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集　 纵横天下

任何一个第一次走进这片建筑群的人都很难相信这里只是一个晋商家族的私人住宅，它占地近千亩，大小房间八百余间，光围绕四周的院墙就长约三公里，不仅如此，更加让人惊叹的是现有的这座晋商宅院只有原来规模的三分之一。离常家庄园不到四十公里的地方，也有一座气势不凡的晋商大院，院子的主人姓曹，他们的家族才真正是众多晋商中的霸主。

太谷县县志办主任程素仁：鼎盛时期全国的字号有640多座，雇员有三万多人，总资本有一千多万两白银。

三多堂博物馆总顾问吴秀峰：整个曹家的总资产最高的时候达到一千多万两白银，整个晋商当中它的地位是极其显赫的。从商业网点来看，它几乎就是大江以北的主要城市都遍布了。

这样的晋商大院以惊人的密度拥挤在山西各地，哪怕在最偏僻的山区也能看到高墙灰瓦的背影，到清嘉庆、道光年间，当年走西口的山西庄稼汉们这时已经把事业推展到全国各地，北京、武汉、广州、苏杭这些名城大邑只不过是他们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

天津社科院研究员胡光明：山西商人对京津天地的发展贡献是举足轻重、至关重要的，在北京有很多大量的资料记载，富商里边的大户都是来自山西省，好多的行业都是山西商人占有垄断地位。

天津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张利民：从我们研究的这个范围内，从华北来看晋商主要的作用集中在几个大的城市北京、后期的天津、东北、库仑、张家口以及外蒙的乌兰巴托。我在日本看到一些晋商的资料，在乌兰巴托100多家商人当中有两点，一个是京商，一个是晋商，它的名字排列都是晋商在前，说明它的发展脉络已经远远超出了中国国内。

中国财政大学赵德馨教授：山西的商人在金融领域里它的汇兑占据了主导地位，在金融领域它也是一支重要力量，在整个汉口几大帮里它是非常重要的一帮，这个帮的特色主要就是票号、茶叶。

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记载“京师大贾多晋人”。在东北地区《龙江述略》中记载“汉民到江省贸易，以山西为最早”。另外《清高宗实录》记载“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者多系晋省人”。从清初走西口起家到清朝中叶势力遍及天下，经过了两百多年的时间，要构造遍布全国的商业网络也需要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参与。持续这样长的时间，组织如此数量的人员，这样的事业在世界商业史上很少有人能做到，为什么偏偏晋商做到了呢？

乾隆年间太谷县一个年老的读书人正在做一项每天必备的功课－记日记。他叫刘大鹏，举人出身，长期任教于晋商家庭，他写下的日记后来结集出版，这本名叫《退想斋日记》的书不但真实地记录了他任教二十年间的所见所闻，更重要的是它成为后来的研究者研究山西商从日常生活的第一手资料。那天，他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近来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重商业为甚重，才华秀美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读书人痛心疾首的感慨在街巷中被人用一种轻快的语句表达出来“有儿开商店，强过做知县，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县官也不换”。不论是老举人的痛心，还是民谚的幽默都反映着这样一个事实，在山西人看来，经商是一种比读书做官都重要的事情。

学者余秋雨：我做商人就是做商人，把商人做纯粹了，把商人当作一个最正经的社会事业来做，这是山西商人特别堂皇的地方，并不是说我做了商人有了钱以后让我的儿子以后去考科举、去买个官，当然这样的人也会有，便是山西商人想法不是这个，他的主要想法不是这个，他堂堂正正做商人、无牵无挂地远行万里，不遮遮盖盖。在他们面前官场和儒家知识分子也不遮遮盖盖，他面对的是一个真正的商人，所以他自己也就变成了真正的官员，或者真正的学者，而不必要象大家既在赚钱，又千方百计说明我是儒商。他甩掉了一切一切的虚伪，这是我对山西商人特别觉得佩服的地方。

学而优则仕是几千年来大部分中国人的人生目标，但明清两代的山西人却根本没有这样的想法，哪怕是考中了进士也放着官不做，跑回家来做生意办工厂。这间书房的主人是晋商发展后期的领袖人物渠木翘，他原先的名字叫本桥，光绪年间他以全省第一的身份考中举人，主考官亲笔为他改名，不久他考中进士，但有相当长的时间他都将主要精力放在创办现代化工厂上，他创办的双福火柴厂一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仍在生产着火柴。正是由于这样一批又一批最优秀人才的加入才使晋商的事业持继百年，就连那位最初连呼风气大坏的举人刘大鹏也不得不在日记中写到“余于近日在晋接触了几个商人，胜余十倍，如所谓鱼盐中有大隐，货殖内有高贤，信非虚也，自今以后，愈不敢轻视天下人”。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刘建生：诚如山西巡抚刘与义向雍正皇帝上奏折说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胜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雍正自诩为深谙下情的雍正皇帝在上面朱批到“山西人，第一类是经商的，第二类是务农的，第三类是谋入营伍，至中材以下方便之读书入仕，其俗殊属可笑”。可笑与否我们姑且不论，但是大量的山西人多入贸易一途却是不争的事实。

山西文学院专业作家成一：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把多少年学而优则仕这样一个观念转变了，学而优则商在那样一个轻商的社会里很可能就是一个惊世骇俗的一个事实，当时的商人不敢这么张扬，但是在整个民间已经形成这么一个价值观念的转变，所以一流子弟都去从小读书，然后他就投靠字号。

在清代甚至普通的山西人也把这种精神当作立身之本。一些晋商的研究者曾在山西省柳林县发现一本《杨氏家谱》，柳林县地处吕梁山区，在历史上这里并不是一个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在那本家谱中有一段这样的文字“天地生人，有一人莫不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劳力，业不可废，唯一勤，无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努力自强，无少偷安，则人力定可日胜矣。安在今日贫族，且不为将来富矣。”当然，依靠精神的力量还不能成就晋商纵横天下的事业，晋商的成功还在于他们创立了一套相当完善的企业制度。

太谷曹氏家族是清朝晋商中资本最雄厚、经营规模最大的山西商人家族，为了管理家族的六百多个商号、二万多名员工，这个家族发展出一套与现代企业制度非常接近的规矩。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方行：晋商还在中国发展了企业制度，我们知道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从收集资金方面来看先是独资后来是合伙，再后来发展到股份制，从管理方面来看，先是家族经营，后来是合伙人股东经营，后来发展到依靠有专业修养的经理制，由专业人员来经营，把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分离。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承明：有一件事情我在别的商人从来没有看见过，比如这个东家同经理的合同规定：东家不准住在店里，不准用店里的钱，在店里吃饭要给钱。这个简直是现代化了，在中国我还从来没看见过这样的合同。

英国著名学者、曾任剑桥大学东方学院院长的李约瑟曾为西方资本主义产生列出三个条件，其中的一条就是职业经理阶层的产生，而且他认为西方的职业经理阶层产生的年代应该是十五世纪前后，而晋商中的职业经理－掌柜也产生在这一时期，但是西方社会职业经理阶层产生时社会的各项条件像商业法规等都很成熟，但当时中国还处于传统的农业社会，那么山西商人是如何在这样的条件下保障这种制度能够顺利实行呢？

太谷县县志办主任程素仁：它内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股份制，而这个股份制里面有一个精华，就是顶身股，这个顶身股把所有的人员大至掌柜小至一般的人都牢牢地拴在一起，这个顶身股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而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许多地方比较成功的地方它也是借用了这个顶身股制。顶身股制就是一个人进入这个店铺以后，你除了挣自己正常的工资，那么根据你进来的这个年代和任职，再给你一个股份，就是说你不用掏钱，就有了你的股份了，这样的话，你在这个店铺里做的贡献越大，待的时间越长，你的股份就越多。

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副教授龙登高：它在产生激励作用的同时又降低了自己经营管理的成本，这可以说是解决企业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的一个有效的手段，而晋商在一两百年前他们就做到了这一点，所以在这点确实让我比较感慨，像从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来说，晋商和南方的商人或者和其它地方的商帮他们是有一定区别的，像南方的商人包括徽商、广东商人，基本上都是经营权与所有权是合一的，也就是老板他往往也就是总裁，或者说他是亲自管理的，当然他下边有他的助手，但是我们看到晋商它的财东、它的所有者是不去经营企业的，而且放手让这种大掌柜、二掌柜去经营。

清末山西最大的一家商号大德通票号的大掌柜曾以这样一段话题概括了财东与掌柜的关系，“苟非人力所能制止而丧失资金，财东不但不责经理失职且加慰勉，立即补足资金，令其重整旗鼓，经理受财东依赖与委托，任重而道远，所以事事必出，勤惕励之一念，领导同人崎岖前行，务使操纵自如，决不行险侥幸。”　　

正是建立在利益和情感双重纽带之上的制度，使晋商能迅速地将一个个小小的商号发展成辐射全国的商业网络。

曹家的商业就是由清初的一家豆腐坊成长为一个大规模的商业集团，但是不论是股份制还是掌柜制，都只能管住一个掌柜，管好一个商号，那么如何管好一个由六百多家商号、两万多员工构成的庞大的商业集团呢？

太谷县县志办主任程素仁：总管里面有一个总钦差，每隔几年要下去视察全国的情况，那么全国的帐庄是怎么回事呢？他有一个大字号，大字号下面还统辖好几个小字号，就相当于现在的子母公司。

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钞晓鸿：还进行了联号的经营，所谓的联号经营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连锁店，比如在归化城有他的连锁店，他在新疆的三个地方都有他的连锁店，而且他们连锁店的经营方式是采取了非常先进的经理负责制这样一种形式，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比如在新疆的商务活动委托于某一个人具体负责，所以这显示了当时的经营方式的一种先进性。

当年由这里发出的一道道指令被迅速地一级一级地传递下去，三百年前的山西商人已经自如地操纵着不论人员还是规模都可以和任何一家现代集团公司相媲美的商业帝国。从明朝起步的晋商经过一番颇为艰难的攀登，此时已经逐步迈进第一个辉煌的段落。

    编辑：李柘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