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 格雷厄姆·斯威夫特

　　1

　　他们让我出院的那天，我逛了好长一会街。街上的行人看上去冷漠而伤感。我注意到每个人的脸上无不挂着劳累、恐惧和忧患的神情，而我似乎比他们优越，仿佛他们是区区侏儒，而我却挺拔魁梧，比他们看得更远。不过，这儿那儿偶尔也会冒出一些个子高大、目光锐利的人。这些人好像本事很大，好像随随便便就可以管人家，调遣人家，抚慰人家。

　　第二天，我如约回到了医院，去跟阿齐姆医生道别。他们放我出院的那天，阿齐姆医生被人请去出诊了。我对他说：“我想告诉您，我对您无微不至的关怀深表谢意，我对您和全体医务人员的工作钦佩之至。”他微微一笑，似乎非常高兴。我继续我的告别演说：“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我在哪儿犯了错。现在一切都一目了然了。你得做一个关爱他人的人，而不是一个被人关爱的人。就这么简单。”然后我说：“我在这儿一直过得很愉快。”阿齐姆医生满面笑容。我离开时，他与我紧紧握手。那时我就知道，总有一天，我必须扮演一个像他那样慷慨好客、关爱他人的角色。

　　我母亲去世后不久，我就住了院，一住就是三个多月。警察把我抓了去，因为我在街上大嚷大叫，引得行人驻足围观。警察以为我喝醉了或者喝了药。不过后来他们查明情况并非如此，就把我带到阿齐姆医生和他的同事们那儿。

　　说来也怪，当时我竟是被警察送到医院大门口的。怪就怪在给我所谓的“治疗”起先似乎与刑事审讯相差无几。我仿佛是个嫌疑犯。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为了避免麻烦，他们要我彻底坦白交待。医生们跟我玩起了小小的问答游戏（就像审问）。当我不能提供正确答案时，他们就会失望地长叹一声，给我拼命地注射镇静剂，然后等候下一轮提问。我不禁暗暗寻思，他们是否会在某个阶段采用更严酷、更狠毒的手段。

　　所以，当我说“实话相告，我曾经想害死我母亲”时，无论是他们还是我自己都如释重负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认为这并没有改变任何东西。我不过是说说而已。可是我的医生们似乎欣喜不已，开始替我忙开了。从那天起，我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信任我了，他们变得更友好了。而也是从那天起，我开始钦慕起他们。

　　只有一件事似乎令他们大失所望：当他们又追问：“你为什么要害死她？难道你不爱她吗？”我无法给他们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是问题的第二部分使得我心烦意乱。一听到这个问题，我就情不自禁地生他们的气。我是非常爱母亲的，但是，我明白，假如我照实说，我肯定会越说越乱套。所以，我就干脆把往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们得了：三年前，父亲撇下了母亲和我，我们娘儿俩就只好相依为命了。不过，我们的日子倒过得挺快活，我对父亲的去世甚至还暗暗窃喜呢（虽然我没有告诉他们这点）。等我稍微长大了点后，我就开始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觉得母亲想伤害我。我对她又怕又气。后来，这种感觉愈发强烈，我就巴望她早死。她倒真的死了。她是在大街上被一辆小汽车撞倒的。人家告诉我，那辆车车速极慢极慢，可她就给撞死了。我得赶到医院去辨认她。

　　接着，我的医生们又问道：“可是，假如你怕母亲，假如你怕她会伤害你，那么你干吗不离开她呢？”我没有回答。到了这个时候，我注射镇静剂了。

　　就这样，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他们我到底为什么想要谋害母亲。不过，或许是我告诉他们的那点情况就够用了，因为，正如我所说的，我们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大大的改善。我们会常常谈论我的“问题”，好像我们是在议论一个局外人。我不再胡言乱语，不再大叫大嚷，不再因为去世的母亲而悲恸哭泣。我的责任医生阿齐姆告诉我，我的病情在逐步好转，我自己深有同感。

　　2

　　有一次，我对阿齐姆医生说：“我一直被禁闭在这儿，人们认为我精神失常，是由于我想谋害我母亲吗？是这么一回事吗？”

　　阿齐姆医生微微一笑，脸上的表情说明这种想法未免天真幼稚。“不是的。把你带到这儿来，并不是因为你想谋害你母亲，而是因为你对抱有这种意图感到内疚。”

　　我接过他的话头：“照您这么说，出路就在于心遂意顺喽？”

　　他又微微一笑。那是令人释然的一笑。

　　“没那么简单。人各有愿，人各有愿……”

　　随后的五六周时间，我至今依然认为这是我一生中最甜美的时光———我像任何大病初愈的人一样，开始了缓慢的疗养期，因为此时主疗程已结束。那时正值夏天，我久久地坐在医院的草坪上，观察其他病员，与阿齐姆医生交谈，思索那不可告人的心愿和负疚感。

　　我觉得世上没有一个人不抱有负疚感，而那负疚感永远是某种非分之福的标志。每个人的负疚感中，包孕着快乐；每张郁郁寡欢、自惭形秽的脸中，深藏着幸福。也许人们对此束手无策。然而，定会有人试图理解而不是责怪我们的负疚感，定会有地方供我们一吐隐藏心底的愿望，实现我们的非分梦想。总而言之，天底下总会有关爱。

　　就这样，我觉得这次住院真是三生有幸，为能结识阿齐姆医生和他的同事们感到非常自豪。我感到自己是一个体体面面、不胜荣幸的宾客———也许每个康复中的病人都有如此体会。所以也许就在那时，就在第一次跨出医院大门前，我的心中埋下了雄心壮志：终有一天，我要开一家旅馆。

　　可是千万别认为当初我跨出医院大门时，就已经胸有成竹。那时，我当然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一步步地努力，想法是慢慢成熟起来的。我用母亲遗留给我的钱买了一家小咖啡馆，苦心经营了多年。这家咖啡馆与无数其他的咖啡馆没什么不同。我很注重了解我的顾客，我要使他们感到他们可以向我畅所欲言，而我定会洗耳恭听。有些顾客对此十分赞赏，虽然也有些顾客不买我的账，后来再也没有回头光顾过。

　　也千万别认为在我出院那天与我的旅馆开张之日没有间隔多久，或认为在这期间我的人生也没有什么大的变故。我结婚了。我妻子帮我料理咖啡馆，她甚至把她的钱也投了进去。毋庸讳言，我们的婚姻不尽如人意，婚姻生活并不幸福。可我学会了对不幸采取一种客观稳妥的态度。我老婆卡罗尔常埋怨我，说我把她当孩子一样看待，说我对她摆出一副祖师爷的样子，说我总是居高临下地跟她讲话。可奇怪的是，我倒觉得情况恰恰相反。

　　多少岁月流逝而过。那是枯燥而繁忙的岁月。可我总是觉得我只是在等待，在等候时机。我要开一家旅馆的勃勃雄心正在成形。而且，我知道，总有一天，从我出院到拥有一家旅馆那长达三十多年的岁月会显得微不足道：那只不过是一种酝酿，只不过是两点间的一段旅程。

　　（实习编辑：白俊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