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港的妈祖信徒

　　妈祖圣诞，一位虔诚的妇人才踏进朝天宫的山门，便不由自主双膝落地，叩起头来。地上厚厚的一层鞭炮屑早被无数双脚踩成了脏泥，铺天盖地的鞭炮随时都会炸过来，她却无视任何障碍。阮义忠在她正要趴下去的瞬间，由她的左侧切入正前方，按下快门，从右侧退出。

旭海

　　“这张照片是上帝替你按的快门吧?”这是画家陈丹青对这幅《旭海》的评价。在台湾屏东县牡丹乡的旭海村，几户人家被圈在岛内最神秘的军事基地里并等待搬迁，一排村民正在进行翻筋斗比赛。人类在土地上重复着生老病死的轮回，累积着贪嗔痴疑的业力，却一同注目着颠倒的人生而毫无所觉。

摄影师阮义忠

《摄影美学七问》书封

记者 徐明徽

　　时隔22年，摄影师阮义忠的《摄影美学七问》一书在大陆再次出版。该书是阮义忠走访台湾清华大学陈传兴、著名建筑学家汉宝德、台湾小说家黄春明，以对话录形式对摄影美学进行的思考，从人文、伦理、科技、表现等七个不同角度审视了摄影艺术。

　　阮义忠，当今最活跃的摄影艺术家之一。在华人摄影界影响甚巨，被誉为“台湾的布列松”。上世纪90年代初创办《摄影家》杂志，撰述《当代摄影大师》、《当代摄影新锐》、《摄影美学七问》等书，影响了诸多摄影师。四十年间他跋山涉水，深入乡土民间，拍摄了大量以百姓日常生活为题材的珍贵照片，作品也成了台湾独一无二的民间生活史册。《北埔》、《八尺门》、《人与土地》、《台北谣言》、《正方形的乡愁》、《失落的优雅》这些诞生在他手下的系列作品，在摄影界引起极大反响。

　　“一本老书在今天还能再次出版，对任何作者来说都是值得欣慰的，说明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4月16日阮义忠在上海接受了早报记者的专访。

　　封面照是“最不适合的”

　　令人好奇的是，阮义忠一直不推崇照片的激烈刺激批判性，但此次《摄影美学七问》的封面，却选取了美国摄影师威廉·克莱因的一幅名为《枪》的照片。这张照片中，身处暴动事件中的被拍摄的对象拿起了枪对准了镜头，脸上充满了恐惧的愤怒的表情，似乎完全和摄影师呈现了敌对状态。照相机在摄影师手中变成了武器，拍照对他来说是扣扳机的一种形为，瞄准、射击—砰!砰!砰!

　　阮义忠笑道，这张照片是他认为整本书里最不合适当封面的照片，“照片不是我选的。我在巴黎见过克莱因，他的这张照片是激怒别人后的反应，这是我不喜欢的摄影作品。但我想设计师选择这张照片有他的理由，所以接受吧，可以说几乎就是因为不喜欢而决定用。在很多事情上我会这样，不喜欢反而要接受，这几乎是我的做事态度。”

　　“设计师一定有他的考量，而摄影本身就是一种同理心，是一种‘看见’。不仅仅是用你的眼睛看，还要用心‘看’，被你拍摄的对象在想什么。你拿起相机，对方是受到伤害，还是感受到尊重？他/她的感受是什么？这是摄影作品动人的关键。我现在看以前拍过的照片还是会感动，那是超越语言的沟通，我几乎知道对方的心是怎么跳的，按下快门，我就是别人的一部分，别人也是我的一部分”。

　　对阮义忠来说，撰写摄影评论纯属意外。阮义忠从小对文学、绘画有浓厚兴趣，学生时期涉猎诸多哲学、心理学方面的书，接触摄影后，阮义忠觉得这门艺术除了视觉领域，还可以在社会历史、科技文化等层面探索。彼时身边摄影圈的朋友大多专注于作品的视觉张力或社会纪实，他对摄影虽有领悟，却不容易找到可沟通的人。

　　“最有的聊的，就是刚从法国刚念书回来的陈传兴。他是朋友中书读得最多的，我经常与他深谈，觉得应该把内容好好梳理下，以对话形式呈现一本对摄影美学的初探之书，接下来，我又找了黄春明、汉宝德，总共进行了七问，就诞生了这本《摄影美学七问》。”

　　回头翻看这本书，阮义忠说依然能从这三位友人的谈话中找到灵感。“忠于内心的陈述无所谓新旧，永远能给人启发。倒是现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信息太丰富，价值多元过了头，反倒让人无从选择。”

　　希望传授暗房手艺

　　阮义忠此行来上海，还准备开一个摄影工作坊，为专业摄影师教授摄影美学以及如冲洗放大等传统的暗房手艺。近一年来，阮义忠多次回大陆在全国各地开设这样小班制教学的工作坊。阮义忠说自己已经65岁了，拍照拍了40年，摄影从最初的工作兴趣已经渐渐转为信仰。“底片只是乐谱，放大才是演奏。如何诠释摄影艺术的深度、彰显内涵，暗房作业是非常重要的。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体力来传播自己所学，如果通过摄影找到自己与外在世界的联系，希望用最有效的方式给更多人参考。”

　　在如今数码摄影的潮流中，教授暗房手艺还有多大用处呢？“不只是教授暗房手艺的问题，这个还关乎做人做事的态度。以前拍照成本很高，摄影师每按下一次快门，都非常慎重，观察、判断、决定成熟、按下快门、最后冲洗成像，这整个过程都是创作。能够拍到一张好照片非常不容易，因缘和合才能记录下你眼前的世界，再从胶片拍完到最后成像也许还要等上一个月时间，这样认真的创作态度在如今已经非常稀缺。拿数码相机拍照没问题，但希望你能本着传统胶片的态度来创作。”

　　阮义忠认为，在今天摄影与其他视觉艺术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数码摄影普及后，摄影的对象、表现手法及创作态度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手机摄影尤其使大家不再注意周遭环境，只对自己有兴趣。今天穿了什么、吃了什么、去了哪儿、跟谁在一起都变成了照片，强迫亲友分享，视觉越来越窄。实际上，人们已经把自己变成了情感的绝缘体，对旁人丝毫没有了解的兴趣。

　　“拿相机的人要自问，对摄影到底有没有信仰，是否相信摄影能够做到其他媒体做不来的事情？”这个问题也是阮义忠撰写《摄影美学七问》的初心。

　　“我一直认为，摄影的本质是发现与记录，就是向外观看，找到事事物物之间的关系，将其捕捉，把意义传达给更多人知道。文学、艺术的价值也正是如此：让别人的生活经验成为自己的成长参考，然后把刻骨铭心的领会表现出来，供另外的一些人借鉴。”

　　拍人性的善面

　　阮义忠说自己一直希望拍到人性的善面。“很冷的作品会使人一怔，但是现实生活已经够残酷了，何必再在艺术中让别人更难受。艺术，包括文学要不要彻底还原社会？我个人认为如果你想表现灾难痛苦，但让人只看到绝望，这不是文学艺术的目的，所有作品都应该有背后支撑的东西，摄影作品如果直接曝露，也许让人感到更灰心。”

　　在《人与土地》、《北埔》、《四季的故事》这些记录台湾农业社会痕迹的系列摄影作品中，阮义忠说他希望传递的是那片土地上的人民质朴、勤奋的精神。阮义忠在台湾第一个被展览的作品是《北埔》，记录了一个很小的客家村落。彼时，备受好评的《人与土地》的照片还不成系列。“《人与土地》的成型也是得益于一个偶然的事情。当时我在一本刊物义务供稿，正好帮一位著名的日本摄影师放大照片，这位摄影师要来台湾开展览。在帮他放大作品的3天时间里，越放越有信心，这位摄影师已经享誉在外，他的照片很不错，我的也不差。帮他放大照片结束后，药水还很新鲜，冲洗掉太可惜，所以就想把自己的一些照片也放大。”在《人与土地》中，阮义忠记录下了各式各样生活的画面：回家的小孩，在田埂边玩的孩子，祭拜神灵的女人，孤独看守牧场的女人，笑着回家的一家三口……

　　如今包括《人与土地》、《失落的优雅》等摄影作品配以阮义忠所写的照片故事已经出版，受到诸多读者、摄影爱好者的好评。“出版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还是偶然的契机。一开始是媒体编辑向我约稿写专栏，希望能写写两岸的对比。可是这个题目太大了，我就一直拖着，”阮义忠大笑，“最后编辑都很无奈问我‘那你写什么最快’，既然不指定主题，那我说写照片背后的故事最快，明天就可以交稿。就这样一逼，2年间写了4本书，都是讲照片背后的故事”。

　　受编辑的邀请，阮义忠也开了自己的微博。“一开始写写自己的感悟，总想着不能为了卖书写微博，要言之有物、要诚实，心里想什么笔下写什么，算是在微博上记录我的生活哲学，后来应博友的要求上照片。”

　　拍了40年照片，社会在不断改变，阮义忠说自己也在随着改变，去买了数码相机，开始拍摄彩色照片。“现在不大可能拍到以前在台湾乡下拍的照片，时代过了，敬天畏地的心变了，人的表情也就变。现在大部分在拍自然，数码照相和胶片拍照完全不同，以前考虑色彩更多是在质感、光线对比、层次转换这些角度，现在会细心观察光线、气候对景色的影响，这也算我新的创作。”

　　（编辑：王日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