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尾
在胜利二路，再没有人比他更能讨女人喜欢的了。他是这条街上惟一姓龚的人，再没有比这种姓更好的了。女人们叫他时总要嚷道，“老龚、老龚”。这一来，谁也分不清她们喊的是“老龚”，还是“老公”。女人们显然为这种小伎俩洋洋得意。
实际上，“老公”一个婆娘也没有。也许以前有过，但谁操这心呢？
他不像海棠，有个制药厂的饭碗；不像苟三，拉得下脸皮，肯下力，清早提着铲子出门，黄昏揣着饱嗝回来；他也没有扒手老茧的手艺，凭两根手指就能从别人口袋里找到自己的钱；就连咪子也不如，咪子跟他一样懒，但咪子下一天象棋，柴米油盐全就有了，老龚不行。他不像这街上的任何人，没有工作，没有手艺，在他身上你甚至从来都看不到有对任何工作的欲望。他懒得真够彻底！在我妈眼里，他“懒得筋都不会抽了”。
老实说，他的钢笔字写得还算那么回事儿。当他认真地趴在账本上签下自己大名时，我妈看不下去了。“唉，你什么都不会。这么大的个，去提个灰桶总可以吧！那不要技术。”他是怎么说的，他说，“脏”。
呃，他就是这么一个懒得出奇的怪人。哪怕住在这么简陋的小旅店。通铺被褥又油又味，屋里的口气、脚臭、痰渍，劣质的烟雾、墙壁上发黑的鼻屎……等等这些加起来，也不能降低他对自己“有那么一点点追求”。
办旅社是婆婆的主意。将这个二层私房改建成一个旅社并不难。从乡下请来两位做木匠活的亲戚，制好若干高低和双人床，刷上漆。采购四五件单人绷子床，添置床单、被褥、茶缸，热水瓶和毛巾等物。最后，又请刷匠在一块宽60公分，长约一米二的木板上用油漆写了四个大字，“宏伟旅社”就大功告成了，两块钱一天。
通常情况下，“一天”的意思是，白天，再加上夜晚。事实上对很多人来说，两块钱往往不只一天，也许是若干天。在我们这种小店，赊欠是天天都有的事。甚至你只要对婆婆说几句好听的奉承话，再攀个家谱什么的，她就会眉开眼笑，说不定就要请你上席喝酒。在我家骗吃骗喝骗住的人太多了，老龚倒不是那种人。他在我家住了两年多，好些人把他误认为是这条街上的人。当然，他比街上的男人们豁得更转，尤其在妇女那里。所以，严格意义上他也不是什么手艺都没有。当然，前提是——如果讲笑话也能算作手艺的话。他肚子里装了多少则笑话，没人清楚，但我知道的是，谁要听过他的笑话，绝对很难忘记。他说笑话时从不发笑，木鸡一样，无辜的眼睛直勾勾盯着你，似乎完全不明白是自己使人发笑。越是如此，越让人发笑。同样的笑话，别人讲出来往往就没有那种效果。有时我觉得，他跟他讲的笑话是融为一体，不可切分的。
有一次，柳眉去邀角儿了，留下胖婶、冬枝两个坐在桃花太阳里嗑瓜子，冬枝突然瞥见男人的身影在巷口闪过，扔掉手里的瓜子壳，“哎呀，回去了！”胖婶白了一眼，“急什么，不是去喊了嘛。马上就有角了。”冬枝说，“哎，不得行了，我家属出差回来了。”这时，窝在一边的老龚懒洋洋地说，“‘家属’可不能乱叫的。”
胖婶马上提起了兴致，“还有什么讲究不成？”
老龚说，“从前有个官叫徐九经你们知道吧？”
冬枝嘴边还沾着一片瓜子壳，吃吃笑，“九斤，还八斤半哟。”
“有一天徐九经坐堂，”老龚不紧不慢地往下讲，“不晓得哪个衙役冷不丁放了一响屁，他大怒，惊堂木一拍：大胆！这么严肃的场合，竟放响屁！给我拿来！师爷想打个圆场：老爷，屁是一阵风，吹散没影踪，如何拿得？徐九经更恼火了：狗日的，你跟放屁的难道娘舅关系，想徇情？不行，老爷我定要拿到！师爷没法，出了府衙，捏着鼻子到厕所取了一坨干屎回来：禀老爷，正犯是逃了，不过，我拿得家属在此。”
冬枝的脸由红泛紫。
此后，这条街上再没怎么听到妇女们提到“家属”这个文绉绉的词儿了。
街坊其实更喜欢听他说荤段子。
这条街上试图不劳而获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这可把瞎子九爹气坏了，听他说书的人越来越少，巷口陈记小卖部门口，每天黑压压撅着十几个屁股，净在那傻吹。如果老龚被他们发现，就很难脱身。
苟三缠着他，“讲一个呗。”
“上面有毛，下面有毛，晚上睡觉毛挨毛。”老龚说，“你们猜。”
“这也太简单啦！”苟三的缺牙巴都笑得松活了，“猜个毛！”
“屁！不可能这样简单。”海棠显然要高明些。
但他也找不到答案。“老龚，到底是什么嘛？”
“一个题两角钱——不然我出题干嘛？”
“那我给你两脚！”海棠笑。
“想想，啊！”老龚边笑边拉着我走了，留下他们在那争执不休。
我偷偷问，“是什么？”
“眼睛啊。笨蛋。”老龚说。
第二天，我走到哪都听得到有人故作神秘地问：“上面是毛，下面是毛，晚上睡觉毛挨毛——是什么？”
尽管人人都知道了正确答案，但并不影响大家故作严肃的思考状，大家都喜欢这种游戏，也许，这是谜语受人欢迎的奥秘所在。
在我们这条街上，人人说话都要带几个“麻逼”，这是一种亲热的方式，也很公平。但一旦真吵起架来，那意思就全变了。
这天，烧腊馆的毛师傅和胖婶又为麻将的事吵起来。这两口子，从来就商量不好那件最关键的事：今天到底该谁上场？反正他们从来就扯不清白，扯不清就扯不清，还喜欢赌气，互不相让，于是，两口子同时上桌，争着抢着打怄气牌，变着法子不要让对方讨好，手气越打越烂，输得就更多。谁都愿意跟他俩打牌，更乐见他们轮番争抢放铳，这回吵架也是如此，两口子合起来输光了一条裤子，回去就闹，毛师傅被胖婶的刀子嘴搅得心头痛，大吼一声，“你妈个麻逼”！她马上回敬道，“你妈才是麻逼，你祖宗八代都是麻逼，你全家都麻逼”。
“嘿！奇怪吔，未必你不是毛家的？”老龚挤在人堆里，冷不丁一句，胖婶一愣，大伙喧笑起来。[NextPage]
老龚问边上的人：“你们哪个晓得什么是‘麻逼’？”
“长了麻子的。”苟三自作聪明地说。
“不是，不是。”他摇头。“说有个书生赴京赶考，跟一个妓女玩出了感情，但家里有事必须回去，就去跟妓女告别。他说，我们相爱一场，现在我一走，以后也难得见面了。我想要你身上一样东西，作为纪念。这样，我以后每天拿它出来看看，就像瞧见你一样。妓女听见当然很开心，掏出自己的香囊给他，他摆手；又给他贴身的小汗巾，他又摆手。妓女急了，说心肝儿你到底想要什么东西嘛？只要我有，我都答应给你。于是书生就说，真的？女的说，真的！书生说，不假？不假！那好，亲亲，我想要你下面的一块肉，不多，就一小块。妓女就答应了。这事很快被老鸨儿晓得了，一阵臭骂，蠢猪！一根臭鸡巴向你讨一块，你就割一块，要是来千百根鸡巴，你岂不要割千百块——那不就成了一张麻逼了啊！”
凑闹热的街坊乐翻了，连毛师傅都咧嘴了。所以，有他在，你连架都很难吵下去。
难免有人跟我一样好奇，问，“老龚，你那些故事是哪来的？”
老龚说，“书上啊。”
“哦，”问的人就再没兴趣了，没人问他在哪本书上看见的，也不去问他在哪里看到的书。大伙宁可听他讲过七遍的段子，也不愿自己去找书里的东西读。
不过老龚对我的解释可不一样。
“老龚，你那些故事哪来的呀？”
“东抄抄，西抄抄呗！”
“这样就行了？”
“当然不行啊！”他提示我，“不背下来，抄一千条也白搭。”
“为什么呀？”
“再好的脑子都不如一个烂笔头。”他指指自己的太阳穴。
我又问，“你抄这个有什么用呀？”
他很严肃地说，“为了让女的笑啊。”
这可不是玩笑话，老龚天生就是要来为女的服务的。海棠说，老龚是胜利二路的“妇女用品”，他当着我们建议老龚，“你不应该住在胜利二路，你应该住在裤裆山上。”
老龚并不反感，他说自己“就是个喜欢挑故事卖的小贩子”。他为之服务的主要目标群体当然也是妇女。
这条街上的女人在这个称呼上只改动了一个字，意思就全变了——“故事犯”。她们为这种乐趣狂笑不止，“别人是拿手犯法，你是拿嘴来犯法。”
事实上，老龚真没干什么坏事。相反，他总在无偿地制造欢乐，随时随地配合别人娱乐。当然，他这一套也不是对每个女人都适用。在我们隔壁的陈二芬那里，这手就完全吃不开。四个妇女在暖阳下抹麻将，老龚坐在边上讲笑话助兴，其他人都在乐，就陈二芬阴着一张脸，好像谁欠钱一直不开她一样。也许老龚讲的哪个笑话惹到了她。她是个新媳妇儿，全身上下滚圆圆的。脸盘儿圆，眼睛圆，腿肚儿也圆，连腰肢都是圆的。胖人都爱笑，也爱较真，嗓门亮。这条街上没人比陈二芬更爱唱歌，她能在任何时间任何条件下唱歌，声音能飘到对面的鸿渐大道上去。她男人在橡胶厂顶班，一个不死不活的塌火单位。
胖女人一般都多心。偏偏老龚一会儿说她是胜利二路的百灵，一会儿又说她是“陈圆圆”。那吴三桂的姘头能算好人吗？猜不出是恭维，还是挖苦。我想是因为这。
老龚偶尔会失踪，有时失踪几个小时，有时失踪几天，有时也失踪几个月。也正常，这是旅社，不是他家。谁也不晓得他干嘛去，也没人关心这个。
我羡慕他的是，吹牛，睡觉，吃饭，发呆，好像这就是他每天全部的工作。
重要的是，我们是朋友。
有件事我没告诉任何人，但满街都知道。粮校刘副校长的那个蠢儿子，每回撞见我总要假内行地问，“有货不？”要不就是，“帮我搞一辆永久，没得永久，凤凰也行。”又有一次他说的是，“帮我搞一辆凤凰，没得凤凰，飞鸽也不错——尼克松都骑这个。”你永远听不懂他到底是要永久，凤凰，还是飞鸽。教书先生的儿子说话都这样绕。我含混地答应了，我不会告诉他，“我已经没偷了。”当然，就是偷了，我也不会卖给熟人。
我上次就是被熟人卖的。我跟生产街的周扒皮伙起偷了四辆，他撬锁，我望风，骑到几十里外的镇上，卖了，我分到了40块钱。我天天在食堂请同学过早。我们学校偷自行车的多了，没一个能像我这样大方。有一天，一个吃了白食的家伙被弄进去，顺便就把我供了。
那是初二下学期第一堂政治课，派出所来了，将我提走。背后我听到政治老师在说，“同学们，什么是传唤，这就是！”审完把我送进号子时，迎头就遇见了老龚——他正要从里面出来。他当即就求干部，“拜托拜托，这是我弟伢，麻烦您家关照，改天请您家喝酒。”当然，这种委托看到是没丝毫作用的，但这确实让我对他第一次有了好感。
之前我对旅社的人没任何好印象。长期住客，其实多是没家，或回不了家但总做发财梦的一帮家伙，五角钱一倒的麻将都打不起，却大喇喇地对着公用电话吼，“只有三吨？嗨！听清白，我是要两个火车皮！三吨？做胡椒都不辣！”
总之，这些家伙不是干皮包公司的笨蛋骗子，就是逃难的灾星，不是从乡下来医病的，就是躲债的穷鬼。要不，我们的账本上怎么写满了赊欠呢。老龚这点要比其他人要强，虽然懒得抽筋，但也没缺过饭吃，甚至常常还有酒喝，欠我家的账，隔几天总能还上。
老龚是毛师傅家的常客。就是路口那一间苍蝇馆子，本来没名字，但街上的人无私地馈赠了他一块看不见的招牌：“烧腊馆”。这说明，最在乎馆子有没有名字的，往往是那些请客吃饭的人。
我从号子出来那天，老龚慷慨地领我去了烧腊馆，两荤两素一汤，一人二两枸杞酒。整得我浑身都很激动。
喝完酒，我问他，“你是为么子进派出所？”
遗憾的是，他从不透露。
还有一次我问，“你天天蹲起，身上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NextPage]
“钱嘛，就是个屁。”他抿了一口酒，搞得很神秘，“嘣一声，它就掉出来了。”
我知道他有些话不想告诉我，这没什么。长期住店的人，往往都有些神秘故事。
有段日子，我们喜欢蹲坐在鸿渐大道的街口打望过路的姑娘，给她们打分。有时我一整天也没几个高分，他倒没几个低分。他评分的标准明显跟我有区别。我觉得苗条的好看，他觉得胖的好看。他还笑我，“小鸡巴懂个卵子！”
有一次，他领着我去见他的朋友。
我们从城关步行到北门，大概走了一个小时，终于到了那片郊区，是一条背街的老巷，巷子里藏着更小的巷，迷宫一样。这些巷子统统没有名字，门牌都很少见到，矮房子，老房子，歪歪扭扭的。到了一户门前，他放慢脚，前后看一眼，扒着扇窗朝里瞅一眼，跳下，叩门，咯吱，木门拉开一条缝，一支赤裸的胳膊直接就将我们扯进去，飞快。
这里我去过两次。有一次，在外面等，一次在堂屋等——我最烦的就是等，他往往要待很久。那次在堂屋，我把饭桌上一本小学三年级的语文课本从头至尾读了几遍，有许多崭新的发现，甚至许多篇章都是完全陌生的。我发现在无聊时，人的学习能力要强许多。还有一点是我新发现的，只要是出门，他准是手头吃紧了。
他还带着我去过雁叫街几回。那条沿河老街上有两三家招待所。他似乎在城关所有的旅社都住过，每个招待所都有他的朋友，尤其是女的。每次陪他去，我都很兴奋，这意味着晚上兴许又可吃到红烧鱼块，或是满满三层的蒸笼格子。
惟一一次，我扔下老龚跑掉了。那是在沿河旅社，我在门房等他，不知什么时候来了一个女的，很亲热地搂住我叫我“小弟”，肥厚的胸脯压得我气都喘不上来。突然，她在我裆里掏了一把——天啦！我整个人都凝固了，头皮一阵麻。我竭力挣脱她，飞跑出去，旅社旁边一条黄狗猛然蹿出来，嘶吼着，紧紧撵着我的影子。
事后，老龚为我的遭遇哈哈大笑。可是我很委屈。而且我也明白那些女人是做什么的。他跟我讲，妓女是应该受我们尊敬，跟纺织女工，女营业员，女售票员没什么区别，只不过就是没有一张营业执照而已。“喏！你家——不是也没工商执照！”
他还说，妓女在战国时代就有了，一位宰相开了公办妓院，属于国营性质的企业。
“不可能！历史书上一点也没说呀？”不知怎么搞的，我觉着很羞耻，又有些愤怒。
“嗐！你读的是什么书呀！”他皱着眉头。
我宁可选择相信他。因为有一点我很清楚，历史老师往往只会教材上的东西，超出这个范畴，其它在世界发生的一切他都说不来。
我跟老龚相处得很愉快。但我从来没想过，老龚会再次失踪。
他这回是真的失踪，跟他一起失踪的，还有隔壁平常对他总没个好颜色的陈二芬。
这件事，是整个胜利二路都知道了我才知道的——也不知勾搭了多久时间，用了什么样的手段，那个成天对着镜子唱民歌的陈二芬，被老龚叼走了。
我甚至不晓得他是怎么跟她传情的，我半点苗头都没瞧出来。这种守口如瓶的功夫谁都不如他。
为这事我第一次对老龚有意见。我不喜欢这种被欺骗的感觉。当然我也很感伤，走嘛，也该告一声，以后好联系呀！
不过，我也终于理解了老龚为什么总喜欢坐在门口——靠陈二芬家的那侧。我还记起一件事，那天，陈二芬在门口洗头，哼着欢快的歌，我们正下棋呢，他嘴里突然冒出一句，“这腿呀，真他妈安逸。像藕节，一节就是一节！”我楞了一下，“她？也太肥了吧？”他哧地一声，“杨贵妃肥不肥？皇帝老子还喜欢呢。”
他告诉我，“女人还是肥点好！”
“哦。”我想这跟有人嗜好吃肥肉可能是一样的。
回想起来，老龚失踪前一天我们一直呆在一块。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后来躺在床上，咪着了。不到一刻钟就惊醒过来，睁眼问我，“几点了？”
我看着手腕上的电子表，“四点半。”
“哦，”他似乎很疲倦，轻轻拍着床铺，“来来，坐这里，给你再讲一个故事。”
一开始我以为会是个笑话，结果不是。一点儿也不好笑，跟以往他讲的那些都不一样，一个奇怪的故事。
说的是有个人老婆不见了，死活查不出原因，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他就去找，几年下来毫无音讯。有一天他遇见一个老头，两人一块喝酒，喝到半夜一块出城，找了片树林歇脚。老头儿问他还喝不？他说喝。于是老头从背囊里变戏法儿似地，一件件取出铜盘，银碗，象牙筷子，接着是酱牛肉，东坡肘子，尖嘴壶，酒菜都是热乎乎的。喝了许久，老头儿说，两人喝无趣，我再叫个人来陪。一阵烟雾后，出来个女人，漂亮得像是假的，给他们斟酒，伴舞。他晓得遇见了奇人，也不敢表现出很吃惊的样子。老头说，兄弟，我跟女人亲热亲热？没问题。他说。老头跟女人在边上亲热了一阵，酒劲上来了，说兄弟我先睡啦，她再陪你喝点。老头就开始打鼾了，睡得死沉。女人突然说，求您件事。他答应了。女人说自己随身也带了一个朋友。但希望他能帮忙保守秘密。他允诺。又是一阵烟雾，出来一个俊生，两个人你一杯我一杯，缠缠绵绵。他很尴尬，佯装睡去。后半夜惊醒，发现那个女人醉卧一旁，后生却搂着另一个女人。他继续忍耐着，直到再次昏睡。清晨醒来，后生，两个女人都不见了，眼前只有老头一人。他猛然想，这老头能帮我找到失踪的老婆！但他又想，晚上发生的那些，到底要不要跟老头说呢？……
话说到这里，我们同时听到妈在楼下的那声大吼，“老龚，电话！”
他匆匆下楼，再也没有回到楼上。
老龚留下的最大遗产就是，直接导致陈二芬家跟我们闹得水火不容。陈二芬的婆母，一天要在门口咒骂三个钟头，一时说我们是内应，一时又说我们搞阴谋诡计，说要没我们在当中牵线，这对狗男女不可能这样无影无形。
我妈气哭了好几回，委屈呀，根本没这事嘛！账本上老龚还欠我家三十九块住宿费呢，怎么就成了“收了那个杂种的好处”呢？
街坊们议论纷纷，当然，他们主要是对陈二芬有看法。
“怎么样？我没说错吧！她嫁过来那天我就说，一看就是养不家的。她心里东西多哟，成天哼哼唱唱，其实就是在钓东钓西！”
“天天抹得白渗渗的，眉眼花俏！一看就不是个留得住的东西！”
“嘿！抹点雪花膏算什么，我跟你说，我早就发现有问题，你看她那个头发，怎么一天都在洗，好像洗不干净。这么大截胸脯留在外边——嗐，我跟你说，她的褂子短，裤脚短，上面露一节腰，下面露两条腿，干嘛？”[NextPage]
海棠则说，陈二芬根本从做女伢起就跟老龚有一腿。说得活灵活现的。
“啊，原来是老皮袢？”这样一来，大家啧啧说，“原来老龚是处心积虑呀！”
我问海棠，“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海棠说，“苟三告诉我的。”
我去找苟三，他说，“我听冬枝说的。”
我去问冬枝，她想了半天，“我说过？”她拍拍大腿，“嗯，是，我听胖婶讲的。”
胖婶说，“我屁都没朝这边放！我说在馆子听到有人讲，有个女的被老情况勾跑了，跟二芬这蛮像。”
我很失望。谁也不知道究竟一个什么情况。这像他，他出的谜题也只有他自己能解。
陈二芬跑了，张春光——她那瘦得像干豇豆的男人请了长病假，满世界去找了一通，一个半月后回来，又黑又瘦，像个老头。他是一个人回来的。后来我们听说，他只走了个把星期，身上钱就被人抢光了，在工地上挑了三十多天沙才攒到回家的路费。这一来，他老娘也躺下了，给气的。人人都在谴责陈二芬，这一切厄运都是她造成的。
从此她就多了一个隐讳的别称，“偷人的贱逼”。事实上，我看许多女人在背后越是起劲地辱骂她，那双喷火的眼倒越像是在嫉妒什么。再说，她太冤枉了，偷人的明明是老龚呀！
谁也没想到，陈二芬自己回来了——在出走两个月左右。一见到她，男人立即从凳子上直起身，单薄的身躯像树叶那样颤栗着。
他没责备她。更没像海棠预言的那样，“照那个偷人的逼，狠狠给她几下，叫她记得疼！”
回家后，她对这段失踪的过往绝口不提，那个明显存在的段落，就这么被她用一股瞧不见的气力抹去了。
事实上没多久大伙儿也忘了这桩风波。没人提到这事，就像是真的忘了。
值得一说的是，那几年，她对瘫在床上的婆婆伺候得真算可以的。没几个媳妇儿像她，用手去给婆婆抠那些结结实实的积屎。
她又在门口哼歌了。
男人专门给她买回一套黑色的空放。每个下午，胜利二路回荡着那不算准确但绝对嘹亮的嗓音。
只是，见到她我偶尔会想起老龚，想起那个没来得及讲完的奇怪的故事。
那天，他情绪是有点不寻常，一根接一根吸烟，房间里到处都是他吐的烟圈，缓缓盘膝在头顶，好像极力要进到坚硬的天花板里去。
当时他已经预感到我们今后不会再见面了，可能也有点伤感。于是他摸着我的脑壳问，“今年多大？”
“刚满13。”
“有没有碰过女的？”
“我跟夏慧兰睡过。”她是我同桌。
“怎么睡？”
“就是在一个床上睡啊，还能怎么睡。”
他哈哈笑，这天他应该还是头一次笑。
“等你像我这样大年纪，你就晓得了。”他若有所思，拍拍床铺，“来，坐过来，我给你讲个故事。”
不过，他的这个故事最终没有讲完。我再没见到过他。我也没听说胜利二路的任何人见到过他。我觉得，他躲匿在那个故事里。
（编辑：李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