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子龙
幽静的剑桥，城市就是一所大学，大学就是一座城市。二○○一年五月十九日，可称得上是这座著名大学城的一个特别节日——剑桥的名人英秀聚集于已有四百多年历史的三一学院大教堂，还有从美国、中国香港、欧洲等世界各地专程赶来的近三百名来宾。人文繁华，声采灿然，等待着参加詹姆斯·莫里斯(Jamea Mirrlees)和白霞(Patricia Wilson)的结婚典礼。
——婚礼办到这个规模，就算有了国际色彩，不可谓不盛大，也说明这对新人是朋友遍天下了。但不是随便什么剑桥人结婚都可以使用这座大教堂，英国社会等级森严，连剑桥的草坪都分成院长的、院士的……普通人是不得进入的。新郎莫里斯教授恰恰是属于这个等级社会中的上层，他是三一学院的资深院士、英国财政部政策最优委员会委员、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会长、英国科学院院士，同时还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国际计量经济学会会长，是一九九六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被英国女王赐封为爵士。这样一个人物的结婚大典，自然就使整个剑桥都有了一种节日的氛围。连巍峨壮观的大教堂也平添了几分柔和，在阳光中越发地色彩灿烂，气势辉煌。教堂前厅里的老剑桥人牛顿、培根、桂冠诗人丁尼生等等的玉石雕像，显得神情生动，洋溢着热情和喜气。
尽管新郎如此名高位重，可来参加婚礼的大多数外国或外地来宾却是冲着新娘白霞来的。其中也有不少中国学者，大家议论着他们的结合，由衷地为他们特别是为白霞高兴，有人说了一句中国的老俗话：“好人有好报啊!”好人——当然就是指白霞。
话得从一九八一年说起，由当时的中国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主婚，似乎是杨宪益、戴乃迭夫妇证婚，在北京首都剧场也曾为白霞主办过一次盛大的“艺术婚礼”。导演凌子风给白霞穿上了电影《骆驼祥子》里虎妞结婚时的那身行头，插花戴朵，红布蒙头，身上撒满五彩花瓣。新郎是在中国工作的德国人，长袍马褂，披红挂彩，按着北京传统的礼俗当躬则躬，当跪则跪。剧场内笑语喧哗，鼓乐悠扬，如同在进行着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出。首都文化界的诸多名人和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们，怀着一种友好的谐谑之情，参加了这一对“洋新人”的婚礼，一时曾传为佳话。
因为，白霞在中国文化界的人缘儿特别好。这倒并不因为她的特殊身份或是性格特别的随和。甚至恰恰相反，她常常会忘记自己的身份，该着急的事比中国人还着急，上边跑下边颠，调动国内外一切可以调动的朋友和力量。她的精力旺盛得不可思议，行动起来，纤细的腰身像鹿一般灵活柔韧，看不出她的双腿扌到饬得有多么快，就是让后边的人跟不上，不得不经常地来上一溜小跑。有时她不懂得区分国情，不理解一些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敏感问题，撞了头还不知道被什么撞的。但她周围的中国人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不能不对她生出敬意。敬重她是真心为了中国好，骨子里有股“中国意识”，或者叫“平民意识”。这也许跟她的出身和经历有关……
她是苏格兰人，少年时期曾随家人到澳大利亚生活过多年，后来搬到伦敦，几年以后又返回苏格兰。这给她的印象非常深刻：活着就是移动，到处都可为家。白霞从苏格兰最好的大学——爱丁堡大学毕业后，到非洲工作了八年，为世界上的贫富差异之大感到震惊，真切地见识和体会到了什么是贫穷和落后。她的特别之处是没有厌恶和躲开，反倒培养出真诚的同情心和责任感。同时也开始对世界上另一块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中国，心向往之。在非洲工作期满后，经戴乃迭先生推荐，便应聘成了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第一批外国专家中的一员。
我认识她是在一九七九年，我的一篇小说引起了大范围的争论，其中一家地方上的机关报连续发表了十四块版的批判文章，白霞却组织人将小说翻译成英文，并在英文版的《中国文学》上发表。受她的影响，这部小说的法文版、日文版也相继问世，我自然是心存感激。在北京的一次活动上见到了她，想不到她竟是那么的年轻，一头金发，留着普通中国妇女的发式，脸像婴儿一样细白、润泽，身材苗条、柔软，待人自然、热情。以后她又主编、出版了我的英文小说集，我们也就成了朋友。
但，她在结婚后的第二年就离婚了。原因是曾参加过他们婚礼的一位中国电影界的名人，后来将一名中国女演员介绍认识了白霞的丈夫，不想这名女演员和白霞的丈夫相爱了，白霞便主动撤出。为此，中国文艺界的有些朋友总觉得对不住白霞。等我再去北京看她，她已经有了一个刚会走路的儿子，取名：罗瑞。白霞非常直率地问我能不能陪着她的儿子玩儿一会儿，她担心只跟着母亲而没有父亲的孩子在心理发育上会出偏差。因此利用男性朋友去看她的机会，尽可能多地让罗瑞多接触成年男人。我无法拒绝一个母亲的这种请求，中国人形容白霞这样的境况常用一句话：“既当娘又当爹。”以后每次去看她，谈完正事后就带着她的儿子在北京友谊宾馆的花园里折腾几个小时。
她也正是为了儿子，此后十七年都再没有想过结婚的事。在中国工作了十二年之后，因她的母亲年事已高无人照顾，同时也为了儿子的教育，白霞不能不又回到了英国。但她的“中国情结”已经深深地种下，无论到哪里工作，她身边总会联络着一群中国学者或留学生，凡有困难找到她，她没有不帮忙的。这又得谈到她的性格，虽然她是剑桥管理学院的研究员，因其“交友三千”，活动能量便非同一般……
等到罗瑞一懂事，能够自己乘飞机了，白霞就让他回中国认父，利用每年的假期跟他父亲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这一点让所有朋友都为她挑大拇指，一个曾受过伤害、看似娇弱的女子，却如此地理智和大度。当今年春天我在剑桥看到罗瑞时，完全不认识他了，高大，英俊，全部功课都是A，却将小时候学的满嘴北京话忘得一干二净。他好像成了白霞的保护神，搂着比自己矮一头的母亲走进了婚姻登记处，在整个婚礼进行过程中，他总是不离母亲左右，说话不多，却显得成熟、懂事——白霞终于盼到了这一天，而且她这个自由的精灵，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港湾…… [NextPage]
来宾们在教堂里都坐好了，静静地等待着。十点钟整，新郎和新娘手牵着手缓缓地走了进来，伴郎、伴娘和亲属们在后面簇拥着。六十四岁的莫里斯，身材颀长，才气内敛，穿一身浅灰色的礼服，左胸别着一朵白色玫瑰。端重沉实，坚稳自信，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气度风韵，令人称羡。白霞也已五十岁出头，谢绝了蓬松拖地的婚纱，身着一袭白色衣裙，显得清丽典雅，仪态高贵。平时是那么活泼机俏的她，此时略显拘谨——恐怕没有哪个女人，踏上结婚的红地毯会不紧张!
婚礼在庄重的圣歌中开始，“圣哉，圣哉，圣哉!慈悲与全能，荣耀与赞美，归三一妙身……”然后由前面的神职人员率领大家共同祈祷。每个参加婚礼的人在进门的时候都领到了两本书：一本是参加婚礼者的名单;一本是婚礼的程序，上面印有圣歌的歌词和祈祷词以及新人的誓词。随后是诵经，接下来又是唱圣歌、交换戒指、新人宣誓……白霞语调轻细，一种发自女性的温柔和信任，在极为安静的大教堂里弥漫开来。
圣歌再一次响起：“新郎新妇，今日成婚，同宣海誓，共证山盟。终身偕老，喜乐充盈……”最后，婚礼在祈祷声中结束。新郎、新娘先退场，站到教堂外面的草地上，准备和所有来参加婚礼的人握手或拥抱，以表达谢意。来宾在草地上排起了长队，像等待着首长接见一样，或者说像过海关一样——他们两个孤零零地站在草地中央，一次只能接见一个或两个人，其他人要等在十步以外。大家都很有风度，很有耐性，这种仪式本身就又增加了婚礼的神秘感。我当时有一种感觉，在这样的教堂里按照这样的仪式结婚，气氛太过清肃，最适合功成名就的中老年人。若是新郎新娘太年轻了，恐怕压不住阵脚。
以后的程序就比较轻松了，来宾们可以自由组合，在草地上在剑河边一边聊天，一边喝葡萄酒、吃小点心。凡参加婚礼的人，有个共同的好奇心，想知道这一对新人的恋爱过程，特别是莫里斯和白霞这两个都有点儿传奇色彩的人，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呢?但来宾中竟很少有人能说得清楚，大家又碍于身份不能去追问新郎新娘——英国似乎不兴“闹喜”，人人都彬彬有礼，男的唯恐不绅士，女的唯恐不淑女，这使整个婚礼就显得隆重有余，喜庆热烈不足。
婚后，白霞和丈夫由于太忙，只去苏格兰度了半个蜜月就回来了。周末请了三四位平时难得一见的朋友到莫里斯爵士的乡间别墅去住两天。莫里斯驾车来接我们，他一身休闲装，平实而随和，但一坐到方向盘后面却喜欢开飞车。英国的乡间公路很窄，汽车如同一阵旋风，呼啸着掠动两旁的树枝，滚过麦田和草地。真难以相信，他一边风驰电掣，一边仍保持着一副恬淡自若的学者神态。
我趁这个时间赶紧向这位创造了一门学科——“福利经济学”的天才提几个问题。在他送给我的他的著作中，充满深奥的数学公式，我问他，现代经济学家必须都是数学家吗?他回答：是的，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也是生活的基石，人们在生活中每时每刻都离不开数学。我就是通过数学模式来分析现实，分析这个世界。尽管现实世界是由人的经济行为在支持，可人的经济行为是能够用一系列的数学公式来模拟、来整理，以便理出头绪和规律。人只有一个大脑和两只眼睛，观察是有限的。而用数学公式归纳、提炼和推导，则更准确，更接近真实。
我请他尽量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一下自己的“福利经济学”。他一时似乎找不到让外行能够听得懂的语言……想了一会儿便开始打比方：经济学就其本质来说是一门致用的学问，比如税收。任何国家都有税收，但不同的社会制度都有个最优的税收率的问题，税收多了人们没有积极性，税收少了不够维持社会开销，收多少税才是最合适的呢?目前英国的这次大选，工党之所以占了绝对优势，就因为向选民许愿说，要提供最佳的公共服务，却又不增加税收。税，关乎着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他忽然停了下来，可能觉得这样解释并不是自己理论的精髓，便打开汽车上的柜子，从里面拿出一本中文版的《詹姆斯·莫里斯论文精选》交给我。我翻着书，才知道用学术语言给他的学说定义叫：“非对称信息下的激励理论”。准确地说，他是因对信息经济学的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奖，信息经济学已成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九日，他在诺贝尔授奖仪式上的讲演题目是《信息与激励：萝卜和大棒的经济学》。我请他用他的“萝卜和大棒的经济学”对中国的经济走势发表点儿看法。他说这个问题太大，只能简说。中国经济面临许多特殊的问题，需要特殊的分析才能解答。恰如我已经指出的，激励问题是所有经济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中国经济改革要解决的似乎也是个激励问题……
莫里斯的别墅距离剑桥只有半个多小时的路程，我对他的经济学理论的好奇心还没有得到满足就到达目的地了。这是一幢十四世纪的建筑，全部木结构，橡木房檩，漆黑的草顶，上面涂着厚厚的沥青，外面又罩了一层细密的钢网，以防被大风掀起。英国人喜欢厚重的历史感，房子越老越值钱。莫里斯的这幢别墅已经列入国家的保护名单，自己不能私自维修或改动。别看房子外表这么古朴拙重，里面的装修和布置却非常豪华，舒适，一切现代贵族能够享受的东西一应俱全。他们喜欢古老，并不是喜欢破旧和陈腐，喜欢的是这幢房子里积累了六百多年的舒服!
别墅后面有九公顷的草场，在草场的四周分布着果园、树林、养马场、小湖、河沟，放眼看去，绿色开阔，树木葱郁，层次丰富，气象深远。周围有一种歌咏般的静谧，清晨总是先被鸟的鸣叫声唤醒……我真实地体会到了“爵士”这个贵族头衔的内容。但不要误会，这座别墅不是女王赐的，而是莫里斯自己花钱买的。人需要象征性的东西，房子能使人达到心理上的认同感。住在这种优美而古老的房子里，似乎正和莫里斯爵士的身份相称。
在以后的两天里，我得以近距离地观察这一对新婚夫妇，也和他们有过长时间地交谈，总算知道到了一些他们两个人的故事，并征得他们的同意，可以把我所知道的写出来…… [NextPage]
真是缘分，莫里斯也是苏格兰人，父亲是银行职员，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爱丁堡大学数学系。后来考入牛津大学哲学系，获得哲学硕士学位后又改学经济学，并获得经济学博士，三十二岁成了牛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以后牛津又给了他许多重要的职位，他也一直在牛津任教二十八年。到一九九三年，跟他感情甚笃并共同生活了三十三年的妻子突然病逝， 爱成欷
，情何以堪，他经常睹物伤情。友人劝解说，生命的意义很丰富，不可死认一条道。为了转换生活环境，他于一九九五年离开牛津，来到剑桥大学任教。同年，白霞也来到剑桥，但两个人并不相识。
一九九六年他获得诺贝尔奖，白霞根本不重视，她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呐，连莫里斯的名字都不知道——这符合白霞的性格。但，她的朋友遍天下，她可以不知道莫里斯，时间长了莫里斯要想不知道她，可不大容易。一九九七年，白霞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位朋友要来剑桥，这个人以前曾是莫里斯教过的博士生，请她帮助联系自己的老师，希望一聚。白霞便给莫里斯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但没有接到回音，只好亲自到三一学院去找他。于是两个人便认识了，并且知道了还是老乡，他却怎么也不记得接到过白霞的电子邮件。这让白霞耿耿于怀，一直记到现在。因为白霞是个有着超常记忆力的精怪，她答应的事、她做过的事和准备做的事，是绝不会记错的。
莫里斯渐渐知道了白霞的能量，中国文化部副部长来剑桥，也是通过白霞宴请了二十几位名教授。香港富翁李嘉诚支持的一个基金会，每年要挑四位剑桥的名教授到中国讲演。这是对中国有好处的事，自然少不了白霞，她无偿地出任顾问，协助工作。一九九九年，这个基金会第一个选中的人就是莫里斯，他也很高兴。两个人一块儿坐火车去伦敦，在路上白霞想刁难他，便问：“你真的值诺贝尔奖吗?”他立刻汗下来了，不知如何作答，一路都局促不安，算是领教了这位女老乡的厉害。她完全坦率，完全自然，在他的生活圈子里真还没有碰上过这样一个女子。但跟着她到了中国，他更深切地体会到她的另一种厉害：精细周到，上下皆通，到哪里都有她的熟人，每个环节都安排得井井有条，非常得体。他深受感动，回到剑桥后便请她吃饭，以示感谢。
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白霞也觉得莫里斯其实很有趣，在许多问题上他们都没有争吵，比如对中国的认识——这很重要，她在关于中国的问题上容易敏感，也容易极端，她绝不会跟一个成天为中国问题争吵的人成为朋友。莫里斯随和，热情，还很风趣。虽然他的风趣后面有更多严肃的东西，不过是一种优雅的幽默。但在她的印象里，这毕竟像变了一个人。剑桥管理学院的同事们也很好奇，向她打听莫里斯是怎样一个人?白霞回答说：“他就是那种女人喜欢嫁的男人，十足的绅士，风度无可挑剔，有很强的意志，价值观坚定，严肃，可靠，又不沉闷，知道怎样使生活有趣。但不浪漫，我对他没有兴趣。他虽然有热情，却不是个可以在一起玩儿的人。”
此后，每逢学校里有活动，他们都能见面，一起吃饭，说说笑话，都觉得很开心，却没有罗曼蒂克。那一年的十一月，在欢迎一位外国名人的宴会之后，莫里斯突然对白霞发出邀请，希望能在圣诞节之前两人再见一次面。白霞答应了。十二月四日，莫里斯请白霞吃晚饭，这一顿饭吃下来，一切都变了，两个人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白霞觉得自己爱上了他。可她并不为此高兴，自己本来是有准备不想爱上任何人的，等儿子长大后还要再回到中国去。再说离婚十七年来她没有让任何一个男人碰过自己，心里对再一次走进婚姻没有把握。
转过年来的二月，白霞的母亲去世了，莫里斯陪她回苏格兰，一直到参加完葬礼，回来后就向她求婚，还郑重其事地写了封求婚的信。因为她一直在埋怨他没有回复她的电子邮件，他便用写信的方式求婚，以示郑重。这的确打动了白霞，她无法拒绝，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她生活中一扇重要的门已经关上了，那就是对母亲的责任，多年来都是她在照顾老人的生活。但是，生活中又有一扇门打开了，无论是情感还是理智都要求她不要把已经打开的这扇门再关上。她只向他提了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选择我?”莫里斯没有想到求婚还要考试，想用一句玩笑话搪塞：“这个问题极具挑战性，我需要坐到电脑前认真求证……”白霞没有笑，认真地在等他继续说下去，而且眼光湛湛，毫无畏惧地在他脸上搜寻着自己的希望。他只有严肃地整理自己的感情，并尽量准确地表达出来，让目光同样也凝注着她：“你是很特殊的，带给我一种很鲜活的感觉，或者叫快乐。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认识到你的价值，不想错过你……”
这就是说，他接受了白霞的精神世界。在他低下头想亲吻她的时候，她趁机捧住他的头，把他的非常平整和很有风度的头发搞乱， 挲开来。他一下子显得更潇洒自然，神采飞扬，愈益地年轻有活力。他们相视大笑，然后紧紧相拥。生命有年龄，爱没有年龄，爱得越有个性，这种爱也就越有生命力。他们都曾经失去过，两个人的结合就是一种完整。
他们婚后的生活，看上去就像他们房子后面的田野一样，辽阔滋润，生气发越。他内蕴极深，雅健清朗，她成熟又纯真，对生活充满热情。他具备那种能在生活中焕发出光彩的品质，她身上恰好不缺少激发出这种光彩的情感。他们的结合天造地设，真是人间传奇。
我观察这位爵士，在家里颇有点儿田园隐者的恬淡，一切都乐得听从妻子的调遣。白霞叫他去超市买菜，他开上车就出发。白霞想到饭店给大家换换口味，他立刻就给饭店打电话订桌……他胸次悠然，平常而又自在，一切都做得那么智慧舒泰，有情有趣。做饭的时候他喜欢以主人的身份帮忙，吃饭的时候他负责摆盘子，按照英国上层繁复的礼俗，换了一套又一套。他的别墅里有专门的洗衣房，我看他老往里面钻，原来是自己洗衣服，包括客人们撤换下来的被罩和床单……他的别墅里没有雇仆人，他自己就是这幢招待所的所长兼服务员。
白霞也和过去一样，嫁了这样一个满意的丈夫，忽然间成了爵士夫人，在丈夫和朋友面前一如既往地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毫不拿捏，也不做幸福状。正是这种自然和坦率反显示出一种了不起的大气!每到下午，他们夫妇喜欢约上朋友在乡间散步，小路两边杂树如锦，野花绽放，他们两个手牵着手走在前面——似乎把以前丢失的全部握住了，把今后两个人的生活也握在了自己的手里。天空清澈，四周洁净，远处大树凝烟，碧油油的草场和麦田从脚下伸展开来，他们两个人的身影投放在草地上，飘飘摇摇，绰约多姿，很快就把我们拉下了一大截——白霞散步也走那么快，幸好她的丈夫能跟她同一个节奏。
男女之爱更多的时候只是一种心境状态，此时看他们身心融净，圆满和谐，经历过绚烂，也能归于平淡。也许这平淡中的绚烂，才是生命的亮点。
朋友们都愿用全部真诚祝福他们!
作者简介：蒋子龙，1941年生于沧州。1960年中技校毕业，同年应征入伍并考入海军制图学校，毕业后成为海军制图员。1965年复员后重回天津重型机器厂，当过厂长秘书、生产工段长、车间主任。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天津作家协会主席。
1962年开始发表作品。1976年以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引起强烈社会反响。1979年以《乔厂长上任记》再次轰动社会，并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名;次年又以《一个工厂的秘书日记》再获此奖;1982年的《拜年》，又一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名。同时，以1980年的《开拓者》、1981年的《赤橙黄绿青蓝紫》、1984年的《燕赵悲歌》，共获得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著有长篇小说《蛇神》、《子午流注》、《人气》、《空洞》、《农民帝国》，以及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共90余种。1996年出版了八卷本的《蒋子龙文集》。
（实习编辑：了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