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山坡

　　那个人马上接上母亲的话：“……台长是用钱买来的，我们那边官场很腐败，职位都明码标价了，等我有了钱，我也买个教育局局长当……”

　　扯远了。为转移话题，我感慨地说，想不到陶城也有这样的电影迷。

　　“早在十年前我就跟林正日打过一次赌，我跟他达成协议，如果他输了，死了就把那些带子赠送给我。结果他输了，但直到上周他才死，死前果然履行了协议。现在想想，这一次赌打得真漂亮，我终于痛快赢了一回。”他得意地说，“我也跟你协议吧，将来我死了，我也把带子全送给你。”

　　我摇摇头说，现在我不需要带子了，因为我的电脑里什么都有。他很失望，不说话了。气氛一下子冷冷清清的。我说，那你就给你的孩子留着。

　　“那也是，我给他留着……”他说，忽然惆怅，眼里闪烁着暗淡的泪的光芒。

　　我突然意识到说错了话，但无法收回来了。母亲显得有些局促，轻轻地叹息了一声说，我去打扫一下杂物房。意思是说，今晚就让那个人睡那里。杂物房在阳台的左侧，很小，但没堆放什么东西，打开一张折叠床就成房间了。

　　那个人从裤兜里摸出一个皱成一团的烟盒，抽出一根烟，是自己用纸卷的，像小喇叭一样。放到嘴边，却又犹豫一下。我说，不要紧，抽吧。那个人便狠狠地抽烟。

　　待他抽完一根烟，我提出，到外面散散步，看看上海市的夜景，他果然不感兴趣。那去电影院看看，今晚放映《与狼共舞》，一部老片子，是放给那些怀旧的人看的。他也说不。那看电视吧。他说，从不看电视。那该干什么呢？一夜漫长。“我就这样坐着，挺好的。”他说。我要出去了，我得去公司拿点东西。母亲说，去吧，我在家里看着。母亲怎么这样说话？他又不是小偷。那个人表情很麻木，一会儿又抽了三根烟，客厅里的烟味浓得呛人。母亲手忙脚乱地打开窗户，还用葵扇把烟味赶出去。那个人低着头，好像想着什么问题。我轻轻拉门出去。

　　大约九点吧，我从公司回来了。在小区一层活动中心的回廊里围着很多人，喧闹得像开了菜市。平日里，那是老头们下棋打牌的地方，经常发生争吵，吵了又和，和了又吵，大伙也习以为常了，我也懒得凑热闹。这次吵嚷得好像跟平日不一样，似乎是一致对外，异口同声，理直气壮。我忍不住拐过去看一眼，看谁运气不好被那几个老头缠上了。拨开人群，首先看到的是母亲，然后才是那个人。那个人坐在地上，几个老头七手八脚地脱他的西装，他双手死死地抱在胸前，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母亲卑谦地乞求那些老头，那些老头却一点也不给情面：愿赌服输，天公地义，但他抵赖，像死狗一样，哪里来的乡巴佬！

　　从哄哄嚷嚷中我很快弄明白，原来那个人刚才从楼上下来观棋了，观棋就观棋呗，他却多嘴多舌，还跟他们赌了一回残局，结果输掉了身上的西装。可是，这套西装是借别人的，还要穿着到太原去，他死活不愿脱给人家。母亲说，他神经有问题，你们就放他一次吧。一个老头说，他怎么会神经有问题？赌的时候神气得很呢，还说这套西装是赌赢回来的，现在又说是借的，我们就是要灭灭他的神气劲儿———一个不识好歹的老东西！

　　我认识那个带头的老头，他的儿子去年下了岗，现在就在我公司看大门，还是我照顾的。我把他拉到一边对他说，我是你儿子的上司，那个人是我家的客人。他狐疑地看了我一会，摇摇头，不相信，不认识。我马上打通他儿子的电话，让他儿子跟他说。那老头接完电话，态度才变了，原来你就是阙经理……那个人是你家的什么人？我们都不想赌，他偏要赌，口气嚣张得很，大伙就是想教训教训他……好啦，都散吧，别闹了……老头跟那几个老头说了一通，老头子们扫兴地瞪了我一眼，嘟嘟囔囔的：这老头神经有问题，就不要让他出门到处撒野，这里是上海，不是他拉屎的地方！我陪着笑说是。

　　围观的人也吱吱喳喳的，好像都是指责那个人的不是，母亲不断地给那些人点头哈腰赔礼道歉。那个人慢吞吞地靠着墙壁站起来，从容地拍拍身上的西装，若无其事地说：

　　“你们弄不死我！”[NextPage]

　　上楼是一段不短的过程，那个人表情严肃，在母亲面前极力维护着自己的尊严，母亲不敢正眼看我，电梯雪亮的钢板上可以看到她愤然的脸。进门，迎接那个人的是对对害怕的眼光，不等那个人开口说话她已经躲到自己的房间里，只从门缝探出半只眼睛来。母亲依然不跟他说话。妻子说，那些老头个个都倔得很，上次我家的狗在草坪上撒了些尿，被他们骂得我家的狗都脸红了……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第二天，妻子便把心爱的狗送了人。那个人突然恶狠狠地说：

　　“他们弄不死我！”

　　妻子担心什么似的，不知道说什么好，母亲对她说，让他洗澡吧。那个人便去洗澡。妻子打了一个哈欠，和对对睡去了。我打开电视。母亲客厅里喷了些茉莉花清新剂。她一边喷一边不时怯懦地看我。我知道她肯定有话跟我说。果然，听到卫生间的水声哗啦地响的时候，她说话了。

　　“他给你们添麻烦、丢面子了，败坏了你们的声誉……”

　　母亲脸上的歉疚已经到了极点，再进一步就只能是下跪了。其实，我对此并没有多大的在意，就当是一个乡亲来借宿一晚，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说：“不要紧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都有小毛病……”

　　“好在他明天一早就走。”母亲说。

　　我说，我真的不介意。母亲仍然不相信我不怪罪他，她保证说：

　　“他永远不会再来第二次了。”

　　我无话可说。母亲马上抓起拖把擦地板，特别是那个人走过的线路和坐过的地方，拖得特别狠。我意识到如果我还在她面前的话，她都会忐忑不安的，我只好关掉电视进自己的房间洗澡。

　　当我洗了澡，客厅的灯已经熄灭，也听不到外面的声息，估计那个人睡了，母亲也睡了吧。我在书房里看完一本《看电影》杂志，大约是十二点了吧，外面传来一些声音，是洗衣机烘衣服的声音，声音不大，很快便停止了。我轻轻地拉开门，从门缝里看，果然是母亲。她正在检查衣服是否干了，从那些衣服可以看出，那是他的！一件衬衣，一件背心，一条长裤，还有一条内裤。她用手把衣服的褶皱抹平并一件一件地折叠好，小心地装进他的行李袋里，然后走到他的房前，侧耳听了一会儿。那个人的鼾声时断时续，杂乱无章。母亲轻声地骂了一声“疯狗”，便转身进了她的房间。

　　一切都安静下来，我关了灯，也很快入睡。

　　大概是深夜两点的时候，妻子推醒我，让我仔细听，外面有人说话。说话的声音是从阳台传过来的，尽管轻微、克制，但我们还是清楚地听到了。是母亲在跟那个人说话！

　　母亲说，学校没把多余的房子收回去吧？

　　他说，没有，不过要拆迁了，过了年就要拆。

　　母亲担心地问，那你要搬到哪里？

　　他说，花果山上搭了十几个棚子，像牛棚。[NextPage]

　　母亲说，老宋他们也要搬吗？

　　他说，搬。

　　母亲说，人一退休就贱。

　　他说，不能怪学校，那些危房了……只是新建的不是住房，是教学楼。

　　母亲不满说，那你将来得一直住棚子？

　　他说，也许是。

　　母亲沉吟说，唉，这世道！

　　母亲小心翼翼地问，阿虎还有救吗？

　　他说，没有了，杀人要偿命呀。

　　母亲沉默了一会儿，可惜地说，他才十几岁啊。

　　他咳嗽了一声：我就一个儿子，我得把他的骨灰带回陶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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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唉声叹气地回到自己的房间，一切又恢复了宁静。

　　第二天还很早，我们梦中听到了母亲的一声低沉的尖叫。我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开门，一股酒气迎面扑来。母亲正对着阳台的一堆酒瓶吃惊。

　　我走过去看。天哪，他喝了五瓶酒！酒瓶整齐有序地摆在地上。酒气弥漫了一屋子。

　　母亲气急败坏地骂道：疯狗！疯狗！

　　我劝母亲不要这样，喝便喝了，人没事就好。

　　母亲担心地说，鬼知道他醉死了没有！

　　母亲推开杂物房，惊了一下：他人呢？

　　房间里空荡荡的，母亲看看门外的墙角，行李包也不见了。

　　母亲惘然道：“他走了！”[NextPage]

　　看样子他是不辞而别了。

　　我也吃惊不小。母亲突然转身，从桌面上抓起昨天那个人买的巧克力、蛋黄派，迅猛而决断地往外跑。

　　我说，妈，你要干什么？

　　母亲没有回答，拉开门，电梯也不等，便往楼下冲。她穿的是一套与她身材不符的肥大的睡衣。

　　我赶紧换衣服，准备出门追母亲的时候，妻子在背后叫住了我。他给我留下了一封信。我匆忙拆开。信中有信。一封是他写给我的，只有几行字：
　　
　　阙民：这是二十年前你写给你母亲的信，我没有转交给她，现在原封不动地还给你。我要去太原了，一分钟也等不下去。
　　
　　信纸渗着酒味，字却是端正清晰和苍劲有力。另一封信果然是二十年前我写给母亲的，那些字力透纸背，充满了怨恨和决绝，却语无伦次，一纸少年意气。

　　我摔掉信，追出去。

　　我追到小区大门外却不见母亲的身影，保安告诉我，母亲已经打的走了。我赶紧开车往火车站赶去。早上车流拥挤不堪，赶到火车站的时候，半小时前有一趟厦门开往太原的火车经过了上海，那个人本来是要坐宁波往太原的火车，但这趟车两个小时后才到。也许他已经乘坐厦门的火车赶往太原了。那母亲呢？

　　我在火车站四处寻找，却不见母亲的身影。四下打听，一个工作人员告诉我，是有一个穿灰白色睡衣的老太婆提着一袋水果、罐头和香烟，气喘吁吁、心急火燎地要上火车，我问她要去哪里，她说太原，但那趟火车是开往青岛的。她说青岛的也要上，要去的是太原你上青岛的火车干吗？她固执得不讲理，没有票，却拼命往里挤，还动手推打我们，被我们轰了出去……她是不是一个精神病？

　　我问：她人呢？[NextPage]

　　不知道。那个工作人员说。

　　我把火车站的每一个角落都反复找遍了，还是没有找到母亲。妻子也从家里赶来，我们分头去找，把周边都找过了，一直到中午仍然不见母亲的踪影。

　　妻子说，也许她已经去了太原。

　　回家的路上，回答那些关心母亲下落的人时我都说：

　　“我母亲去了太原。”

　　除了我自己，没有人对此怀疑。

    （实习编辑：郭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