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伦

菲利普·罗斯


《凡人》

    关于新书《凡人》的命名与题材

    记者：罗斯先生，您的新书《凡人》的书名来自十五世纪一个无名氏写的寓言剧。奥地利作家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1912年创作的戏剧也是这么命名的。

    罗斯：……但是他仍然保留了基督徒的视角，寓言的形式，还有道德说教。我的《凡人》不说教。它不具有寓言性。

    记者：那您为何取这书名？

    罗斯：一开始不叫这个。我写作过程中想了各种书名。直到最后才想起这个戏剧，我上大学时，也就是1952年之后就没再读过。这次我又读了一遍，觉得拿它来当书名正合适。不过我写作的时候可没想到这出中世纪戏剧。

    记者：您动笔以后思考的是什么？想达到什么目标？

    罗斯：通过一个男人的疾病——威胁到生命的身体疾病——来讲述他一生的故事。叙述的线索就由他的疾病史主导。我想到其他关于疾病的书。你可能认为这类书应该有很多。实际上不多。我想到托马斯·曼的《魔山》，托尔斯泰的《伊万·伊里奇之死》，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这是本好书。除此以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书是以疾病为主题的。

    记者：这个观点很有意思。您认为您的同行们害怕什么（而不写这个题材）？

    罗斯：为什么关于通奸的书比关于肺气肿、癌症、糖尿病的书多呢？不知道，但我也不能说是因为害怕。我怀疑我不是世界上唯一把关注点转到疾病上的作家。和十五世纪的人相比，我们遭受的疾病多得多，因为现在，人们在被疾病夺走生命之前，大体上活得更长。现在你可以打电话问你朋友，他的放射治疗结束了没有、组织切片情况如何。对这些医学问题我们都有丰富的知识。这也是我怎么会写这本书的原因。

    体验难逃命运的感觉

    记者：就长篇小说而言，《凡人》篇幅相当短，有点像您早年的小说《垂死的肉身》。您将来还会写更短的书吗？

    罗斯：随着我精力衰退，那是有可能的。我喜欢写《垂死的肉身》，也想过再写一本篇类似的书。你得有一个故事，如果要写得那么短，故事冲突就得很快发生。

    记者：可《凡人》开头节奏挺慢的。

    罗斯：开头是葬礼。接着是童年的他在医院里看到临床的小男孩病死而接受的早期死亡教育。

    记者：虽然书的开头就写了主人公的葬礼，但是读者读了书的大部分内容，仍然希望主人公没死。您发现他最后没有遭受痛苦也是一种圆满的结局吗？

    罗斯：对我来说这无关紧要。我并不因为主人公的命运而或喜或悲。我不得不体验的是难逃那种命运的感觉。我希望读者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个人死了，出席他葬礼的那些人是谁，他们说了些什么。一旦这些内容搭起来，我就让你看他各个生死关头和最后大限到来的一生。

    小说写于索尔·贝娄安葬的第二天

    记者：为什么主人公没有名字？

    罗斯：一开始这是个意外。直到我写完初稿坐下来读的时候，我才发现没有给他起名字。然后我决定就这样。让他与别人的关系来定义他，跟父母的关系，跟哥哥的关系，跟几个妻子的关系，跟女儿的关系。也许我们都觉得自己是由名字定义的，其实，我们是由我们与相识的人的关系所定义的。那定义了我们是谁。

    记者：说说一开场的葬礼吧。它的灵感是否来自您最近参加的某次葬礼？

    罗斯：我在一年内失去了三四个朋友。你的朋友病了，死了，然后你去出席葬礼。索尔·贝娄是其中最后一个，也是我最亲近的一个。我最近去了这么多次墓地，就想，好吧，是该写写这个题目了。

    记者：您在索尔·贝娄安葬的第二天就开始写了。他的葬礼是什么样的？ [NextPage]

    罗斯：那是在佛蒙特州一个镇的小墓地，大概有120人参加。它对每个人都是很强的冲击。他的伟大使参加葬礼者有一种别样的反应。一个伟大的人死了，而我们之中伟大人物凤毛麟角。这给悲伤增添了新的情绪。

    离死亡越近，

    人们就越不想正视它

    记者：我们也许可以认为，您书中被引用最多的句子会是这句：“老年不是一场战斗；老年是一场大屠杀。”

    罗斯：我看电视上播放新奥尔良洪水新闻的时候，看到他们正在把老年人从家里撤出来——我对身边的人大声说：“老年是一场大屠杀。”他们看上去就像是在把人从战场上撤出来。

    记者：这个想法和这一主题，是不是让您写这本书比过去的写作更困难？

    罗斯：没有。要说困难，写任何一本书都是困难的。并不是因为主题，写作才会困难。难的地方是我首先得想清楚怎么写，但这只是任何写作都会碰到的寻常困难。这个主题本身并没有增加写作的难度。

    记者：但对读者来说可能有困难。您写到没有什么能让人愿意接受这个念头：“你本生而为生，事实却是为死。”罗斯：是这样。人们就是要竭力把这念头放在一边。有些人能从某种宗教中获得慰藉，它许诺他们可以不死。我不明白他们怎么可能相信这个，但另一方面，人们也会因为绝对没有证据而相信任何事情。大多数比我大的朋友多少都说过类似的话，对于死亡，我现在不像青春期时想得那么多了。第一次发现死亡是非常震惊的。死亡似乎很不公平。这就是你十四岁的时候想的：那多不公平，多荒唐啊。我想，离死亡越近，人们就越不想正视它。不过总有人被它折磨。我想到比我年长二十二岁的诗人罗伯特·洛威尔。他对我说过，过了五十岁，你就没有一天不会想到死亡。

    记者：但你还没有这样的体验吧？

    罗斯：没有。我只是每隔一天会想到它。不过在这个年纪，就算你不去想它，它也会因为你的老朋友一个个去世、你去医院探视病人和临终的人而来提醒你。这个朋友在做放射治疗，那个朋友在做化疗。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人摘除恶性皮肤瘤。人年轻的时候不会碰到这些。我记得我父母谈论他们的朋友病了或者要死了的时候，我并不理解他们，即使当时我已经四十多岁了。我想，人体内一定有某种生物性的屏障，保证人不到一定的年龄，就不会真正明白死亡无时不在，压倒一切。即使当我父母开始失去最好的朋友的时候，我也只是听着，没有明白他们所失去的所有意义。现在我明白了。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