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让人笑破肚皮的电影场景，没有几个能超越达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和西德波拉克(Sydney Pollack)在1982年那部《窈窕淑男》(Tootsie)里午餐会面那一幕。霍夫曼饰演一名不得志的演员，为了获得角色打扮成一名中年妇女的样子，在纽约曼哈顿的俄罗斯茶室(Russian Tea Room)撞见了他的经纪人（由波拉克饰演）。霍夫曼饰演的那名演员捏着嗓子、用带南方腔的女性嗓音与片中他的经纪人调情，然后突然换成正常的男性嗓音告诉他自己是谁。波拉克大吃一惊，马上点了一杯双份伏特加来压惊。他说：“我的天，求求你有病治病。”

    我与霍夫曼约好共进午餐。在等待期间，我想到了以上这一幕。霍夫曼选的是比弗利山四季酒店(Four Seasons)里的Culina餐厅，《风尘女郎》(Hustler)创始人拉里弗林特(Larry Flynt)的那辆宾利照例停在酒店门口的固定位置，我小心翼翼地泊好车（避免蹭到那辆宾利），在停车员的带领下走进酒店。

    这位两度获得奥斯卡奖的电影界传奇人物，在74岁时出演美剧《好运赛马》(Luck)，这是他首次出演电视剧。这部电视剧由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执导，讲述赛马界的故事，是HBO电视台的最新剧集。我早到了几分钟，在HBO预订的包厢里等了一会儿。曼和《好运赛马》编剧大卫米尔奇(David Milch)今天也要在那间包间里接受采访。米尔奇也是广受好评的西部剧《戴德伍德》(Deadwood)的编剧。

    霍夫曼出现了，他的身材保持得很好、皮肤晒得很黑，银色的头发笔直冲上，身着深色西装和浅蓝色T恤，显得干净利落。我们直奔餐厅而去，路过摆在大堂里的五颜六色的大型花架。霍夫曼走路慢而灵巧，潇洒地制止了一名粉丝继续诉说某次看到他打网球的事情。之后，经过片刻的犹豫（他有些紧张地问：“坐这张桌子行吗？”），我们在四周激动的窃窃私语声中落座了：就连四季酒店那些有钱的老主顾们也忍不住中断他们的午餐，来搞搞追星活动。

    一名女侍应来到我们桌前，我拿起酒单，默默祈祷霍夫曼会点酒（与FT共进午餐最近请的一些嘉宾点单非常节制）。令我喜出望外的是，霍夫曼点了酒——虽然不是葡萄酒。“我一喝葡萄酒就犯困，”霍夫曼用他独特的沙哑嗓音对侍应生说，“我还是要一杯血腥玛丽好了。”我点了一杯嘉维(Gavi)白葡萄酒。

    Culina标榜自己的食物有“浓郁的加州意大利风味”（餐厅所在地是加州洛杉矶），不过，餐厅也提供很多类似寿司的意式刺身(crudo)。我们要了扇贝刺身、金枪鱼和红甘鱼（夏威夷琥珀鱼）手卷，我还点了明虾和龙虾沙拉。

    等饮品的时候，我告诉霍夫曼，大约1年半以前、他刚刚拍完《好运赛马》试映片的时候，我们曾短暂地通过电话。他皱起眉头回想，但怎么也想不起来。于是，我问他，从电影转向电视剧有何感想。霍夫曼凭借在《毕业生》(The Graduate)(1967)和《午夜牛郎》(Midnight Cowboy)(1969)中的出色表现而成名，在那个年代，电影明星都瞧不起电视剧。[NextPage]

    “我赶上了好莱坞(Hollywood)的黄金时代，但我们当时并不自知。”霍夫曼说，“当时的大制片公司制作的一些影片，如今已不可能再由制片公司制作了。那时候我以为自己永远不会去拍电视剧。”霍夫曼说，电视剧已今非昔比；如今只有小成本独立电影和资金充裕的付费电视台（比如HBO）才会冒险拍一些有创意的片子。“他们有的是钱，所以不会像一般的电视制作商那样，让你急急忙忙一天拍完20页（剧本）。HBO给你充分自由，不做任何审查。你能自由发挥。”

    女侍应给我们端来了饮料和刺身。“我以为电视剧会跟电影有所不同，”霍夫曼抿了口血腥玛丽之后继续说，“但却没有，因为导演是电影导演，而且我们每天只拍四五页剧本。”

    《好运赛马》上月在美国开播、下周将登陆英国Sky Atlantic频道，剧情围绕南加州一个赛马场展开，描述了骑手、训练师、马主、赌徒等各色人群。《好运赛马》一剧系出名门：试映片由迈克尔曼执导，他曾执导《盗火线》(Heat)和《借刀杀人》(Collateral)。霍夫曼说，全剧导演迈克尔曼和他指定的分集导演们奠定了《好运赛马》一片的基调。“所有演员都梦想与他合作……为力求表演真实，他让你‘沉下去’（编者著：原文为“ to go ‘under’”），而很多导演可能会让你撕下墙纸（编者著：原文为“to pull the wallpaper down”）。”我问是什么意思。“他希望演员的表演更贴近生活，”霍夫曼说，“演员说‘用力’演（编者著：原文为‘pushing’）……（但）沉下去，意味着要让人不觉得你在用力演。”

    霍夫曼在《好运赛马》中饰演Chester "Ace" Bernstein，一名刚刚出狱的意志坚强的前书商。这个角色给了他一个少有的挑战：要分12集来表现一个角色。“在剧院里，经过3周的彩排之后，你或许会说：‘啊！我找到感觉了。’而如果你拍电影拍到第3周时说：‘啊！找着感觉了！’导演会看着你，说：‘不错，不过你得跟前3周的表演保持一致。’你不能改变人物性格，因为你不是在连续拍摄。而《好运赛马》是部电视剧，它的剧情是不断推进的，我们在之前表演的带动下向前走，抛弃不受欢迎的部分。”《好运赛马》第二季已获续订。

    霍夫曼的电影生涯始于在《毕业生》中大放异彩的演出（饰演本杰明布拉多克(Benjamin Braddock)），但他险些没有接演这个角色。“那个角色是为罗伯特雷德福(Robert Redford)写的。”霍夫曼回忆道，“书中对这个角色的描述是，浅金色头发，一名帅气的田径队员。我告诉（导演）迈克尼科尔斯(Mike Nichols)：‘我觉得我根本演不了这角色。’”即便是被尼克尔斯说服、接演这个角色之后，拍摄早期的反应仍然很糟。“每一场拍摄之后，都有人去找制片人拉里特曼(Larry Turman)，说：‘真可惜，你这部片子这么好，却选了个不合适的人演主角。’”

    在《毕业生》中，霍夫曼扮演的角色被安妮班克罗夫特(Anne Bancroft)扮演的罗宾逊太太(Mrs Robinson)勾引。这部电影后来成了那个时代的代表影片之一。不过霍夫曼说，他并不是特别喜欢当时的经历和之后的反响，他说如果没有得到《午夜牛郎》(Midnight Cowboy)中的那个角色，恐怕会回归戏剧舞台。“《毕业生》得到的评论中有一些措辞猛烈，让我十分惊讶。我几乎觉得其中的一些评论是蒙面的反犹言论。比如‘大鼻子’、‘很高的鼻音’、‘怎么能想象这个长相搞笑的矮个子犹太人扮演本杰明布拉多克(Benjamin Braddock)呢？那个角色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徒(Wasp)的特征十分明显啊！’”他说，应当感谢尼科尔斯。“他没有服从角色安排……这是他想证明的事情之一。”

    这时我的沙拉快吃完了，霍夫曼飞快地吃完了剩下的几块意式刺身。侍应生走上前来告诉我们，还剩两盘菜。不过霍夫曼已经吃饱了，所以侍应生把菜上到了我面前。

    我问他在演艺生涯中的其它时期，有没有遭遇过反犹主义。他沉默地思考了片刻后说，“我不知道是我自己的投射，还是现实……”侍应生回来时，又打断了霍夫曼的讲述。她又往桌上放了几盘扇贝和金枪鱼，旋即静静地飘走。霍夫曼又沉默了。片刻之后，他说：“我也不知道。在某种意义上，一个电影明星代表着社会中的一大部分人。因为你总希望让走进电影院的人里，有尽可能多的认同那个角色。世界上有60亿人，只有1700万犹太人，这么一算就明白了。选布拉德皮特(Brad Pitt)或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肯定不会错，可是换一种安排就相当于赌博了。”

    大多数人都以为霍夫曼是纽约人，但实际上他在1937年生于洛杉矶。他的父亲是一名家具推销员，一家人总是搬家。霍夫曼回忆道：“中产阶级的下层总是在向上看。他是个推销员，总是尝试以超过自己生活水平的方式生活。在我人生的头十八年，在六个不同的地方住过，因为他总是想向上挪，但又付不起房租，所以我们又得回到当初本来就不应该离开的地方。”

    霍夫曼对纽约一直都有一种向往，他的这种向往是看过《东区少年》(East Side Kids)后产生的。这部20世纪40年代的黑白系列电影讲述的是曼哈顿的出租公寓中，一群吊儿郎当的小伙子的故事。他说：“我在星期六的日场电影看到他们以后，就感觉只想成为他们那样。”

    直到1958年，霍夫曼才第一次到纽约。“一架螺旋桨飞机整整飞了13个小时。我当时大概20岁，我记得从机场坐巴士到了……”侍应生又过来收走了盘子。“我来把这几个放到那儿，”霍夫曼边说边把自己盘中的两个手卷放到我的盘子里。他对侍应生说，“别告诉他我是用手指拿的”，把侍应生逗乐了。

    “总之，我在第二大道和34街的路口下了车，在街对面，我的正前方，有个家伙正在往巴士轮胎上撒尿，人来人往众目睽睽。我还记得我当时的第一反应，”他说到这里顿了一下。“当时我觉得，‘到家了。’从那时我就爱上了纽约。”

    霍夫曼对纽约的爱在1970年很险地逃过一劫。当时左翼极端组织“地下气象台”(Weather Underground)的几名成员在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意外地引爆炸弹，把自己炸死了，刚好就在霍夫曼家隔壁。

    “第二天我上了《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头版，上嘴唇上是为一部电影蓄的胡子，手里拿着从家里抢出来的油画，还有乌龟。我把乌龟放到了口袋里，可是它们只活了一个星期。在我原来放桌子的地方，炸开了一个巨大的洞。”我说，本来可能会有十分不同的后果的。他用低沉、浑厚的声音哈哈大笑。“是啊，演艺生涯会短一些。”[NextPage]

    霍夫曼的演艺生涯继续前进，总共赢得了七项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提名，最近一次是1998年因为政治讽刺片《摇尾狗》(Wag the Dog)。他第一次获得提名是因为《毕业生》，随后又因为《午夜牛郎》再一次获得提名，但两次都并未获奖。“强沃特(Jon Voight)也因为《午夜牛郎》得到提名，但是得奖的是（《大地惊雷》(True Grit)的主角）约翰韦恩(John Wayne)”，他眼睛看着我，很有心机地没有再多说。在1979年，他终于因为在离婚电影《克莱默夫妇》(Kramer vs Kramer， 1977)中的角色，拿到了小金人。后来又因为在《雨人》(Rain Man， 1988)中扮演患有孤独症，但又具有数学天才的雷蒙德巴比特(Raymond Babbitt)时的出色表演再次获奖。

    我问他最享受扮演哪个角色的经历。“我觉得任何一个角色都不算有趣，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能不能演得成功，你会时不时地觉得自己某一点做的不错，感觉找准感觉了。可是我参加过自己演过的电影的首映，比如《毕业生》，再比如《雨人》。所有大腹便便、衣冠楚楚的人都来看首映，可是等电影放完后，他们就摆出这样的臭脸，”说着他摆出一副痛苦的表情。“你觉得自己演砸了。但其实那只是因为一帮错误的人，因为一个错误的理由，来看首映了。”

    与此相反，他说，他的首部导演作品《四重奏》(Quartet)最近刚刚杀青，剧中玛吉史密斯(Maggie Smith)、汤姆考特尼(Tom Courtenay)、比利康诺利(Billy Connolly)和宝琳柯林斯(Pauline Collins)饰演一群退休的歌剧演员，这部电影的拍摄是一段令人精疲力竭的经历，但他十分喜爱。

    霍夫曼该走了。“你永远都不知道一部电影能让你得到什么，”他说着开始讲最后一段故事，和《克莱默夫妇》的导演罗伯特本顿(Robert Benton)重新联手拍摄《胜者为王》(Billy Bathgate， 1991)时的事情。“我们在北卡罗来纳州拍摄，有一套全明星阵容，有一个拿过奥斯卡奖的编剧型导演，我们都以为自己拍的是一部艺术作品。就在隔壁，离我们几百码的地方，在拍另一部电影。那部电影的名字我都叫不上来，所以就问，‘那个破烂儿叫什么来着？’”他说得很慢，仿佛是因为发音让他很为难。“忍……者……神……龟。我们那时觉得自己多么牛逼啊！可是那部片子被捧上了天，我们的电影却被反响平平。”

    霍夫曼站起身来，问我：“你还满意吧？”我说，满意。他说：“那就好。我真的想起来你当时给我打过电话了，那次我们聊得不错。”然后他微笑着和我握过手，就离开了。

    （编辑：邵钰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