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庄
梁晓声近影
7月。雨后的黄昏比平日更显清洁与宁静。如约到达黄亭子时，恰巧遇见刚从电视台赶回的梁晓声。他上身着一件藏蓝色的中山装，已是与这季节格格不入，里面T恤衫的领子偏偏又立起来，再加上怀里抱着一摞厚厚的杂志，右手臂挂着一个白帆布的手提袋，又斜挂上一把长柄的伞，这些负重之下，梁晓声依然步履从容，颇有些“五四”时期老先生的作派。
梁晓声说，自己刚刚完成了一部60集电视剧初稿。45集的电视剧《年轮》是向国庆45周年献礼，如今刚刚完成的《知青岁月》（暂定名）是向国庆60周年献礼。与共和国同龄的作家梁晓声，任何时候作品都与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位因知青文学而蜚声文坛的知名作家，伴随着共和国的风风雨雨，在文坛跋涉了30多年。他的《雪城》、《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等作品，风靡大江南北，《泯灭》、《浮城》、《凝视九七》、《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婉的大学》、《红晕》也引起广泛影响。而他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又使他比一般的作家有更广阔的视角。教师、作家、政协委员，在耀眼的光芒中，梁晓声真实而恳切地表达着自己的声音，至今，梁晓声创作了1000多万字的作品，包括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以及杂文和影视作品。中国物资出版社近日推出了《梁晓声文集》，其中《母亲》被新闻出版总署评为2009年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的百种优秀图书之一。
走上文坛
“父亲目不识丁。祖父也目不识丁。原籍山东省荣城温泉寨村。上溯十八代乃至二十八代三十八代，尽是文盲。尽是穷苦农民。”1949年9月出生的梁晓声在自传体散文《似梦人生》这样描述自己的家庭：“母亲也是文盲。外祖父去读过几年私塾，故而同是文盲，母亲与父亲不大一样。父亲是个崇尚力气的文盲，母亲是个崇尚文化的文盲。父亲希望我们将来都能靠力气吃饭。母亲希望我们将来都能成为靠文化自立于社会的人。母亲的教育方式堪称真正的教育。她注重人格、品德、礼貌和学习方面。值得庆幸的是，父亲长年在大西北，我们从小接受的是母亲的教育。母亲的教育至今仍对我为人处世深有影响。”
“家里生活困难，而建设兵团是发工资的。”梁晓声说，自己当年插队到北大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建设兵团里的部分知青被称为“农工”，有严格的编制。因为从小就爱读书，插队到北大荒时，他晚上常常给大家讲故事。“讲到后来讲串了，就开始虚构。后来上复旦大学，因为肝炎住传染病医院，在医院里我也给其他病人讲。”他说，也许自己的虚构能力就是从那时候培养起来的。他想，文学能影响自己，也可以影响别人。这种影响，最直接的就是他的为人处世在知青中很快得到老战士们的认可，被大家推选为班长，后来又当了排长，很受大家的尊重。有一次，鹤岗一所邮电学校的进修名额下放到木材加工厂，知青们推选梁晓声，但是被领导驳回。而这时，复旦大学负责招生的陈老师在兵团《战士报》上看到了知青梁晓声的作品，千里迢迢到黑河来找梁晓声。
梁晓声的命运从此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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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梁晓声从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至上世纪80年代，他的写作呈现“井喷式”状态，1984年甚至被称为“梁晓声年”。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长篇小说《雪城》，陆续拍成电影和电视剧，引起巨大反响。到了90年代，梁晓声另一部知青题材代表作《年轮》，掀起又一轮热潮。
“我不是说我这个人有多好，我是说好的文学有多么重要。”梁晓声说，因为文学，他在“文革”中对所有受伤害的人都表现出极大的友善；因为文学，他这个曾经戴过红袖标的作家，可以理直气壮地面对各种采访问心无愧。“红卫兵时期是那样式的，我不是那样式的。恰恰是‘文革’中，我和同学们的关系是好的，和所有老师关系空前好。当看到老师被剃鬼头时，我给我的老师敬礼。我的老师多年后仍打听梁晓声在哪儿，就因为一次敬礼。我要感谢文学。我在‘文革’前看了那么多文学作品，文学艺术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我身上印证了，我接触了很多知识分子，我对所有受伤害的人都显出友善。没有一个同学或同事站出来说：我来揭发我所认识的梁晓声。”
文艺作品应该多些温暖
知青文学的庞大驳杂中，梁晓声是不可替代的、引领知青文学的一面旗帜。他说，我们不只是讲故事的人，很多人都能讲故事，《鬼吹灯》也有吸引力，但我们不能要求仅仅讲故事，还要讲故事里承载一些什么。“知青上山下乡，有几件事情，一直对我有震撼，是让我思考的。我的朋友秦晓鹰曾对我讲过一个细节，她在山西插队，告别时，老房东一家给她准备了鸡蛋、小米、枣子等那个年代他们认为最好的东西，她走了很远，回头看时，还能远远地看到老大爷、老大娘站在路口目送她。她隔着若干山头朝他们跪了下去……这一跪，意味着很多。那样的画面引发我很多想象。这一代人，他们受了很多苦，但是和最具中国特色的农民结合过，和土地结合过，和人类最基本的劳动结合过，亲眼看到过什么叫贫穷，亲眼看到过劳苦大众在贫穷状态中生生不息。我笔下的作品不只是写自己的小经历，而要把这些包容进来。”
看过外国作品《我的名字叫红》、《灿烂千阳》的人，很少不为所动。梁晓声感叹道，那个国家经历了那样的时代，作品仍然会像长了翅膀一样感动那么多人，为什么我们不能那样写呢？我们所理解的文学作品高于生活，不是把生活粉饰之后高于生活，我们需要把人性的真善美所能达到的高度呈现出来，文学高于生活最终是高在这里。这样的作品需要眼睛发现。“有一种误会，好像发现假丑恶的眼睛才是深刻的，我不这么认为。网络传媒不断把真相传递给大家，假恶丑的信息太多，这样的时候，发现这些还需要深刻么？文艺作品太缺少温暖。我们应该多创作些受众看了之后心有所动的文学作品，而不能满足于给读者提供了一点故事。”
在写作上，对梁晓声影响比较大的是苏俄文学，他的作品里有翻译体，可能就是因为阅读较多苏俄作品的缘故。他的小说里经常有一种忧虑，他将这种忧虑也归结为“俄罗斯文学的一种感觉”。
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创作了大量的知青题材的小说之后，梁晓声的目光转向平民生活，他觉得自己的平民立场“相当顽固”。“中国老百姓身上虽然有很多负面的、传统的、消极的文化背景存在，但是也有很多好的方面——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另外，中国老百姓之间还是有一种善的关系存在的。”
现代文化的变异和现实社会的压力，常常使梁晓声感到忧虑。有一次，在书店的讲座上，他坦率地说：“正直、同情、无私、社会公益心、助人为乐，经常处于被践踏、被嘲笑、被解构的境地。”容忍这样的一种文化，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受到惩罚。
他曾在很多作品中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从《龙年1988》、《九三断想》到《凝视九七》，从1988年到1997年的10年时间，梁晓声不断提出将来谁还愿意当农民的问题。到1997年，不吐不快的感觉推动他完成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梁晓声前期作品明显有投枪和匕首的味道。然而上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梁晓声的写作风格开始有些转变。在长篇小说《恐惧》、《泯灭》之后，他描写现代都市的《伊人，伊人》，进一步显示了风格转变。到了今年新出版的《上蹿下跳的人们》，开头几篇都是谈民主。他说：“知识分子要担当国家的民主责任，不只是科技救国，不只是繁荣经济，不只是社会稳定，不只是丰富文化生活，不只是提供娱乐，还要担当起知识分子的民主责任。我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炒明星、炒故事、炒学术丑闻的兴趣超过了对这个国家的民主前景、民主模式的关注？超过了思考整个国家构建社会公正、呼唤良知？《上蹿下跳的人们》没有故事，没有搞笑，没有可以作为谈资的腐败，但是我个人认为这是我要做的。由此我也会常常感到孤独。”但是他毫不犹豫无所畏惧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他坚信自己是看得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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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求自己在作品中不要一味批判，也要给予，变成蝙蝠和蜜蜂。蝙蝠本身有着警示的象征，蜜蜂却要酿蜜，这两者不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我作为作家，这两方面的文艺功能都要争取实践一下，而且要实践得好一些。”
梁晓声说，自己从少年时期就热爱文学，从兵团创作员一路走过来，文学变成他此生唯一每天都在尽心的事情。回顾以前，至少有两点总结：“凡是我的哪部作品好一点，都由于我在创作中没考虑到市场、稿费、印数、改编成影视收入多少，我只是相对真诚地把我的感受呈现出来；凡是我的作品中我个人觉得不好的、失败的，都是由于后一些因素进入了我的创作意识。有时候某些因素会产生诱惑。”他说，自己现在毕竟没有必要靠写作赚钱，也不用在编剧中考虑哪个元素受到观众欢迎来借此提高收视率。一路写来，写作者所剩时间不多，要把自己摆放在文学、文艺、文化和整个民族的社会生活的关系中。在这个关系中，作为写作者，必须考虑怎样写才能更对得起写了这么长时间的作者的身份。
假如写大学
自2002年１月起，梁晓声到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做中文教师，他说：“没什么值得惊奇的，我不过选择了一种自己曾经梦想过的生活。”
走在大学校园里的梁晓声，和其他老师并无两样，他的备课，甚至比一般人更用功。因为在他看来，有没有准备学生一听就听得出来。所以，但凡有课，他一定会在前一天拿出时间来认真备课，不允许任何事情干扰，也许正因为此，梁晓声被评为全国的“师德标兵”。“学校对我很厚爱，同事非常友好。但是你不可以在学生面前自认为是个特殊老师，学生也不管你特殊不特殊。他们就是要听你的课。”经常会有学生把习作交给梁晓声指导，这也使梁晓声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当下学生的文学素养。“有的学生是不太爱写作，考到大学只不过要拿文凭的学生不为少数；有的一旦爱上写作，会带给你惊喜，他们的语言感觉刷新了汉语言的表达力，对汉语言表意的灵活性、生动性超过以往。”
梁晓声已经当了7年的大学教授。近来一些文学作品直指大学腐败，不知身处其中的梁晓声对此有何看法？梁晓声说：“我要写的话，恐怕要写另外的问题，思考大学的使命和社会责任，大学应该秉持什么样的精神，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大学失去这种精神没有？”
说起大学，梁晓声觉得无比幸福。“我和大多数的学生关系很好，今年毕业的学生们给我写了纸条，放在玻璃瓶里送给我，告诉我每天打开一个。我的墙上还挂着全班同学一起亲手做的工艺品……在学校里，我最直接的感受是，我真是幸运！矛盾哪儿都有，但我总是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好人成堆。”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主楼有个打扫卫生的女工，尽管做了多年，工资依然很低。梁晓声听学生说，女工的儿子今年考高中，他马上就去对书记说，能否为她涨工资。他说，中国这么大，不可能通过我们来扶贫一个群体，但是在我们楼里就有需要帮助的人。书记马上支持，说咱们去找院长来谈；院长说，他也在想这事。“你不觉得我的同事多可爱么？”梁晓声一连两次反问。高校里对工资也有规定，后来他们采取变通奖励的方式解决了问题。
梁晓声说：“整个的文学或者通过文学衍生出来的文艺，使我看到，对我们的生活正面价值的促进。现在我所做的，就是用我的眼睛来看，有什么遗或缺。我还是想做拾遗补缺的事情。”
（编辑：李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