胁到他，这样最终都要垮台。甲午战争以后，清朝政府在财政经济上来讲，完全破产了，要向外国人借债，代价就是要付给外国人各种各样的权益，一切问题听从外国人的。所以，选择革命这条道路也是万不得已的事情。特别到了西太后死了以后，确实是没有一个驾驭局势的人，只能把它推倒。

    记者：为何您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被低估了？[NextPage]

    金冲及：过去讲“天地君亲师”，我们老百姓只是子民，谁要想把皇帝拉下马的话，就得准备舍得一身剐。辛亥革命结束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封建势力再也建立不起一个稳定的统治秩序了。孙中山说，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子民是不是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这是另一个问题，但是人的观念起了很重要的变化。辛亥革命被一些人讥为只是“换掉招牌的革命”，我认为不能小看这块“招牌”，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

    记者：您如何看待从1953年开始施行了39年的统购统销？

    金冲及：这离不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假如说没有粮票、布票，一般老百姓连最起码的衣着、吃饭都不能保证。统购统销带来了布票、粮票、油票，那时也可以说是不得已的，事实上只能这样做。三年困难的时候，两千万人回乡了，是农民养不起那么大的一个城市，养不起那么大的工业了。大家听说城市发展了，工业增加了，都高兴，没有想到发展到一定程度，农村能够供应的力量跟不上了。

    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国威胁论？

    金冲及：中国自己的事情都忙不过来，还能威胁人家？欧美、日本、印度有一部分人叫得凶，他们感觉原本被压在底下的中国慢慢成长起来了，心里感到一种威胁，其实中国自己还顾不过来，只要人家不来惹我们就行了。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