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春节，即使耳边一时没有，心头也总会响起暖人的锣鼓声。

  有朋友转发我一张老照片，是一幅壮阔的“全家福”，照片上方标明“人民文学出版社中长篇小说部分作者座谈会·一九七九年二月九日于北京”。1979年2月9日，还在己未年春节期间，查资料，那个座谈会于2月6日一直开到13日，地点在西郊友谊宾馆，其间2月11日是元宵节，应该是大家一起吃了元宵。参会的人很多，牵头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席的有中宣部的领导，以及恢复建制后的中国作协领导，记得冯牧、陈荒煤都到会并有精彩的发言。当然应邀到会的主体是当时正活跃的一批中青年作家，数量很多，那天拍照并非闭幕，有的与会人士未及参与。将照片上传到网络的人士，还耐心地将林林总总每排约三十人共三排的与会者名字稽考出来，当然最大的亮点是居头排当中的茅盾，那应该是他重新以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头衔的一次重要亮相。茅公左右是人文社的领导严文井、韦君宜，传送照片的人士把绝大部分作家和编辑的名字开列了出来，作家中包括王蒙、陆文夫、宗璞、林斤澜、黎汝清、敖德斯尔、高缨、焦祖尧、陈立德、杨佩瑾、冯苓植、冯骥才、谌容、陈国凯、朱春雨、王祥夫、叶辛、竹林……也标注出了我，差不多四十六年前啦，那是我吗？……观此旧照，耳边仿佛响起激越的锣鼓声，无数往事，纷至沓来叠印心头。

  1978年至1979年初的元旦、春节，有形无形的锣鼓声实在是一浪高过一浪。

  1978年，中国作协暂借沙滩红楼后面的空场，搭建起若干简易板房，以为恢复工作的场所。我的记忆里，1977年至1978年间，作协大力鼓励支持中青年作家的创作，到1978年10月，由《人民文学》杂志牵头，从1977年10月算起，到1978年10月为止，举办了中国作协历史上第一次全国优秀短篇小说的评选活动，评定方式由读者投票与专家审定相结合，最后在1978年年底公布了二十五篇入选作品名单，我于1977年11月《人民文学》杂志刊发的《班主任》荣列第一名。这一奖项持续多年，1986年后并入鲁迅文学奖中。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胜利召开，宣布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全民振奋，文艺界更觉春风骀荡，繁荣文学创作的活动频繁呈现。

  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名单公布了，但颁奖活动拟定在1979年3月26日在北京举行。我在等待领奖的间隙，有幸应邀出席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牵头的中长篇小说作者座谈会，感到非常荣幸。我此前在一些文章及发言中，把这次座谈会说成是中国作家协会召开，表述不准确，但那个时候恢复建制不久的中国作协，主张支持由早前恢复业务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人民文学》杂志牵头操办这类活动，我感觉他们是不分彼此，通力合作的。

  将近半个世纪的春节往事，各人记忆中的锣鼓点，重叠中又有差异，是很自然的。有的与会者记忆中最深刻的，是关于中篇小说的讨论。那时候人文社手里有三个中篇小说，其内容是否可予容纳，有所争议，会议中对此进行了讨论，还在汇报茅公后，候其当场表态，茅公认真听取说明，都给予基本肯定，并谆谆提供了修改意见，后来三个作品都被陆续刊发，其中一个还从中篇扩展为长篇。我的记忆呢，却集中在关于长篇小说的部分，可称之为长篇小说的一次深嵌我心的春节锣鼓。

  就小说这个文学体裁而言，因篇幅又可以分为小小说、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茅公在会上做了长篇发言。那一年他已经83岁，正是当下我已进入的年龄段，我现在虽然也还能到一些地方演讲，但都是只能坐着讲，站着发言会觉得不胜其力。回想起来，不禁惊叹，茅公83岁却是站着发言，真是梅开二度，矍铄刚健，娓娓道来，吐露芬芳，没有应酬客套，全是肺腑之言。我记忆中，他主要是强调长篇小说这一体裁的重要性，当时没有记笔记，现在全凭印象，化为我自己的理解，展开来表述，我有这样的心得：如果说各种小说体裁构成了一个王冠，那么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可以比喻为王冠上璀璨的珍珠玛瑙珊瑚翡翠，但居于王冠中心位置的那颗最大最亮的宝石，就是长篇小说。固然世界上有的小说家是以短篇小说取胜，获得了文学史上一席至高的地位，如俄罗斯的安东·契诃夫，中国的鲁迅，但大多数的小说家，还是凭借其长篇小说的创作形成影响，进入文学史。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历史阶段的文学成就，就小说创作而言，往往也还是要以出了多少部优秀的长篇小说来衡量。

  回想1933年，37岁的茅盾把刚出版的长篇小说《子夜》亲自送到52岁的鲁迅先生家中，鲁迅翻阅后很快在致友人的信中这样评价：“国内文坛除我们受压迫以及反对者趁势活动外，亦无甚新局。但在我们这方面，亦颇有新作家出现：茅盾作一小说曰《子夜》，计三十余万字，是他们所不及的。”鲁迅强调《子夜》“计三十余万字”，也就是强调其作为长篇小说的分量。鲁迅不仅鼓励年轻的作家创作长篇小说，自己也打算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杨贵妃》，为此还曾特别往西北去采风，可惜他未能完成这一夙愿。当时右翼文坛有人讥讽左翼作家联盟多是短小之作，三十余万字的《子夜》出现令他们惊讶语塞。1949年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1950年丁玲出任中央文学研究所主任委员。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改称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职责是培养中青年作家。1952年丁玲访问苏联回国后，一次跟学员们说：“你们一定要出一本书，来表明自己的实力。有了一本叫得响的书，你在文坛上的地位也就站住了。”她所说的“一本书”，就是获得影响的长篇小说。鲁迅和丁玲先后鼓励后生写出大部头的长篇小说，不追求数量唯求以质量取胜，哪怕只是“一本书”，警动读者，留香后人，其金玉良言，是值得我们忆念的。

  1979年春节里的那一天，昔日鲁迅跟前的青年作家茅盾，已成文坛耆宿茅公，他慈蔼而又严肃地鼓励包括我在内的中青年作家，大意是，你们已经写出了精彩的短篇，也开始了中篇小说的写作，这非常好，现在有了多么好的创作环境啊，你们要尝试长篇小说的写作，写出优秀的长篇小说来！

  那天我在会场中间几排的座位上，望着在前面讲话的茅公，按说我望着他听见他，应该眼中心中只有崇敬，可当时我心中却五味杂陈。我读过他大部分的小说，长篇小说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腐蚀》，后来由柯灵编剧、黄佐临执导，石挥和黄导夫人丹尼分饰男女主角，拍成的电影非常精彩。我也读过他的话剧剧本《清明前后》。他的短篇小说几乎全读过，我在中学任教时，课堂上讲授过他的散文《白杨礼赞》。

  那次座谈会，我正坐在下面聆听茅公讲话，他讲完一段，忽然偏头问坐在前面一侧的严文井：“刘心武来了吗？”我听到后不待严文井示意，便主动站起，听到严文井告诉茅公：“就是他。”这时我与茅公四目相对，持续总有五六秒钟，他的眼里，满溢出对我的肯定、勉励与期望。他长我46岁，眼光里有祖父对孙辈般的慈蔼，也有文坛宿儒对晚辈作者的严肃叮嘱，总之他那一声询问，那几秒钟的对视，够我一生回味，成为我在马拉松式长跑写作中的重要动力。1983年以后我和严文井过从较密，记得是大约在1984年，他偕夫人到劲松参加一对年轻文化人的婚后私宴，我也在座，大家交谈甚欢，许多话说过，聊天内容无限延伸，有人语涉友谊宾馆，我就提起1979年那次友谊宾馆的座谈会。我在1981年茅公去世后写的悼念文章《默默想音容》里，记载的茅公问句是：“刘心武在吧？”新郎新娘就笑我：“这跟‘刘心武来了吗’有什么区别？”严文井却说：“意思确实一样，但若严格还原，记得茅公当时是带江浙口音的问法：刘心武在（口+犮）？”严老模拟茅公语音惟妙惟肖，逗得大家全笑了。严老说：“我理解心武。对于其他人来说，那天会上茅公那一问，不过是会上的一朵小浪花，过去就忘了，可对当事人来说，铭记一生是必要的。”再后来我自己到严老家拜访，聊天中又提及茅公那“刘心武在（口+犮）”的一问，严老说：“我估计，你那篇《班主任》里正面提及《茅盾文集》，应该给他留下了印象。要不那么多中青年作家，他怎么单问你在不在？”

  我的《班主任》，里面提及了诸多文学作品的书名，我将应该让下一代，首先是让中学生阅读的代表性书籍，开列了出来。以文学书籍为例，中国古典文化，我提及《辛稼轩词选》《唐诗三百首》。1919年至1949年的文化，其文学部分目前被称为现代文学，除了鲁迅，我在列举应该向中学生开放推荐的现代文学书目中，特意提到《茅盾文集》。关于外国文化，我也以文学书籍为例，把《表》《盖达尔文集》《欧也妮·葛朗台》《战争与和平》都列为应向中学生推荐阅读的正面书籍，而且特别提及爱尔兰女作家伏尼契的《牛虻》。

  需知在我写出《人民文学》杂志刊出的《班主任》的时候，小说文本中作为正面文化符码出现的以上书籍，当时都没有开禁，按说更不应大胆地向中学生推荐，但《班主任》在1977年11月的《人民文学》上印出了这些书名，茅盾应该也是阅读者之一，十年动乱至那时，《茅盾文集》被正面提及，应是第一次。

  1978年恢复文联作协建制后茅盾恢复了作协主席身份，而他就在1979年春节期间的座谈会上，鼓励包括我在内的新一代作家在新长征的路上创作出精彩的长篇小说。

  这个中长篇小说座谈会开过后的下一个月，中国作协把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获奖者都邀集到北京崇文门招待所，从3月25日至29日举行了获奖短篇小说座谈会，并在3月26日在华侨饭店举行了颁奖仪式。我第一个被召唤趋前领奖，当茅公把奖状递到我手中时，我们又有一次四目相对，我从他的目光中汲取了更多的心灵滋养。我感到他是真的看重我，寄望于我。那以后我有去茅公寓所拜望他的念头，但一是羞怯，二是觉得以后总有机会，特别是进入长篇小说构思时再去，更加妥帖，就没有及时践行。1980年我发表了中篇小说《如意》，1981年春天应浙江人民出版社创办的大型文学刊物《东方》邀约，到杭州去写中篇小说《大眼猫》。记得三月底的一天，我在写作间隙到西湖边散步，遇到阅报栏近前看报，忽见上面有茅公去世的新闻，心头一震，当时正下小雨，我情不自禁流下泪水，泪水和雨水混在一起，布满脸颊。

  女作家李黎，1949年一岁时被养父母从上海抱往台湾高雄，后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1970年到美国留学，在美国大学图书馆，读到了鲁迅、茅盾的小说，艾青的诗歌等左翼作品，大为震动。1980年北京三联书店老总范用邀请刚三十岁出头的李黎来北京演讲，中国作协当时负责人之一孔罗荪召集了一批在京的作家评论家与其聚会。范用把李黎在台湾和香港报刊发表的一组短篇小说推荐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中青社很快结集出版，范用请到丁玲为其作序，并把李黎带往茅盾寓所。茅盾不但亲切接见了她，还当场挥毫，为其小说集《西江月》题写了书名。后来我和李黎成为至好的文友。说起我竟未去拜见茅公，她为我大呼遗憾，告诉我茅公对晚近作家极为爱护提携，谈起小说创作，言简意赅，令人有醍醐灌顶之慨，还说我的小说集《班主任》应由茅公题写书名。但错过就是错过，无可奈何。

  茅盾在去世前，捐献出毕生的稿费积蓄二十五万元设立茅盾文学奖。他在遗嘱里是这样写的：“亲爱的同志们，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将我的稿费二十五万元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

  看到这条消息，我就暗暗发誓：我一定不辜负茅公对我的期望，我要写出尽可能优秀的长篇小说，我要争取获得茅盾文学奖！

  1981年我完成七万五千字的中篇小说《立体交叉桥》后，便潜心结构撰写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钟鼓楼》。写成后于1984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第五、六期连载，1985年在单行本尚未印出时，《钟鼓楼》便获得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当我从颁奖会上领回奖状和奖牌，回到家中，我立刻翻开《茅盾文集》，面对茅公的照片，1979年他那句“刘心武在（口+犮）”的问询声又响在耳边，我不禁喃喃出声：“刘心武来了……还会继续努力！”那以后，我又完成了长篇小说《四牌楼》《栖凤楼》，与《钟鼓楼》构成“三楼系列”，另有长篇小说《风过耳》，本世纪又推出长篇小说《飘窗》《邮轮碎片》。

  1979年春节的长篇小说锣鼓声，“刘心武在（口+犮）”的亲切询问声，将永远伴随着我的文学创作进程。

  2025年1月6日绿叶居中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