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克洛斯·扬索（Miklós·Jancsó）， 匈牙利著名导演，1921年9月29日生于首都布达佩斯北边多瑙河畔的一个小镇——瓦克（Vác），这是个混合了是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的家庭。他曾娶匈牙利导演Márta·Mészáros为妻。
1944年大学法学系毕业，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在一家电器公司法律处供职。1945年，在短暂的军旅生涯和一段无妄的牢狱之灾后，扬索在战后受时任匈牙利电影研究所所长的巴拉兹·贝拉（bala·balazs)的推动，进入进入布达佩斯的戏剧与电影学院（Academy of Theatre and Film Art）学习，攻读艺术史、人类学史和电影史，立志投身文艺，并参加了支持工农出身的青年受高等教育的“人民公学”运动。
1950年从布达佩斯的戏剧与电影学院毕业后，他开始了电影生涯。最初八年，他在匈牙利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工作，拍摄过二十多部纪录片。包括一些新闻片和纪录短片，以及有关艺术和民族学的科教片。这段时间对于中欧和东欧的电影人来说绝非艺术创作的佳期，杨索也不得不迎合斯大林时代的政治气氛拍一些枯燥而呆板的应景之作，如1951年的《苏联农业代表团的指导》，或者为由她日后的妻子执导的《建设计划》之类无聊作品撰写剧本。杨索对他的这些作品一般都不说什么，称他们全是谎话和错误。曾于1957年来到中国拍摄纪录片《The Landscapes of Southern China》、《Colorful China、Palaces of Peking》、《Our Visit to China》 。
1958年他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故事片《钟到罗马》(The Bells Have Gone to Rome) 。扬索本人对他的第一部作品并不认可。
在这次失败的创作经历后，直到1962年他才拍摄了自己的第二部故事片《Cantata》。1964年又摄制了《我的归路》 。这以后，扬索的作品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杨索之后作品中的关键元素——政治背景下的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困境——和艺术风格在这部关于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被俄罗斯人抓到的年轻匈牙利士兵的电影中已经显露无疑：长镜头，移动摄影，外景拍摄，分散的角色，主角的心行为更多的受到环境条件的影响而不是心理动机。
《我的路》为扬索在国际上赢得一些关注，而他的下一部作品，摄制于1965年的《无望的人们》和他之后的所有杰作一样沿用并发展了《我的归路》中的艺术元素，在国内外都引起轰动，被认为是影史上的经典之作。在匈牙利这部影片的观众人数超过了100万。（匈牙利人口有1000万）.杨索迅速成为了扬名世界的电影大师，不但在各个影展获奖连连而且还在好莱坞权威电影杂志《影与声》评选出来的“史上最佳的365部电影”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要知道匈牙利电影总共只有两部上榜。
《无望的人们》一片描述了匈牙利农民反抗奥匈帝国遭到镇压的历史故事，影片因为超越历史的情节叙述和强烈的造型风格达成的隐喻效果，在国际影坛引起轰动。尽管这部影片极为成功，但其所使用的技巧并没有阻碍扬索在以后的作品中对电影语言进一步的探索和革新。比如，这部电影的镜头还比较短，镜头的移动也没有达到他以后的电影中那样精巧和复杂的程度。不过影片中的匈牙利大平原开始成为扬索电影的标志性造型环境。
1967年，摄制《红军与白军》，影片原是为纪念十月革命胜利50周年由苏联和匈牙利联合制作，但扬索把故事背景推迟了两年，即1919年的苏联内战，影片描述战争的残酷无情，远不是为庆祝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唱赞歌。影片因此在苏联被禁映。在西欧和美国都得到高度赞扬的《红军与白军》，有着非凡的长镜头调度，在情节设置上取消英雄人物甚至没有一个主要人物，影片在国际上大获成功。1968年的《静默与呼喊》则是关于1919年的匈牙利大革命时期的故事，这两部电影延续并进一步提升了《无望的人们》带来的成功，杨索今后独步天下的复杂长镜头调度此时已经初露端倪。1968年的《冲突》讲述了1947年两群年轻大学生的辩论，原本平和的观念之争很快变成了卑鄙的互相诋毁和争斗。随着不断拍片的过程杨索的艺术风格逐渐成熟而对超长镜头的迷恋也愈加严重，《冲突>长达82分钟却只有区区31个镜头。
1969年，扬索拍摄了他的第一部彩色影片《闪光的风》。这部影片把音乐和舞蹈作为重要的元素加以表现，这一变化也延续到他以后的创作中。
完成《冲突》后杨就长期在国外工作，尤其在意大利居住了将近十年，这段时间他定期回国处理家庭事务并拍摄一些充满民族特色的作品，越来越注重象征性，为追求视觉美感，镜头更长而且调度也更加精巧复杂。70年代中期扬索把这些元素进一步发扬并推向极致，1974年改编自希腊著名神话故事的的《伊莱克特拉》在70分钟的影片里只用了12个镜头。这种高度风格化的尝试在《红色赞美诗》一片中达到了顶峰。
1972年，他凭借作品《红色赞美诗》在第25届戛纳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导演奖。影片的故事背景并不确切，主要讲述一群农民在空旷的野外，和拥有土地的贵族以及一群士兵进行斗争，最后农民象征式的征服了贵族和士兵。因为影片过于隐晦和抽象，有评论家认为本片的要点不在于“事情是什么”，而是“事情看来像什么”。全片只有26个镜头，都是在外景中拍摄完成。
此时杨索的长镜头强迫症已经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这些作品虽然镜头调度流畅强妙场景变换潇洒自如但是雕琢过分的工匠气息却是挥之不去，人物和道具很多时候简直好像潺潺流水一般按照一定顺序从摄影机前面流淌而过。所谓物极必反盛极而衰，太过执着于个人理念的杨索也终于逐渐从颠峰跌落下来，他的作品从反响不大逐渐沦为默默无闻。
70年代后期，雄心勃勃的扬索开始创作Vitam et sanguinem三部曲，前两部《匈牙利狂想曲》（李斯特创造的音乐体裁，以匈牙利民歌为基础）和《快板巴巴罗》（20世纪前半匈牙利伟大的音乐家巴托克的代表作），因混乱的剧情和夸张的表现手法而令无论国内还是海外的观众都大呼如闻天书，影片在评论届反响平平。这时在匈牙利制作电影已经非常昂贵。三部曲的第三部《前奏曲》最后只能是无疾而终。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对女体裸露镜头的大量使用也引发了了匈牙利国内保守人士的误会和恶评狂潮，1976年由意大利和南斯拉夫联合制作的《私恶公德》在欧洲部分地区甚至被放到软色情片院线放映。扬索在意大利拍摄的影片曾遭到评论嘲弄。不像他80年代的作品后来又被评论届重估，包括1970年的《和平主义者》，1972年的《technique and rite》和1973年的《罗马需要第二个恺撒》。扬索在意大利的创作成为他电影生涯中最沉寂的部分。
1981年的《The Tyrants Heart》 带有更多的讽刺和自省意味，可以看作扬索从过去的历史题材向新风格过渡的一部作品。虽然影片仍以一个历史场景作为时代背景（匈牙利15世纪的宫殿），但影片更是一次对电影本体的探究，与扬索其后的作品风格更为接近。标志着他终于抛开了太过炙烈的民族热情和神神道道的政治言论，开始迈入更加混乱，挣扎和更多妥协的领域。他在1982年为电视台拍摄了一部浮士德电影，为匈牙利的朋客摇滚乐队omega（欧米茄）的告别演唱会拍摄记录片，还在1985年拍了了一部很有力量但是难得一见的改编自elie weisel小说的电影《黎明》。
80年代后半期，扬索的影片由农业背景的匈牙利大平原转向城市文明的当代布达佩斯。 1986年的《Season of Monsters》是扬索自23年前的《Cantata》以来首次把场景放到当代布达佩斯，尽管影片以当代城市文明为背景，却大多在野外拍摄。另外诸如烛光和裸体女人这样的元素被保留下来。
对于这一时期的作品，尽管也有评论给予肯定，比如1988年的《耶稣基督的占星术》这般有趣的电影，还有《Season of Monsters》在威尼斯因创造了“新的电影语言”得到过赞誉。但来自评论届的更多是责难的声音，有评论称其是对自我拙劣的模仿。直到最近评论届对这一时期作品的态度才温和起来。另外这批作品绝少放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其进行重估。
90年代早期的两部作品《God Walks Backwards》（1990）和《Blue Danube Waltz》 （1991），在主题上仍可看作是其80年代创作的延续，是对匈牙利后共产主义时期各种力量之间斗争的探讨。之后杨索和许多人一同被卷入了无可阻挡的时代洪流中。苏联从匈牙利撤走驻军，柏林墙轰然倒塌，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匈牙利一夜之间从社会主义共和国变成了民主议会国家，一切市场化，电影人要获得拍摄资金是越来越困难了。杨索在这段时间只拍了一些记录片，如关于特兰西瓦尼亚（吸血鬼故乡！）的犹太遗迹的《石头的信息》。
1999年，沉寂许久的扬索终于携让他在本国观众心目中重新获得大师地位的系列电影“Pepe和Kapa”（虽然这一系列几乎从未在国外播放过）的第一部《布达佩斯的神灯》回到大银幕，这部作品不再大量使用长镜头和舞蹈般的摄影机运动，松散的情节描述了两名掘墓者Pepe和Kapa试图在后共产主义的匈牙利社会转型期寻找人生意义的故事。商业电影明星zoltan·mucsi和peter·scherer的加盟明确无误的表明杨索已经又找到了自己的新风格，有点滑稽，有点荒诞，用后现代主义的嘻笑怒骂对这个已经大步跨入“自由新世界”的匈牙利社会中的种种现象进行记录和讽刺。
这一系列的第二部《该死！小事 》于1999年推出，同样票房大卖。杨索于是在接下来的6年里陆续为这一系列推出了4部电影，2000年的《阿拉伯灰马上的最后晚餐 》，2003年的《老婆醒醒别睡着》，2004年的《莫哈奇战役》和2006年的《艾迪吃了我的午餐》，此时杨索已经是84岁高龄。
另外，他也在一些影片中饰演角色，比如这几部“Pepe和Kapa”影片。他还时常在匈牙利新秀导演的影片中客串角色。在2008年2月举行的第39届匈牙利电影周上，这位匈牙利电影的大元老的无数作品遍布了各块大银幕，在闭幕式上还亲自颁发了一个奖项。2002年在George·Clark对他的一次采访中，杨索说：“我很老了，有好几百岁了。现在我认识到对这个世界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嘲笑它。过去我总是严肃的对待自己，因为我以为有可能改变世界，不再会了。”
除了故事片，扬索的整个创作生涯也拍了为数不少的短片和纪录片。从1971年到整个80年代扬索还担任舞台剧导演。
（编辑：王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