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集  走西口

公元1690年，清，康熙二十九年，为了平定噶尔丹的叛乱，康熙皇帝亲率八万大军深入草原腹地，在清军队列中，第一次出现了西洋大炮这种杀伤力巨大的先进武器，不仅帮助清军在一天之内打垮了噶尔丹的主力总队，而且从此永远改变了草原上游牧骑兵占优势的局面，经过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的努力，清帝国将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内蒙等广大的西北地区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统治之下。康熙、雍正两朝对西北用兵时，由于补给线过长，军粮供应成为决定战事胜败的关键，但是由于战场与后勤基地之间相隔万里，运输线路又要跨越茫茫草原、浩瀚沙漠，《清史》中说：其地不毛，间或无水，至瀚海等砂碛地方运粮尤苦，当朝廷为此事一筹莫展之际，一个山西商人站出来说这件事由我来做吧，说这样话的人就是范毓滨。

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研究员张海瀛：范毓滨当时主动请缨给康熙打了个报告，他要求帮助政府运军粮，而且费用只要政府运军粮的三分之一，原来政府运一石军粮要120两白银，他只要40两，在《清史稿列传》中是这样记录范毓滨的贡献的：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林，克期必至，省国费亿万计，由于运粮有功，雍正皇帝授予他二品官衔并给了他和他的商业伙伴对蒙、俄贸易的特权，这就使得晋商能先人一步进入西北市场，在当时的条件下，大宗货物的运输完全是靠人力和畜力来完成，这就使得成千上万的山西农民离开土地，揭开了晋商“走西口”的序幕。

杀虎口位于内蒙、山西交界处的右玉县，三百多年前这里曾经是供应清朝西征大军的重要后勤基地之一，同时它还是山西商人进入西北市场的起点，在历史上，山西商人习惯把这里叫做西口。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山西人走西口的时间大概是在明代的中期开始，截止时间大概到清朝末年，其中高潮应该是在明末清初，这个时候数量是最大的，所谓走西口前后持续了将近三百年左右，而且走西口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由于山西当时人口比较多，所以生活比较困难，人口外迁，另一部分人由于在内蒙这一带当时的边防需要，所以晋商就是在明代中期时候内蒙边防的需要发展起来，一部分人走西口就是为了适应这种要求到口外去发展商业、发展贸易以至于后来的票号，所以走西口这个现象实际上就是中国移民的一个部分，也就是中国人口流动中一个重要的部分，这也说明当年的山西人还是有一种闯劲，能够到其它地方去寻求新的生活。

在一则清朝的文人笔记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语句，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渔米之利，乡民惟以耕种上岭下坡，汗牛痛仆，仰天续命，不但土地贫脊而且人口众多，据康熙时的《山西通志》记载，仅太谷一个县，当时的人口就超过了二十万，如此不利的自然条件人口压力往往会导致社会动乱的产生，中国历史上铤而走险的农民比比皆是，土地和人口问题几乎是所有朝代更替的最初原因，但山西人并没有这样做，他们宁愿走出去，用勤劳和智慧来缓解生存的压力。

内蒙古作协专业作家柳陆：第一，山西人走西口，他遇到的首先是土匪，土匪半路要抢劫他，从府谷县一进入包头有一个叫黑土崖子的地方，这里是土匪出没的地方，很多人被抢、被劫甚至葬身在这个沙漠里，还有的被冻死，因为北方草地气候寒冷，它不象中原地带暖和，那时候也没有气象部门预报，他不清楚什么时候有暴风雨，只有被冻死，还有的被饿死的就是在沙漠里迷失了方向。

山西文字院专业作家：比如说有个关，这个关里头还是内陆的风光也没有风沙，但是关口一开大门，就会有一股很大的风吹进来，再往前跨一步就进入蒙古草原了，到处是风沙，所以走西口的路上到处都可以看到白骨累累。

山西省外贸厅研究员梁绍森：气温反差很大，如果结冰可以达到零下四十度，夏天热得能晕过去，就是这样山西商人照样走的过去，所以说山西人是搭着命在走西口。

没有人统计过，从清朝初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有多少山西人在这荒原、沙漠中的道路上跋涉过，但是在山西的地方志中却记载了大量的这样的故事。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孔祥毅：比如榆次有个姓董的父亲和母亲结了婚就走了，他从小就没有见过父亲，三次到新疆去找他父母，第一次去失败了，过了几年给别人当长工赚钱以后去找，第三次走到半路上见到一个从西北回来的人，说话很像山西口音，就向他打听，这个人告诉他敦煌有个庙里人的长相很像你要找的人，他赶到庙里终于找到了他的父亲。

最晚到清朝中叶，山西商人已经是西北地区商业的主宰，他们甚至垄断了一些市场的商业活动，像祁县乔氏家族，在包头地区商号就达二十余座，资产总额超过一千万两白银，呼和浩特过去叫做归化，城中著名的商号全部由山西人开设。中俄交界处的恰克图就是因为中俄贸易的发展才成为一座繁华的商业城市，而这项贸易就一直被山西商人垄断。

内蒙古作协副主席邓九刚：诚心诚意地对待顾客，他那种敬业精神使他在语言的掌握方面都达到了这种令人吃惊的程度，我过去采访山西商人跟他聊天到激动的时候，他就情不自禁的把汉语变成了蒙古语了，他这个山西人无论从外形还是心理、语言几乎就是蒙古人，这是因为他从不十四岁学徒掌柜的就把他放到草原上，字号就要求他在草原上要习蒙俗，用蒙语，对顾客要尊重。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葛贤慧：他要学习蒙语、俄语、维吾尔语、藏语等多种语言，他的学徒不学这些的话将来业务没有开展，打不下好的基础，所以史籍里面记载的人手一册，不管是掌柜的还是伙计，早、暮都在背诵，据说乡间士子们甚至还比不上他们这样的勤快，曾经在市场上看到一本蒙古番语记载，这里面就是蒙古语和汉语对照，是学习蒙语的一个办法，主要的内容是涉及到怎么样做生意的语言，可以说学习的范围非常广，深入到蒙地贸易活动还要学习一些中草药知识、针灸知识。

这些聪明的点子只能使牧民对山西商人建立初步的好感，要想把生意做大做长久还得靠更重要的东西，康熙末年，杀虎口的一间草房里，三个山西商人正惨淡经营着一家小小的草料行，他们都是太原府人，名字叫王相卿、张杰、史大学，三个人曾挑着担子，为西征的大军送过军粮，战争结束后，三个人合伙在杀虎口经商。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孔祥毅：一天年三十晚上突然有人敲门，有一个蒙古人牵着一列骆驼到他这儿做生意，住了一夜这个蒙古人消失了，结果一检查他的货垛子，里面全是银子，掌柜的就商量，把人家的这笔钱点清楚了当成股本放进本金里，然后每三年结帐的时候把人家的红利加进去进入万金帐上，就这样滚了几十年仍然没有出现钱的主人，但是大盛魁一直到倒台的那一天它的万金帐上仍然记着这一笔没有评价的财神股的本金和利息。

这个故事在这些古老的县城中广为流传，故事的真实性由于年代久远已经很难考证，但是当年大盛魁的山西商人要把讲述这个故事当作每年开张之前的一个仪式，他的含义就不再是夸耀一段传奇历史，这番举动，除了弘扬一种善有善报的因果循环之外，更重要的是山西商人希望每一代后人都能够把诚信当作经商的第一要诀。这些声名赫赫的晋商世家中，大多把这一要诀写进农规，传诸后事。

学者佘秋雨：他不是一般的漂泊者，不是一般的流浪汉也不是一般的偷渡客，他就是顺应着时代的要求和文明转型时期的种种可能往前走的一支队伍，走西口这个歌尽管充满了悲凉，但是其实后面听起来又充满了一种豪迈，一个人成功可以带来全村的繁荣，就是成功者的数量和享受成功的成果的人比例就很大，我想说的一点就是，这是和整个背景有关，不是说当时中国任何地方想离开自己的乡村的人他都有走西口这样一种悲壮而又豪迈的情怀，所以历史条件、自然环境会给许许多多的文明转换带来死路，又会给他们带来活路，而山西在当时这个大背景给他带来的是条活路，所以走西口眼前的是条活路。

这些深宅大院的基石就是在那里被奠定了，也许最初走西口的汉子们并没有想到日后会有如此辉煌的家业，他们当年只是为了追求一种富裕的生活，背井离乡，他们用几代人的汗水、泪水、血水在西北草原、沙漠、乡村间铺就一条条百年商路。

这个最早传唱着走西口民歌的地方至今仍保留着一个风俗，每年农历七月十五都要在黄河边上放上成千上万盏这样的河灯，据说每一盏河灯都代表了一个孤魂，这些顺留而下的河灯能把客死异乡的灵魂带回故乡去。

    编辑：李柘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