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村上春树的新书《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的中译本面世，译者不再是之前翻译了二十多本村上作品的林少华，于是引出了一场关于哪个译本更好的争论。记者日前采访了专攻日本出版文化的旅日学者李长声先生，请他就村上作品中文本的翻译谈了一些看法。
封面人物：李长声 李媛 绘
您看过村上春树这本新著吗？觉得怎么样？
李长声：“谈跑时我谈的”，这是原题直译，其实一般日本人通常不会这么说，这就是村上春树的风格。似乎译作“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也有点啰嗦。译作“关于跑步，我说的其实是……”好像就有点走样了。内容谈的是跑与写，算不上自传。村上是一贯写自己的作家，随笔就更不用说了。日本人写随笔，几乎就是写自己，这是日本传统。小说也有所谓“私小说”，就是写自己的私生活。有一阵子村上很爱在网上交谈，可惜没有像跑步那样坚持下来。这本随笔的书名是拿来的，村上的一大特点是惯会拿来现成的东西作书名。这本来是美国小说家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的书名，“谈爱时我们谈的”，他的日译本就是村上翻译的。我觉得，除了有关跑的想法，关于他的写作历程，没有多少新东西，在他以前的随笔及小说的前言后记里都读到过。从翻译来说，村上用的这个“跑”字就值得注意，通常日本人是使用外来语“跑步”，纯粹体育性运动，他却用了个地道的日语动词，别有意境，很值得玩味。
村上春树每天长跑，无非是锻炼身体，没什么稀奇的。他这个人生活非常有规律，日出而作，日没而息。我觉得，他是文学家，但算不上思想家，只有些小奸小猾。从思想来说，不能把他跟王小波比较，而文学上或许跟张爱玲比比更有趣。事实上，在日本拿他不以为然的批评家不少，但好像没人告诉中国人。这也是翻译领域的问题。
您曾经在《日边瞻日本》一书中谈到：“村上春树的文字较为平白，每每直译过来就是了，略施文采就可能走样。而大江健三郎的作品很难译，日本人说读不懂……”您能更详细地说说吗？
李长声：对于日本人来说，村上的文字是浅白平易的，吸引他们的特别是那种翻译腔。当年被列选芥川奖，大江健三郎等评委就批评他外国的翻译小说读得太多了，有股子黄油味儿。村上的文体不是花里胡哨的，不是文绉绉的。他擅长比喻，很现代、很未来式的比喻。水太清澈，清澈见底，就可能估量不准它的深度。有时候弄不清他到底要说什么，弄不清深层的意思，但是说穿了，也可能底下本没有意思。这就叫穿凿，凿穿了是空的，空空如也，反倒更叫人想入非非。我们把他读得很小资，其实是误读了时代，这可能是中国与日本的时代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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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怎么看译文与原文的关系？
李长声：日本至今也有林琴南那种翻译，叫“超译”，是用来翻译欧美的推理小说。或许推理小说可以这么干，因为忙着看情节，忙着破案，作者和读者顾不上文学，“超译”也无妨，但村上春树的小说是文学，中国人也需要读出文学来。
那么，这文学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呢？从作家来说是日本的，从译者来说是中国的。不过，如林语堂比喻的，说翻译好像给女人的大腿穿上丝袜，袜子再好，曲线美也是大腿的。译者给原作穿上黄袜子或者红袜子，那袜子的厚薄颜色就是译者的文体，译文的风格。我认为，原作是女人，美取决于女人的大腿，丝袜固然增加美，但丝袜越透明越好。
一个译者有一个译者的风格，但作家的风格不可以被译者的风格遮没。译者的本事在于隐藏自己，这份苦心就是翻译的文学创造。总想逞自己的个性，比如表达一个意思非琢磨用一个成语不可，结果中国读者得到的印象就可能跟原作读者的印象不一样，就改变了原作的风格。
有人批评林少华先生的译文跟村上的原文风格并不相符，去年藤井省三教授也曾在其专著《村上春树心目中的中国》中质疑林的翻译，认为林译对村上的原文作了太多的“粉饰”。您怎么看？
李长声：村上的文字读来是比较平白的，但平白可不是直译就行了，而要用中文的技艺（技术与艺术）表现出平白，中国读者觉得平白才算译出了平白。更难的是，村上的平白是假面，他的叙述腔调是平白的，但阴阳怪气，总像是话里有话，这就不好译了。至于说林译到底符不符合村上的风格，事情也好办，不懂日语的人不妨把他译的村上作品跟他译的其他作品比较一下，如果都一个味儿，那就说明只有他的“林风”。怕只怕少有这样的好事者。
我认识藤井省三教授，当然不敢说是我的朋友，但说是酒友，他也同意的。他送给我那本研究村上春树在亚洲的书，以及台湾译本，我翻阅过。藤井对林少华的品评有偏颇，未免太偏向台湾。我了解林少华，当年他读日本古典文学研究生，我当《日本文学》杂志的编辑，他的第一篇译作《天皇的帽子》就是我约他译的。他的长处是中日文都好，相得益彰，这么有两把刷子的译者很罕见。但他也有一个“痼癖”，就是弄词藻。肚子里词藻满满的，顺着笔管往外流。当年我和南京译林的编辑就议论他这一点。说得狠一点，在这一点上他多少把村上庸俗化了。可有趣的是，中国小资读者们接受的恰恰正是这一点，或许这就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吧。村上笔下的人物进屋就打开冰箱拿出啤酒喝，听美国流行音乐，不知我们的小资是不是也这个样子。吉野家、肯德基，招牌还是人家的招牌，但味道是适合中国人口味的了，而且比本家高档化，或许就是这么一回事。功过是非，真难说。
林先生最近在反驳被指译文不够“准确”时，引用别人的话中有一句“村上春树在我国的影响，很大程度依赖于林少华译文的精彩”，您认同这个说法吗？
李长声：这个“别人的话”说得不大对。我敢说，村上的小说谁译都畅销。所以才有人说，村上是一个社会现象，不仅在日本，而且在台湾和香港地区以及韩国都是这样，所以藤井省三才能写一本书。好像林少华也译过一本在日本史无前例的畅销的小说，叫什么《在世界中心呼唤爱》，似乎在中国就不大有销路。林少华还是林少华，但作家换人了。
译者有自己的文体，自己的风格，这是无可奈何的，因为译者是译者，不是原作者。不仅语言不一样了，人也不一样了。所谓翻译文学，这文学二字也包含了译者的文学创造。一看就知道是傅雷译的，一看就知道是林少华译的，保持自己的风格没什么不对。译者给原作穿上丝袜，是非穿不可的，但不要喧宾夺主，因为你毕竟不是在写你自己的东西。
译笔上无视原作，我行我素，这是翻译的霸道。甚而很可能译者本来就看不懂原作的风格，乃至压根儿不懂什么叫风格。若认为全凭了他的译笔，人家的作品才得以风行，那就更阿Q了。村上说过，要是能译得比原作好，那你就自己写好了。你写呀？有的译者也写散文、小说，一看那散文、小说就露了怯，境界、教养、见识等，跟人家有天壤之别。
网络上一直也有很多读者在讨论村上中译本的翻译。
李长声：贵报有一篇文章叫《有认真的译者，才有认真的读者》，我想把这句话反过来，那就是“有认真的读者，才有认真的译者”。而且，有认真的读者，才能有认真的编辑，可能这一点更重要，因为编辑是把关的。现在不少是编辑跟译者合伙，沆瀣一气蒙读者。读者不认真，只读故事，不读文学，所以译者也就搞快餐，什么人都敢下厨掌勺。例如，村上龙的小说是“无限接近透明的蓝”，还是“接近无限透明的蓝”，好像没有读者去过问。
现在的译者还有一个问题，特别是所谓畅销书，抓过来一本书就译，对作者及其书里书外毫无了解，简直像临场口译一样。而且，自己翻译了，就把那本书往好里说。这样，不仅译得可能好不了，也可能误导读者对作者的认识。也不要迷信在国外的人，有的人是在推销他自己的货色，有的人是在讨好他的导师，而且有好些在国外生活的人其实是文盲，会说话不等于会读书，更不等于能读出书的好坏。
不过，版权是一个问题，它维护了作者以及译者的权益，却阻碍了翻译水准的提升。翻译需要有比较，有鉴别，但只许这一个人翻译，只许这一家出版，别无分店，就只好看着胡译乱译臭了街。所幸台湾和大陆有繁简字之别，同样是中文，人家可以卖两份版权，而出现两个译本，就有了比较、鉴别的机会，反倒是好事。
台湾赖明珠的译本和这次新出的施小炜的译本您都读过吗？
李长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编辑《日本文学》杂志，以专辑的形式介绍了村上春树，可能这是他的作品最初出现在大陆。当时随便拿来了台湾赖明珠翻译的几个短篇。去年在东京见到赖明珠，我还表示了歉意，不过，算不上盗版，因为那时候中国没加入国际版权组织。
我1988年随大流自费去了日本，记得还写过《国境以南太阳以西》的书评，以后再也没读过村上作品的中译本。施小炜的译本没读过，也不想读，因为我不是搞翻译批评的，没必要特意读译本。
最近，在媒体上看到施、林两位先生对对方的译文互有指责，施称林译有许多硬伤，“可谓俯拾皆是”，说他的翻译“是一种凭空想象的风格”。而林说施“对村上的文体把握得不好”，“他的汉语不太考究”。对此您怎么看？
李长声：译者最需要的品格是谦虚。翻译不可能没错，但不能拿这话当挡箭牌。被人家抓住了，没必要辩解，甚至强辩，更不要反唇相讥，把下一本译得更好就是了。批评翻译，最需要的是与人为善，旨在提高我们的翻译水平，不是借此卖弄自己。不要用“俯拾皆是”之类的字眼儿，太夸张会惹人反感。所谓翻译水平，其中也包括读者的阅读水平。翻译批评也是为提升读者的阅读水平，起码要知道翻译有好坏，鄙视、抛弃那种把你当猴耍的翻译。
我也偶然做翻译，倘若批评别人的翻译，并不是说我就比人家高明，只是偏巧看出了问题罢了。一批评，可能有人就反过来挑我的问题，这倒是好事。不用交学费就给你批改作业，有什么不好？小肚鸡肠的人，最好不要搞翻译，你会受不了批评的。
施小炜说发现林译有很多硬伤，我觉得他可以撰文发表，借此兴起或推进我国的翻译批评，功莫大焉。三十多年前，大连外国语学院的几位教师曾试图展开翻译批评，我至今敬佩他们，可惜被三两个编辑打压了下去。
有一个日本人，把村上作品的英译本逐一跟原作对照，发现英译本译得丢三落四，令人担心，靠那种译本在欧美得奖，那还是村上吗？现在译者之间互相攻击，说什么风格啦文体啦，好像拿冻豆包当石头扔，闹不清他们真知道手里拿的是豆包，还是只不过把这些概念当石头扔。译者有时候会看走眼，当然该指摘，但更为可怕的翻译是金玉其外，败絮其内。这就需要翻译批评来揭穿鬼把戏。
都说周作人译得好，简直是一个共识，但其实，这不是由批评得出的结论。真好假好？好在哪儿？需要翻译批评。与欧美文学相比，翻译日本文学之难，最难在中文上，日文的汉字，以及日本的历史及生活，都难以变换成纯粹的中文。例如“男人的大和”，看似没问题，其实译作“男子汉的大和”才出彩。“写真”译不译作照片？应该译，因为所谓写真好像是来自日本，但我们的年轻人觉得用它是非常洋气的，而日本人平常说“写真”，就是普普通通的照片。
村上作品里的所谓西洋元素，在日本并不是脱离现实生活的东西，村上听的爵士乐，日本的爵士乐爱好者都熟悉，村上的人物点的食物，同时代的日本人都知道。恰恰在这些元素上，村上与读者有默契，是符号，他一提，读者便会心一笑，这也正是他得以畅销的元素之一。只懂日语不懂日本是译不好的。
您怎么看待引起这次风波的出版方的做法？
李长声：听说《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是南海出版公司用高价竞争来的，这是市场的正常现象，而且借此打破了一家出版社垄断、一个译者垄断，在这一点上别有意义。我不了解情况，不明白少华兄为什么作弃妇状，但他能垄断村上，靠的是出版垄断，而为了文学翻译，这种垄断并非好现象。如果能同时出版两个译本，那就更有意思，是出版社做好事，为批评提供文本。
（编辑：马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