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立

上海街头

    近十几年的繁荣后面，中国艺术家追逐暴利的心情，反映出来的不比房产商来得逊色。双年展在中国已成为“主流文化活动”，但它在相当程度上表明的，还是进入西方视野的热情。

    某届上海双年展开幕，南京路上美术馆大门口人群拥挤，有人试图从绿化带传出请柬，保安当街大吼：“艺术家就高人一等呀，你们要不要脸……”这跟当时门里正开幕着的隆重、洋派、煞有介事、名流聚集的上海双年展形成了反讽和对照。中国在参照国际双年展这种文化艺术运作方式，然而，自身所处的日常环境与威尼斯等的欧美地区却大相径庭。这样依葫芦画瓢背后的问题是什么?下重手打造的展出，在成了城市形象光鲜的同时，又怎么和城市的真实皮肤连接?南京路上多数行人莫名其妙地打量那个场馆门口的盛事，艺术家们如何反省自己参与这种游戏的身份和在其中发出的声音?“与国际接轨”的口号，是促进一部分社会精英拆下自己这头的路轨，赶着去铺向西方吗?

    双年展这种巨无霸式的当代艺术展览方式，来自有100 多年历史的威尼斯双年展，一开始就有奇观和异国情调的意味，带着殖民时代展出各地奇特物产的世界博览会的影子。早期双年展如同奥林匹克，各国自筹费用，选送本国自以为最优秀的作品。一些实力较强的国家从上世纪初起，还陆续在威尼斯岛上建造自己的“国家馆”，包括英、法、德、苏联等。尽管今天国家馆被一些人看作殖民主义遗毒，但还是令不少后来者心向往之。中国大陆艺术家1993 年第一次受邀在威尼斯双年展主题馆展出;2005年中国第一次正式以国家馆展出，场馆是临时性的。

    双年展100 来年的历程，几乎就是西方现当代艺术向世界拓展的历史和地理轨迹。但在西方之外，全球化之下，什么是观看和展示外部环境以及我们内心世界的恰当方式?一个双年展如何给自己的目睹下定义?这不同于每届双年展都要花功夫阐释的主题，它是更实质性的，是那座城市的文化课题。这个定义决定了谁来策划，选择什么样的主题，以及如何解释。

    有一些双年展试图跳出单一西方背景的艺术讨论方式，提供别样的社会或文化理想和价值观。比如哈瓦那双年展上世纪80 年代举办时，是唯一的由社会主义国家举办的国际双年展，它宣称专为促进第三世界艺术家对话而设计，对西方主流有明确的批判立场。它的作品选择注重第三世界艺术家的集体创造，并利用各种公共空间，以便让艺术作品走向民众。韩国光州双年展的追求完全不同，它的起点是为纪念1980 年韩国军事独裁当局血腥镇压学生运动的光州事件为背景，它对梳理历史、建设新的亚洲文化视野有着强烈冲动。这种强调身份和政治意味浓重的双年展，不管是否如想象的争取西方手中的话语权柄，还是仅仅针对了西方艺术圈狭窄的话语中心在工作，都提供了讨论新目睹方式的可能性。

    双年展在亚洲的延展，相当程度上表明对进入西方视野的热情。在传统生活方式早已遭遇危机的今天，亚洲的任何一个双年展，其实都在承担对当代艺术这种西式表达式的接纳、启蒙和推动。但对地域视野的探索，同时也显示出人们并不盲目，想要在已有的全球文化结构上，改造西方中心，自主地标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NextPage]

    上海作为中国发展浪潮中最为重要的城市之一，加之开埠经历和租界历史等与西方的复杂渊源，它在国际的眼光里别有一种情调和魅力。上海甚至也喜欢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在新世纪初热衷于跟西方接轨，向往被认作国际大都会。上海有意无意地要忽略自己的地域性，而成为一个时尚先进的交汇口。90 年代中后期，中国当代艺术经历从地下活动直跃上国际艺术舞台的生存之道。在西方走红，对国际化的神往，也使得上海双年展不会有多大兴趣去建设与西方“脱轨”的立场。是上海这座城市眼下的国际观，决定了双年展将如何目睹和被目睹。

    上海双年展最初叫“上海(美术)双年展”，前两届不具备一般国际当代艺术展览的特征。但到了2000 年的上海双年展，开始套用海外的策展人制度，去掉名字中的“美术”两字，第一次在国家美术馆里正式接纳装置和录像艺术，成为当代艺术在中国扎下根来的标志性展览。它带动了本土艺术的真正转变—这个里程碑意味着，当代艺术已逐步由一小众人不受政府鼓励的趣味，发展出一条“国家化道路”。这使得这种艺术在西方之外，有了另一块新的资源。

    近年对上海双年展的观察中，除了总会碰到当代艺术的西化视角与中国文化环境的矛盾外，回避带挑战性的议题等，也是每届展出几乎无法逾越的规矩。一方面我们除却汇入欧美当代艺术的表达式，似乎无力自拔;另一方面政府关怀和介入当代艺术，有使其滑向政绩工程的可能;而艺术家从边缘被接纳进主流，身份转换中也蕴涵着立场转换……这些都与西方当代艺术干预社会政治文化的基本教旨形成矛盾。

    凭借主流媒体的广泛报道，双年展在中国已成为主流文化活动，近届上海双年展参观者的人流量急剧提升，然而，这是艺术的功劳吗?中国的当代艺术从90 年代初起与西方艺术圈深度交流，为那边提供了新奇的东西，但这些经验，直接拿回到中国的文化生活里，却是夹生的。这种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公众大展，没能使一些问题在文化艺术圈形成有效的学术讨论。近十几年的繁荣后面，中国艺术家追逐暴利的心情，不比一些房产商来得逊色。层层人脉关系和市场利益圈等权力关系，使关于双年展的批评接近失声。如果不能想明白全球化之下东亚或亚洲与我们的存在之间的关系，也没法为双年展找到与西方不同社会制度下的视野，那么至少应该贴近自己在急速发展中所遭遇的问题。然而，那大概需要依靠一点“脱轨”的决心的。

   （编辑：杨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