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4月6日，《我的姐姐》已斩获4.6亿票房。
清明档开跑前，很难想象文艺片取向的《我的姐姐》能取得这样的好成绩。这也是《你好，李焕英》后，女性情感题材电影在今年的第二次胜利。
单从片名、海报来看，故事讲述的是姐弟二人组的亲情羁绊。可实际上，本片还有一个现实主题，那就是百谈不厌的重男轻女话题。
成都女孩安然（张子枫 饰）24岁时，父母因车祸身亡。内心五味杂陈之际，却蹦出个弟弟安子恒（金遥源 饰）。他是父母在二胎放开前偷偷生下的。
身为护士的安然，准备去北京读研，梦想当一名医生，跟男友赵明（梁靖康 饰）也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然而父母离世，抚养弟弟的任务自然落到安然身上。
弟弟和前途怎么选？被牵绊、牺牲难道就是她的命运？故事就这样讲开了。
不在全家福里的姐姐
本片导演殷若昕曾在采访中表示：“重男轻女这个观念，仿佛隐隐地流淌在我们的骨血里。我们（偏指女性）既要自立，也要学会爱别人，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重男轻女的第一个表征，便是女性身份的无由消失。
车祸现场，警察让安然出示证件，以证明她是其父母的亲生女儿，只因死者身上的全家福里没有这个女孩。无论社会环境，还是家庭环境，安然作为女儿的身份都被忽视了，尽管出事时她第一个出现在现场的。
父母尸骨未寒，亲戚们就开始讨论弟弟的抚养问题。按姑姑安蓉蓉（朱媛媛 饰）的话来说，弟弟肯定由安然抚养，毕竟“长姐如母”。
安然的境遇，极易让人联想到李玉导演在《东方时空》栏目组制作的一期节目《姐姐》。
故事聚焦一对双胞胎姐弟。姐姐无条件陪弟弟下国际象棋，看电视时也得让弟弟先看球赛。对此，姐姐发出为何处处要让着弟弟的质疑，却遭到母亲“因为你是姐姐”的回复。
对于母亲来说，弟弟就是掌中宝，姐姐生下来就是为了照顾弟弟。片名从《姐姐》到《我的姐姐》，导演从李玉到殷若昕，可故事中的姐姐仍旧是个家庭工具人。她们之所以存在，不是因为自身价值，而是因为他者需求。
《姐姐》
片中的安然也是这般。小时候，父母让安然装瘸子，为的是开证明生二胎（男孩）。考大学，安然原本可以去省外学医，结果父母偷改了志愿。
父母给弟弟做红烧肉，而姐姐只能吃“笋子炒肉”（也就是挨揍）。以至于弟弟发问：“我们的父亲是不是同一个人？”
然而，安然跟弟弟一样，也爱吃母亲做的包子。在她的潜意识里，仍渴求那份缺失的爱。片中有两场梦境——马路上的父母消失不见，游泳池里的双亲不见踪影——便是关乎安然亲情焦虑的证明。
对此，安然也有反抗。她拿出房产证跟弟弟说，自己才是这个房子的主人，结果被弟弟吐了一脸口水。
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而这不仅反映于家庭层面，也表现在社会现实。
两个姐姐的时代阵痛
电视剧《欢乐颂》中，蒋欣饰演的樊胜美跟安然的遭遇相似。虽说外貌出众工作优越，但贫寒的家庭出身，以及父母重男轻女的思想，严重拖累了樊胜美的人生。
回到《我的姐姐》，24岁的姐姐为抚养6岁的弟弟，还得搭上自己的梦想和一生。
甚至在生育面前，女性也可能因为重男轻女，失去选择权。电影中，作为护士的姐姐遭遇了这么一家人。
家属为保住孩子，不惜折腾已患有子痫的孕妇，尽管可能连大人都保不住。此时，护士安然坚持在危机时刻“保大不保小”，但无论怎么劝说，丈夫、躺在病床上的妻子，都坚持要生下孩子。
全家人执着于生男孩，甚至忘记了母亲生命的可贵。就在安然拼命追赶子痫孕妇时，产妇的婆婆用手堵住安然的嘴。以女人的手封住女人的口，对于男权社会下女性麻木状态的揭露令人心惊。
片中主要涉及三组姐弟关系：安然和弟弟安子恒，姑姑安蓉蓉与安然父亲，安然母亲武东凤与安然舅舅武东风。此处，姑姑安蓉蓉与安然，见证了重男轻女思想对于两代女性的折磨。
安蓉蓉一开始也不支持安然对弟弟的不管不顾，但姑姑也是受害人。安蓉蓉考上大学后，弟弟（安然父亲）也考上中专，并不富裕的家庭选择供弟弟去读书。到了90年代，姑姑去俄罗斯做生意，可家里又以弟弟生了女儿（安然）为由，让她回家带孩子。
无论是学业还是事业，她们都没有自主选择权。
对此，姑姑看似沉沦于男权社会，但其内心仍有不甘。有一场戏，是她回头看墙上自己年轻时的照片，在经历了一辈子麻烦事后，回首过往的她没了昔日风采。
在最后一场与安然对峙的戏中，尽管小时候姑父偷窥安然洗澡，但安然还是感谢姑姑的养育之恩。这时，姑姑抽打着躺在病床上的姑父。姑姑之前知道姑父做的这些事吗？或许不知。可就算知晓，她又能如何？
对着当年从俄罗斯带回来的套娃，姑姑说了几句俄语，紧接着，在一句四川方言的呼唤下，她又下楼招呼起小卖店的生意。由俄语所代表的少年梦想，就这样被本地方言淹没在市井人海中。
由此，《我的姐姐》由个体女性的青春阵痛，带出集体女性的时代苦难。
好在导演安排了一个较为温暖的瞬间。“套娃不一定要装进同一个套子。”说这番话的姑姑显然也想开了，她决定放手让安然选择自己的生活，尽管她的生活已惊不起一丝波澜。
独立女性与母性是否相悖？
但凡涉及两性话题，势必有一番争执，《我的姐姐》也不例外。
一些观众认为本片价值观混乱。故事对于重男轻女现象的揭露，在最后一刻竟然败下阵来。作为独立女性代表的姐姐在去北京前接走弟弟。有人将此解读成女性对于男权社会的妥协，即通过姐弟幸福生活的幻想，以歌颂亲情的方式掩盖女性逃不出围城的事实。
实际上，本片结尾是开放式的。姐弟踢完球后完全可以一起离开成都，安然也能一边读书一边照顾弟弟。
认为本片中的女性最终彻底败给男性的观众，大多陷入一种误区——母亲等同于非独立女性。而我想强调的是，女性独立和母性之间，并不相悖。
正是在与弟弟的交往中，安然找到了家庭的温暖。教弟弟拿筷子，出门前还叮嘱弟弟不要靠近剪刀、电源插座。而弟弟也给姐姐端姜汤，为了让姐姐不“卖掉”自己（给别人领养）。
片中，一段姐弟俩的对话感人至深：“你等等我（长大了再去北京）不行吗？”“我的人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啊。”“（但）我只有你了。”这便是姐弟俩亲情的佐证。
安然在医院被别人瞧不起，因为她是护士，而这种护理、照顾的工作跟带弟弟的性质是一样的。
这让安然非常生气，同时也产生反讽效果：安然慢慢习惯了与弟弟生活，与同事的针锋相对，类似于安然为母亲角色所进行的辩护。
此处，护理人员与医生同属于救死扶伤的范畴，而独立女性与母亲间也由此同命相连。
至于父母的形象，也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反面典型。
注意父母的挂坠，正面是弟弟的照片，反面是姐姐的，暗示手心手背都是肉。而挂坠也成了安然与死去父母和解的一个重要道具。总是说父母宽容孩子，实际上孩子也可能在缺爱的无可奈何中，原谅了自己的父母。
当年父母为了生二胎开证明谎称女儿有残疾，如今姐姐却未能在放弃抚养弟弟权利的协议书上签名。在此，安然做了不同于父母的决定，独立女性与母性也在此完成融合。
《我的姐姐》所聚焦的不是性别之争，而是抨击在不平等社会观念下所造成的性别歧视。
正如片中姐弟俩踢皮球的桥段，姐姐、弟弟都是皮球。姐姐被父母当作皮球踢给姑姑，弟弟又被以男性（姑父）为主导的大家庭当作皮球踢给姐姐。他们都是社会不公下的受害者。
（编辑：夏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