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克凡
题图 尚世元
父亲一脚站在门槛里，一脚站在门槛外，急着要走的样子说，你买烟台产的吧，烟台闹钟厂早年是德国人开的，德国人做的东西，地道。
其实天津也产闹钟，金鸡牌的，厂子坐落在旧日租界，解放后叫西藏路，我念小学时天天从那里经过。但是我要听父亲的话，因为他是我父亲，尽管他身穿蓝色再生布棉大衣，形象几近潦倒。
父亲的目光，原本炯炯有神，现实生活消耗着他的电力，渐渐转为黯淡。说过烟台闹钟，面孔清瘦的父亲放下钱就走了，骑着一辆半旧自行车。那时他刚刚跟我的继母复婚，又搬回去住了。他匆匆赶回家去，要生炉子做饭，还要去幼儿园接我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终日奔波劳碌，家里家外不拾闲。这是个顾家的男人。
后来邻居告诉我，父亲有些后悔地说过：“我要是不再婚就好了……”
我认为父亲过于自责。一个40岁的男人，不应当单身下去。只是他的再婚过于粗心，应当察觉对方的精神疾患。
我去买闹钟了。16岁的我被分配到工厂做工。那座工厂很远，我清晨四点半钟就要起床去上班，没人叫我是不会醒的。祖母耳聋，闹钟便成了更夫。
这么多年过去了，已然忘了哪家商店。只记得我说买闹钟，有着指导员表情的男售货员，瞟着柜台里的金鸡牌闹钟问我，你要哪种？
售货员当时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因为商店是国家的，商品也是国家的，售货员便三位一体了。我成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工人，也是国家的。
我的目光透过柜台玻璃，有些忐忑地寻找着德国人的遗产。公元1970年末，无论是东德柏林还是西德波恩，距离我都很遥远。我能够脱口而出的只有两个德国人：卡尔·马克思；阿道夫·希特勒。
其实，还知道歌德、海涅、巴赫和黑格尔什么的，他们都没这俩人名气大。这俩人改变了世界，前者通过思想改变世界，比如《共产党宣言》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于是信徒众多。后者也通过思想来改变世界的，比如《我的奋斗》，同时还用大炮和机关枪把思想发射出去，包括毒气室。
我对售货员说，我要烟台产的闹钟。他可能感到有些怪异，抬起目光打量我——这株体重51公斤、身高1.83米的“豆芽菜”。售货员肯定想不到，两年后这株豆芽菜还要疯狂长到1.88米，而且是净高。
那时男孩子长得太高，内心总是有些自卑。从众心理使你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不好。你若跟别人一样，就安全了。
还是跟别人不一样——我竟然提出要买烟台产闹钟。售货员颇为不解地问道，你要北极星牌的？
这时我才知道，烟台产闹钟是北极星牌的。我说是的，是烟台北极星牌的。
售货员从柜台下面找出一只闹钟。它孤苦伶仃的样子，与金鸡牌闹钟相比，显然是受到歧视。我从小也受歧视，当即喜欢上这只绛紫色的双铃闹钟，北极星牌的。
不记得这只闹钟多少钱，大概不超过10元。那时候的人民币确实是人民的币，不是富豪官僚的币。我付了人民的币，抱起纸盒里的闹钟，这是我人生16年来最大额度的消费。
售货员突然问我，你是七○届的吧，买闹钟？我点点头。对方悻悻然道，你们这届命好，我弟弟六九届的去了黑龙江兵团。
我们确实命好。那时尚未恢复高中学制。北京的上海的七○届初中生没有留城，通通上山下乡了。
我命好吗？据说我落生家里即请来相士，他揑起我小手儿看了看，说了声苦命的孩子，起身就走，颇有几分仙风道骨。父母当然希望听到吉言，便对此不以为然。人家说得果然灵验，我哺乳期便印证相士谶言。母亲当年勤工俭学，无意间为前政权机构工作三个月，这成为她的历史污点。我尚未满月，两个公安警察来到家里，当面严正通知我母亲“被管制”，成为新中国异己分子，工资从97元降为19元生活费。当时我正在母亲怀里吃奶。
这只是开始。相士谶言持续印证下去，经年不断，厄运迭起，一直到我买了这只并非主流的北极星牌闹钟。
不知为什么，我喜欢北极星三个字，它显得旷远而不可及。金鸡牌就太及物了，说来说去，一只镀了金的鸡而已。就这样，这只绛紫色的闹钟摆上我的床头。我晚间上满弦，它清晨准时震响铃声。这成为一个双方恪守的契约。我是青春肉身，它是金属诚信。耳聋的祖母看到有了闹钟，也睡得安稳了。
一个北风呼啸的冬夜，似有大手阵阵叩窗，好像夜风也被冻坏了，想钻进屋里暖和一下。我亲人似的将北极星闹钟抱在怀里，竟然睡着了。我安睡着。暗夜里有个身穿绛紫色衣裳的亲人，以它的金属之心，时刻关注着我。我沉入梦乡，梦见曾经暗恋的女孩儿，臂佩红卫兵袖标从面前走过，挺着发育成熟的胸脯。自从母亲接到被管制令，当即没了奶水。我未出满月便失去乳汁。我的梦境并非春梦，可能与母乳缺失有关。
于是，机械闹钟的金属声召唤，也包含着几分温情，鼓励我起床，鼓励我顶着冬季冷风，奔向远郊工厂上班。
工厂派性斗争犹存，难以恢复正常生产秩序。一天清早，一辆辆军车满载士兵驶进工厂，宣布实行“军事管制”。我自幼对“管制”二字极其敏感，心里紧张起来。一位解放军团长出任军管小组领导。车间也由身穿绿衣的军代表掌管。感谢亲人解放军。实行军事化管理，恢复健全基层党组织，工厂秩序很快步入正轨。
清早七点钟上班，晚间七点钟下班，谓之“七对七”。这是加长版作息制。我清晨五点走出家门，晚间九点钟回到家里。体验着“顶着星星走，顶着星星归”的疲惫生活。全厂取消每周公休日，大干100天。即使父母去世也只准半日假，工厂领导认为将亲人尸体送到火化厂，半天时间足够了。
青春期严重缺乏睡眠。每天清晨闹钟响起，我便痛不欲生，希望这是死刑的枪声，一弹将我击入万刧不复的长眠里。白发苍苍的祖母心疼孙儿，就低声教唆我装病请假。我随即鲤鱼打挺，翻身起床。故意旷工是严重的错误。祖母的溺爱反而起到警钟作用。我迷迷糊糊走出家门，游魂似的奔向遥远的工厂。我盼望恢复公休日，就像保尔·柯察金盼望共产主义来临，不包括冬妮娅。
我在铸造车间做工，天天开炉，铁水奔流，抓革命，促生产。三个月不休息，工人们出现生理与心理双重疲劳。我跟随“傻大个儿”师傅干活儿，他皮糙肤黑好像高大的枯树桩，我精瘦细长好像豆芽菜，两人水分明显失衡。
一老一小，两个身材超高的人，被人们称为“羊群里出骆驼”。我揣测“傻大个儿”也因身高而自卑。我将步他后尘，成为铸造车间新一代“傻大个儿”。
“傻大个儿”口齿不清，说话拖泥带水地问我，小肖你天天诊磨起房？
我知道他是问我：“小肖你天天怎么起床？”连日加班，他好像舌头也累坏了。
我说闹钟。他既羡慕又嫉妒地盯着我说，还闹钟？美死你呢。
我是个有闹钟的人。这在“傻大个儿”师傅心目中，也算是一种特殊身份。
工厂里组织青年突击队，发出“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号召。继续执行“七对七”作息制，青年突击队贴出“午间不休息”的倡议书，这样我午饭后伏案抱头小睡20分钟的光景也没了。
天生贪睡的我困乏到了极点。我祖母叹了口气说，毁人啊，从前给地主割麦子也累不成这样。她老人家每天都拿抹布擦拭着我的闹钟。那绛紫色，被她擦得好似打了蜡。
晚间下班在公交车上，我酣睡过站，被载到终点站也没醒来。我再度乘车赶回家去，拐进小街时突然看见街灯下，站着个矮小身影。
冬夜寒冷。她老人家就这样站着，眼巴巴等待孙儿下班归来。我快步跑过去。你下班越来越晚了。祖母不是抱怨，而是心疼。
进了家门，祖母就催我喝下一杯热水。杯里，她给孙儿放了白糖。喝了糖水，我恨不得立即睡觉，伸手去抓床头闹钟。
床头没了闹钟。大男孩失去监护人，我慌忙望着祖母。她老人家小孩子似的躲闪着，告诉我闹钟摔坏了，不小心掉到地上。
您！我几乎失去控制。祖母拉开抽屉取出摔伤的闹钟。我忽地抢在手里，匆匆打量着。闹钟依然身着绛紫色衣裳，可惜玻璃钟罩摔裂了，两只钟铃歪歪扭扭，好像两颗委屈的头颅。我举起闹钟紧贴耳畔，听不到行走声，它的心脏停止了搏动。
北极星死了。那么遥远的一颗星星落在地球上，摔坏了。我想哭。闹钟停摆，没人叫我起床了。清砂组小李迟到3次，就在全车间大会上做了“检查”，还被撤销基干民兵资格。我累计两次了，事不过三。
祖母抚摸我的头顶说，宝贝儿啊，明天我去修理闹钟，安心睡觉吧宝贝儿，到时候奶奶叫你。
自从参加工作成了人，祖母便不再叫我“宝贝儿”。听到她老人家这样安慰我，又觉得自己成了大男孩儿。
尽管祖母承诺她是“闹钟”，我仍然紧张得难以入睡，黑暗里瞪大眼睛望着屋顶。屋顶写着一串大字：迟到迟到迟到迟到……朦胧间，我听到祖母的声音：宝贝儿，起床吧，起床去上班啦，宝贝儿。
我猛然醒来，下意识寻找闹钟。想起闹钟摔伤了，便扭脸看着祖母。
宝贝儿，现在四点半，奶奶保你不会迟到。祖母微笑着说。
平时祖母很少笑容。她从年轻时守寡，为避免是非便将自己塑造成为不苟言笑的小媳妇，极力消减女性温柔，故意走向冷硬。多年的艰辛磨难，女性笑容基本消失。年近古稀，祖母将慈祥的笑容给了她的孙儿。
您又不是钟表，您怎么知道现在四点半？我很不放心地问她。
她老人家再次露出寡见的微笑说，放心吧，我就是我宝贝儿的钟表。
我接过祖母递过来的棉袄。棉袄是她在火炉前烤热的，使我温暖地穿衣。祖母烤热的棉袄，总是等于体温。我拎起饭盒走出家门，奔向24路车站。
祖母送闹钟去修理。亨得利钟表行师傅说下礼拜三交活儿。我面临没有闹钟叫醒的漫漫时光：五天。
你安心吧，这五天光景一眨眼就过去了。祖母依然努力保持微笑，安慰着她老人家的宝贝儿。
我还是想念我身穿绛紫色衣裳的好朋友。不知为什么，我经常把它想象成“哪吒”——这是个风驰电掣的精灵，可能因为闹钟能够发出金属的疾声呐喊吧。
我期待着，期待耳畔重新响起金属的闹铃声。一连两天清晨，我都是被祖母唤醒的。她老人家轻声叫着：“宝贝儿，起床啦。”我突然不愿意听到这种爱称了，似乎我渴望真正长大。
第三天凌晨，我被噩梦惊醒。梦里我迟到了，满头大汗地跑进车间大门，当头受到军代表的激烈批评。梦里的军代表是个年轻战士，操着湖南口音。
噩梦醒来，我急忙伸手拽亮电灯，发现身边空空荡荡，祖母不见了。家里没了钟表，我心情紧张地抓过衣服快速起床。棉袄棉裤没有经过炉火烘烤，穿起来凉飕飕的。
一旦没了祖母呵护，这个世界便是冰冷的。我害怕了，全然忘记自己是社会主义大企业青年工人，顿时成了无依无靠的大男孩儿。我盲目地跑出家门。
大街上没人。我漫无目的地向前跑去，看到增兴德饭馆亮着灯光。这是一家老字号餐馆，有着临街的玻璃窗。越跑越近，我看到玻璃窗前一个矮小身影，双手攀住窗台朝着饭馆里张望。
我看清这是祖母，就惊叫了一声。她转身看见我随即心疼地说，你起这么早干嘛，现在才三点半……
我急切地扑到饭馆玻璃窗前，看见里面的挂钟指针走在3：35位置，心情松弛下来。
祖母已经奔回家了。凌晨天色里，她迈着曾经缠足的“解放脚”，快步走着，那么矮小的身影，一步一步撞开黏稠的夜色。
大红门副食店的守夜老汉好像认识我，他走出店门嘟哝道，这几宿你奶奶总跑到饭馆外面看表，你半夜赶火车啊？
迎着冷风，冬夜板结了我的泪花。跑进家门，祖母给我冲了一碗油茶面，说，这么冷你跑出去干嘛？傻小子！快喝了暖暖身子，一会儿就该去上班了。
她老人家并不提及半夜外出看表的事情，脸上连微笑也没有了。多年后我懂了，她的故作严肃是提前防范我的询问。她不愿意我询问，是因为她根本就不愿意让我知道。
喝了热乎乎的油茶面，我走出家门，乘24路公交车到金钢桥，排着长长队伍，等候换乘18路。挤上18路公交车，乘坐16站到达北郊医院下车，步行15分钟走到工厂大门口，天色仍然不亮。我再步行8分钟，走进铸造车间。迎面是手持考勤簿的军代表。我不再害怕，大声跟小战士打了招呼，他操着湖南口音回应了。
我确实不再害怕，因为我有祖母。我想象着她老人家和衣而眠，一宿几次跑到增兴德饭馆窗外看表，确保四点半钟呼唤孙儿起床……
我可以没有闹钟，不可以没有祖母。我乐于听到她叫我“宝贝儿”了，我愿做她今生的宠物。
闹钟修好了，每天清晨重新震响铃声。公元1976年，我被工厂推荐去上大学，迁出户口离家3年。计划经济时期的大学食堂伙食极差，早餐是冰凉的馒头和玉米粥，每月凭票供应一次油条，挤得人山人海。只是每周六午餐有肉菜，给学生们解馋。
我回家无意间告诉祖母，有同学患胃溃疡退学了。祖母喃喃自语说，你们学校这么不厚生啊？
祖母就给我炸酱，带到学校打牙祭。酱里有肉丁，我们抹着馒头吃，小贵族似的。几个相好的同学吃肉不忘炸酱人，就问我祖母名字，然后小声齐喊：赵金琦万岁！
听到祖母受到如此爱戴，并且享受领袖的礼遇，我很是得意。
大学毕业，我返回工厂当技术员。可巧“傻大个儿”师傅退休。我猛然想起那只北极星牌闹钟。下班回家，我就向祖母打听。她老人家笑而不答。自从我大学毕业成了工厂技术员，八十多岁的祖母就多了几分笑容。
我还是想知道闹钟的下落，它毕竟是我往昔生活的重要伙伴。
它在你肚子里呢。满头银发的祖母谜语似的说。
原来，在我大学期间，家里这只闹钟又坏了，送到亨得利钟表行，人家说不值得修了。后来，祖母就把它卖给走街串巷收购旧货的了。
我听了感到有些遗憾。尽管我生活得意忘了昔日伙伴，还是心有不甘。
祖母坦荡地说，我用卖闹钟的钱，给你买了一盒午餐肉罐头，那年寒假后开学，让你带到学校去吃了。
这就是饱经风霜的祖母，她既有永生的坚守，比如终身守寡不再嫁，也有适时的放弃，比如将失去使用价值的闹钟变成午餐肉罐头。她老人家主持的物件大变身，让闹钟“住”到我肚子里去了。
祖母去世多年了，有时我还会在梦里，听到她老人家叫我“宝贝儿”。是啊，已经没人叫我“宝贝儿”了，只有远在天堂的祖母。
（实习编辑：李万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