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南太井蛙

　　年前回廣州去，与蛙妻去越秀山“怀舊”一番，當年与她相戀，常搭人民汽車至此，買兩張五分門票，進園后於湖畔坐下，卿卿我我一番，消磨至高音喇叭播放“離園清場通告”才起身离去。記得那時常見巡邏的糾察隊，用電筒照出匿藏樹叢中的情侶，纏綿忘情中被撞破，狼狽起身，披頭散髮衣冠不整地雙雙帶走，要經教訓一番，寫了檢查才放人回家。

　　和妻走過當年兩人谈情說愛的地方，那石塊与夾竹桃樹仍在，只是旁邊多蓋一亭榭，里面有數人在彈唱文革老歌。遠聞弦音悠揚撩人，近看歌者容顏已衰，其中一位年紀半百的女歌手正唱著“草原之夜”，她身后的琴師低著髮已斑白的頭，雙目閤著操琴伴奏，一只淒惋得如泣似訴的二胡，拉出了草原的高曠、離別的思念之苦。

　　在巨廈華屋簇擁中，朱紅色的五層樓顯得寒傖，不見千年古跡的莊嚴凝重，三天一小展五天一大展，所謂“景點”已成賺錢的熱點。山不青水不綠的公園已失卻往昔的古意深幽，本地人有了許多新的去處消遣，除卻南來的遊客，還有舞劍要扇的老者，再就是這自己娛樂自己的一小群，彈唱著四十年前的老調舊韻。

　　女歌手腰身細細，膚色黝黑，短髮及耳，雖已半老，眉宇間仍現一股巾幗鬚眉的英氣，使她那張平常的臉，吸引人的目光。依稀覺得曾經見過，不由看多了她兩眼。一曲唱罷，幾位樂手敲打出雄糾糾的“造反有理”，她把衣袖一挽，跳起挺胸揮拳的紅衛兵舞來，一邊還吆喝：“革命無罪！造反有理！”。

　　記憶的大潮驟然將我捲回紅色風暴的年代，同我一起喊過這兩句口號的人不計其數，她是其中的一位嗎？

　　我敢肯定是她。

　　一九六七年一月全國大奪權，我和“造反派”工人、紅衛兵策划了一次“聲東擊西”的奪權。廣州民政局“保皇派”在中山紀念堂召開批斗走资派張受榮大會，我們兵分兩路，先沖擊會場，讓組織者向近在咫尺的局本部告急，待駐守的人馬出來支援之后，再乘虛佔領民政局大樓。領頭的小紅衛兵“長征”姑娘，自告奮勇率几十中學生紅衛兵负責沖擊會場，我与其他大專院校造反派和工人赤衛隊，負責攻佔局本部。

　　“長征”第一個沖上台，在講臺正中貼上斗大的“保”字，還喊著“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口號，幾十個男女學生攪亂了千人大會，局本部出來百余人急奔會場增援，我們五十多人便進去制伏留守的幾個婦孺，佔住人事科、保衛科、財務科和局長辦公室，宣佈接管。

　　“長征”帶著她那隊紅衛兵回師与我們會合，下屬單位的造反派也陸續到來進駐，大樓里一片歡騰，粗中有細的“長征”姑娘不知從哪里弄來菜包子和白粥，眾人圍搶。她從人群中擠到我身邊，從寬大的軍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個菜包子塞到我手里，低聲吩付我：“趕快吃，別餓著了。”

　　自她來廠串聯后，一直跟著我，認定我是她的“哥哥兼領導”，因為家境貧困，從小學會做飯洗衣家頭細務，還负責起照顧我一日三餐。其实我只比她大四、五歲，就是搞不清她為何這么“崇拜”我。

　　入夜之后，民政大樓外牆逐漸被包圍，來者大多三、四十歲出頭，秩序井然，十點左右，兩個穿呢子軍大衣的人，佩著巨大的“北京清華井崗山”紅袖章，敲開了緊閉的大鐵門，要宣讀中央文革的指示。半小時后，外面的人開始往里進了，我們的人逐漸被壓縮出原來佔踞的地盤。這時“長征”告訴我，包圍者是市公安局的群眾組織，她要我想辦法先出去，因為我們的人數明顯不夠對方眾多，怕會吃虧。

　　凌晨时分，大门关闭，对方在呢子军大衣的指挥下，开始抓人并把他们集中到饭堂，“长征”和我自难倖免。被抓來的都站在条凳上（就是成龍在古装功夫片用作武器的长条木凳），兩人一張。我身邊的是當過兵的工友，瘦長的身子一直在哆嗦，長征和另一個姓譚的造反派頭頭，被指認是行動的總指揮，正被十多個沒戴徽章的公安推搡著。譚頭頭當過海軍大尉，粗壯的身影不一會就淹沒在黃軍裝的人群里，只聽到硬物敲打在人体上的“澎澎”悶響，他沒有喊也沒有叫，數年后他才告訴我，那些人上來第一下就打在背部正中部位，他立刻覺得呼吸困難，叫不出聲來，打手用的是鑄鐵秤砣，用棉手套裹住，外軟內硬，打下來不損皮膚卻傷筋骨。譚大尉自此一直咯血，鐵塔般的漢子變得干瘦萎黃。

　　“長征”的短髮被幾只大手揪住，用力捺下要她低頭，她奮力反抗，一邊高呼“革命無罪！造反有理！”一個黃衣人拽下腰間軍用皮帶抽她，熟練地踹她的膝窩，長征被迫跪下了。

　　我從條凳上下來，把身上的軍棉衣扣子解開，大搖大擺往門口走去，守門的小公安狐疑地問：“你上哪儿？”我用北京話答他：“去逮他丫個王八蛋！”芝麻開門了，我就這么走出去了。到了院子里我看到地上還跪著黑壓壓一片，高音喇叭里宣讀保皇派和北京清華井崗山的嚴正聲明，唸著一個個緝拿的罪魁禍首，我听到自已的名字，由一個清脆的女聲用“京片子”唸出，奪權失敗了！而長征姑娘的口號聲還在夜色中迴響……

　　女歌手跳完紅衛兵舞，在圍觀眾人掌聲中，收拾樂器什物，准備离開。我上前相認，喊出她的名字，她拉著我的手，一言不發地使勁搖著。妻子知情識趣地去買飲料，琴師与觀眾亦四散，坐在亭榭中，不想和“長征”說那些久別重逢必說的話，四目相接一時無語，十月金風送來的不是涼爽仍是悶悶的燠熱，長征仍握著我的手，上面的老茧粗厚如銼刀，四十年歲月風霜，在她的緊握中，我自是清清晰晰地感知到了。

　　奪權失敗后，她一直在我身邊，直到被迫下鄉，去的是粵東的山村。她曾逃回城 ，照顧病母，但街道革委會和派出所卻日查夜搜，窄巷之中的家狹小而無處藏身，一家三口吃飯時，母親半邊屁股和小凳要撅在門檻外，遇有人推自行車走過，要企身相讓。“長征”被迫偷偷寄住同學家，在那里又遇到查戶口，睡夢中惊醒，匿藏於床頭樟木籠中，擾攘一番眾革命干警離去，再放出來，她個子高踡縮於內過久，半天直不起腰來。

　　走投無路被逼回山村，自此沒了她的音訊。很久很久了，她回穗找過我，拖著一個抱一個孩子，黑瘦的臉龐上，有种早熟的滄桑，只有那雙眼睛依然清澈明亮。為了得到許可經常回城探視病中母親，她和大隊支書結了婚，三年生了兩個女兒，山村農家清貧，產后喝碗紅糖水吃姜炒飯便算補了身子。

　　那次見過，“長征”姑娘沒再來過，我也掙扎過著塊肉余生的日子。隱約傳來點滴關於她的消息，城鄉生活習慣与觀念差異太大，又不堪沉重家務与丈夫暴烈脾气，“長征”幾次逃回廣州，村里還派人來綁她回去，用繩子牽著脖子，赤足押上長途車。椐說她每次捱丈夫毒打，都喊口號，還是那句“革命無罪！造反有理！”越喊那莽漢越打得厲害，一邊還罵：“你革誰的命？你造誰的反？”

　　支青回城大潮時，她才回到廣州，母已病逝，孩子留在山村。

　　剩下的故事了無新意，她掙了點小錢，衣食無憂，沒心思再跟別的男人過，自己一個人，約几個同時代人——當年一起面向黃土背朝天的老知青，借這一塊地方，歌舞傳情，抒發胸臆，以渡晚年。

　　“在農村時，常想起你，高大、正氣，多才多藝！”身邊的“長征”幽幽地回味“我偷跑回城时找過你，廠里的人說你去偷渡了。 回村后我還上山頂望過香港那邊的天空， 夜里象日出一樣亮亮的，我想像著，也祝愿著，你一定在那燈火下生活了。”

　　我默然不作答，沒告訴她，當年偷渡經過她落戶的惠東山區，晝伏夜行，每見那山邊幾點農家燈火，也曾挂記著命苦的她，是否正忍受那不解溫柔的莽漢的蹂躏，如此明亮的雙眸，可含著屈辱的淚水？我甚至天真地對同伴說，要真踫上“長征”，一定把她也帶走。可是“長征”呵“長征”，你究竟被命運的樊籠錮禁在哪里呢？

　　無邊的黑夜，讓那明滅不定的燈火顯得如此昏黃微弱，讓足下的地面，辨別不出是坎還是溝，跌跌撞撞地前行，只向著那東南方的亮光。沒想到在那漆黑的夜晚，還有這么一位姑娘，遙望光亮的天際，為我怀有如此美好的祝愿。

　　突然問她：“還記得奪權那天嗎，你給我菜包子，當時我真餓了，立刻吃了。”仍然握著的手驟然一緊，暮色中兩行淚水在她臉龐上流下來。

　　昔日經歷過生死磨難種種，於心靈上留下傷痕累累。即便時過境遷，否極泰來，但人總是不會忘記，也不能忘記。我想不僅僅是自己，“長征”姑娘亦用柔弱的肩膀，时刻扛承著這思想沉重的閘門，如此之重，亦不放下，因為我們都知道，一旦放下，情感的激流便遭截斷，光明也被阻拒在外，留給我們的惟剩下死寂的黑暗矣。

　　答网友：在贴上本文之前，曾电邮给一位比我年長的文友提前分享，他立刻回信，告诉我自已忍不住落泪，那本已倔强的心倾刻软化……他文革时是个苦学成材的大学生，因回答一位想偷渡的朋友关於地形的问题，被以“教唆投乱叛国”罪名判七年，送去北大荒，受尽非人之苦，几乎死在那里。

　　老蛙之所以写此文，实际上是为纪念知青上山下乡四十周年。为了忘却的记忆，为了那一代的热血青春。

　　有人说奥巴马的成功，证明一个人要成大事，必须有社会责任感、历史责任感与悲天悯人的情怀。我同意此说，不过我更倾向每一个人都应具备以上的责任感与情怀。因为这是使我们的世界与人生变得美好的必由之路。

　　往事已矣，但创痛仍在，我们的民族对外侮确是刻骨铭心，但对发生在自己中间的人祸，往往因为刻意的模糊与淡化，又感染了商海钱潮的功利，在虚誇浮躁中，失却了自省的勇气，踏着那历史的枯骨漫舞，听不见千万冤魂的哭号，这使得我们的坚持与信仰，缺少了一根脊梁！

　　茗是个纯真善良的女孩，所以会發笑，我理解你的感受，希望你也理解我！

　　（编辑：李万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