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辉
自李辉2月18日质疑文怀沙后，不少文化界人士和网民一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李辉何以突然发出质疑，是否因与文怀沙有个人纠葛所致？昨晚，李辉向早报发来专文，就其质疑文怀沙的历史缘由、写作动机和文化思考详加叙述。“郁风——这位在‘文革’期间真正被关押在秦城监狱遭受七年磨难的老人，两年前刚刚去世，却让一个因‘诈骗、流氓罪’入狱、自称也关押在秦城监狱的人，泼上一盆污水——称郁风为其画过裸体像，她的在天之灵一定不会安宁！对如此卑劣之人，我决不能原谅！这是公开质疑的最直接原因。”
直接原因是文怀沙曾称郁风为其画过裸体像
与李辉交往的文化老人一直鄙视文怀沙
质疑是一批媒体人情感与思考的集中体现
1 二十五年前熟知其人其事
关于文怀沙先生的行状以及入狱原因，我不是因为突然间心血来潮，好奇所致而想到去挖掘，而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北京晚报》工作期间，就已经对此熟知，迄今已超过25年。
１９８２年初，我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北京晚报》，先是担任文艺记者，后任副刊编辑。从当时交往的青艺老人那里，我第一次听到了“文怀沙”的名字，以及他的一些事情。我随后认识的萧乾、文洁若夫妇，与牛汉先生一样，都是文怀沙1950年代初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事，从他们那里，同样听到过关于文的事情。
也很巧，那时我与卞之琳先生也有了往来，他的夫人青林即文怀沙的前妻、文斯先生的生母。我先是为研究巴金和撰写《萧乾传》而去采访卞先生的，后来，编辑“五色土”副刊时，又请他新开“居京琐记”专栏写稿。他寄来的第一篇稿件是《漏室铭》，是为他们的房子遇到麻烦而呼吁的。他们住在干面胡同中国社科院宿舍的顶楼，每遇下雨，房顶就往下漏水，夫妇俩不得不四处用脸盘接水。后来，从一些文学界的前辈那里，知道青林很有才气，写过小说。自然，他们也谈到过与文怀沙相关的一些事情，如青林如何不能原谅他在她怀孕和坐月子期间做了某件事，才决定离婚……
因此，可以说，在上世纪80年代的北京文化界，文怀沙其人其事广为人知，根本不需要刻意打听。不会像现在这样，一经公开，使人有“爆料”之惊。正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的这些事情，大多避而远之，当时的许多文化界活动中，也就很难见到他的身影，这一点，查阅当年的相关报道即可得知。
虽然知道其人其事，但我从没有想到要写出来。第一，他不是我所关注的对象，我在情感上一直排斥他，从来没有把他视作一个文人；第二，在我看来，这属于个人品行，是受害者与法制部门管的事，何况他已经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2 十年来怀疑其真实年龄
开始怀疑文先生的真实年龄，是在最近十年，其间他的名头越来越大、媒体曝光率越来越频繁，他已不再是二十年前的那个形象，而俨然已成显赫的公众人物。
对其真实年龄产生怀疑，主要源于多年来我与一批“二流堂”老人的交往。
“二流堂”是一特殊的文艺家群体，最初形成于1943年抗战期间的重庆，主要人员有唐瑜、吴祖光、吕恩、金山、张瑞芳等。经常来此的则有丁聪、 黄苗子、郁风、叶浅予、张光宇、张正宇、冯亦代等人。
自1980年代以来，我与“二流堂”中的不少老人有不少来往。近二十年来，这些老人经常不定期聚餐，除“二流堂”老人外，还有杨宪益、王世襄、范用、华君武、姜德明、沈昌文、邵燕祥等。他们的回忆文章，或者闲谈，从没有正面提到过文怀沙，更不用说叙述彼此之间往来故事。相反，如在闲聊中谈到此公，他们从来都是一种鄙视口气。对于近十年来文怀沙忽然间声名鹊起，并被各种媒体冠以“大师”或者“风流”的称谓，“二流堂”健在的老人们颇感意外和惊讶。他们感叹时代变了，对人的评判标准也变了。但是，如果有什么媒体将他们与之相提并论，他们还是会认为是对自己的一种侮辱。譬如，前年，某电视台录制一组文化老人节目，分别有文怀沙、黄苗子等，黄苗子获知后，颇感无奈，不住地说：“真要命，怎么把我和他摆在一起了？”
关于文先生的年龄，也是我与这些“二流堂”老人聚会时谈到的话题。有几位老人的出生年份为：唐瑜，１９１２年；黄苗子，１９１３；丁聪，１９１６年；郁风，１９１６年。属牛的黄苗子先生今年９６岁整。他们的疑问是：“文怀沙本来比我们小，怎么现在比我们大了呢？”
不过，这一怀疑，大家都是饭桌上议论议论而已，并没有想到要公之于众。
3 两年前的刺激导致追寻真相
我决定追寻文怀沙的真相，源于两年前的一次刺激。
２００７年，在郁风老人４月去世后不久，吉林卫视“回家”栏目的制片人李冬冬女士来看我。她告诉我，她曾去找过文怀沙，想拍一个他的专题节目。谈话中，她告诉我去见文的过程。她说，她介绍这个栏目曾经拍摄过黄苗子、丁聪、郁风等，文一听，马上就说：“哦，我和郁风是好朋友。干校时候，她还找过我，为我画裸体像呢！”
我一听，脱口骂了一句：“王八蛋！”我告诉冬冬：“不可能的事情。‘文革’期间郁风一直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不可能去过干校！文怀沙完全是胡说八道。”
我写过郁风老人的传记，总是以“老太太”称呼她。郁风正直，坦诚，甚至天真，她从不拿自己的家庭背景和经历炒作自己。
这样一个让我敬重与怀念的老人，这样一个在“文革”期间真正被关押在秦城监狱遭受七年磨难的老人，刚刚去世，却让一个因“诈骗、流氓罪”入狱、自称也关押在秦城监狱的人，泼上一盆污水，她的在天之灵一定不会安宁！对如此卑劣之人，我决不能原谅！决不能漠然视之！
这就是我决定要公开质疑的一个最直接原因。它关乎个人感情，也关乎对历史的敬畏。同时，也是本人楚人性格所致。有的读者根据我的文字，只知道我是一个温和、行文节制的人，他们不知道，在生活中，我有时也是一个倔强、固执甚至不给人留情面的人，周围的同事和朋友，深知这一点。
4 今年元旦，决定公开质疑
两年来没有停止追寻，所搜集到的史料和佐证，越来越证明文怀沙的自述与光环——年龄、入狱原因、文化地位等——都存在诸多疑点，必须公开质疑，找到真相。２００９年元旦前后，一个更为直接的原因，使我决定撰写《文怀沙的真实年龄及其他》一文。
元旦之前，我所就职的报纸，连续两天刊登整版广告，突出推广“百岁国学大师文怀沙主编”之大型套书《四部文明》（每套售价数万元），声势之大，让人惊叹。我和报社一些同仁，中午常常在编辑部咖啡厅喝茶聊天，那几日，我们谈的是文怀沙其人其事：他的历史陈迹，近年的声名鹊起，特别是他如何已经被成功地“包装”为“国学大师”。显而易见，成为“国学大师”之后，他不仅通过四处题字、演讲带来经济效益，随着据说要取代《四库全书》的一套书的推广，还将牟取更大经济利益。
《四部文明》的价值和历史地位，不在我的评价之列。但是，由一个有历史劣迹且又编造个人历史的“国学大师”领衔主编，无法让人接受。报社同仁鼓励我，一定要把自己的追寻与质疑尽快公布于众。他们说得好——不能让文怀沙认为神州无人；不能让世人认为媒体中的人都失去了良知；不能让后人笑话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文化人都失去了道德标准和勇气。
正是在他们的鼓励与催促下，我在春节之后完成了这篇质疑文章，并请这些同仁分别从法律、史学、文字表述等方面帮忙把关。可以说，质疑文章虽系我个人所写，但从另外角度说，它也是一批媒体人的情感与思考的集中体现。
我们失去了文化
判断力和敬畏吗?
不到十年，文怀沙忽然间被部分媒体和社会制造成“国学大师”，足以令人们深思之。
中国曾经历政治运动频仍、“知识越多越反动”、“大破文化命”的年代，那时，陈寅恪、梁漱溟、陈垣、冯友兰、钱锺书、沈从文等堪称文化大师的人依然健在，但我们顾不上珍惜和呵护，却让他们不断地写思想检查，进而在放羊、种菜的劳动中消磨生命，这对于中国文化的延续和发扬光大，实在是巨大的历史遗憾。
进入新世纪之后，各界人士对文化老人特别是“国学大师”的尊敬、爱戴的情感，无可厚非；不明真相的人们轻信一个被称作“国学大师”的招摇撞骗、欺世盗名也可以理解。问题是，我们的时代为何失去了文化判断力？为何失去了对大师这一称号的应有的敬畏？
质疑文怀沙真相引起如此大的社会反响，超出我的预料。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我们的公众多么需要历史真相，多么需要一个货真价实的大师，多么需要真正对得起后人的文化成果！
说实话，我最担心的是，质疑文怀沙及其反响，仅仅成为媒体的一次狂欢，之后，谁都顾不上反省，又一切归于原状。不管怎样，我的任务已经完成。除非有必要，我不再就此事撰文发表新的意见。
李辉 2009年2月24日于北京
（编辑：李锦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