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20世纪中国的小说、诗歌和戏剧等相比，散文研究所能取得的成绩是相对薄弱的。究其原因，在诸种文体中散文研究的难度较大，因为散文数量多且极其庞杂，归类和梳理起来较为艰难。范培松先生新著《中国散文史(20世纪)》的出版是国内百年散文研究的重要收获，该著作提供了翔实完备的资料，并且厘清了百年散文史的发展脉络。范培松以几十年的心血和光阴，为散文研究奉上了这部体现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文体观念的散文史，为中国文学史的书写提供了一个有个性特色的范本。

    《中国散文史(20世纪)》洋洋两大卷，足足百万余字。除了绪论，著作主体共分为四个部分。它们是:第一编“异军突起”(1918年－20年代末)；第二编“裂变分化”(20年代末－40年代中期)；第三编“消融聚合”(40年代中期－80年代中期)；第四编“和而不同”(80年代中期－90年代末)。这部著作悉数介绍和评析了数百位散文作家及其作品，归纳梳理了纷繁芜杂的散文思潮、流派，并将两岸三地的散文创作一并纳入了散文史的考察范畴和研究视野，为我们清晰地呈现出了20世纪一百年间中国散文文体的发展流变。其规模和容量可谓迄今为止20世纪散文研究领域中涵盖最为完整的20世纪中国散文史。

    在文学史的写作中，如何撰写文学史，不仅仅是章节安排等技术性问题，也不单靠排比繁复的史料，而是能在史料的精细甄别以及事件的精彩叙述中，很好地凸现史家特有的见地，以至“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中国散文史(20世纪)》一书的第一个特点是注重文学史前后关系的梳理及内在逻辑的发展，从散文本体的演变来勾勒20世纪中文散文史的框架。以往文学史的写作者，往往按照重大的政治事件来划分历史，范培松则秉着尊重史实的宗旨，遵循文学史的发展规律，确立以文本形态本身发展作为散文史分期的依据。最为显著的例子，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以1949年为分界线，而范培松突破了这一惯例，把1942年王实味在《解放日报》发表的杂文《野百合花》及其批判作为新一个散文时代到来的标志，把现当代散文联系起来，依据散文本体的形式和思想内容的变化来划分散文史的分期，具有新意和深度，突破了以往文学史的分期框架。在范培松看来，载“道”与离“道”始终或明或暗地主宰和影响着散文的命运，以载“道”与离“道”来区分文学史表明了他对散文史的整体理解，与他中国散文史的观念是相联系的。同时，范先生充分认识到了散文文体的独特性和散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特殊呈现形态，从而形成了与一般文学史不同的分期观念，体现出了独有的文学史思想。

    《中国散文史(20世纪)》的第二个特点是细致的文本分析。范培松先生除了具备挑选分析作家代表作品的精到眼光和功力，还力求准确地还原作家、描述作家，深入解构作家写作的心态与时代因素。例如关于鲁迅早期的杂文和散文早已有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而范先生从研究心理的角度，写出了新意。作者认为是“挫折使鲁迅在前期的心态始终处于压抑状态之中”，并从家庭、理想、婚姻和政治等四个方面具体分析了鲁迅前期的受挫经历和压抑心态。“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对于鲁迅这些表露心迹的语言，作者解析指出在“五四”前夕的鲁迅“离群孤居，躲在S会馆里抄古碑，成了一个远离社会的孤独者”，“他冷眼透视世界，把世界看透了。他感到自己置身于‘重围’之中”。这些消沉又苦闷的情绪促使鲁迅的前期心态具有破坏性、攻击性的特点。由此，从心理的角度来分析作家作品就容易真正把握作家的出发点和写作目的。诚如江苏教育出版社徐宗文总编所言:“范培松抱定散文不放松。”范先生不仅是散文的研究家同时又是散文作家，这使得他在评价作家作品时既有理论高度，又有感性上的体验，深知散文创作的个中滋味。在理论分析中，他常常穿插一些内涵丰富充满张力的描述性语言，来解构作家的心态和作品的意蕴，这就展现了该著特有的文笔叙述魅力。

    《中国散文史(20世纪)》体现了范培松先生自身独到的审美眼光，融贯了长期修炼而成的理论功底，是他数十载的心血与理想、激情和才华的结晶。

  （编辑：李锦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