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时旸
“上海就是泥土，双年展是上面的一棵树。”
9月7日。上海美术馆。
这个上海曾经的跑马场周围的柱子上挂满了第七届上海双年展的海报。粉红色背景上的“东方明珠”十分显眼，海报上印刷着这次大展的主题——“快城快客”。9月的上海，双年展、以年轻人为主的“虚城记”新动力中国当代艺术双年展，还有上海当代艺术博览会，艺术的气氛在这座城市中蔓延。
城市与过客
上海美术馆的门口停放着一列锈迹斑斑的蒸汽机车，车身上印刷着标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这是艺术家井士剑的作品，这个古老的机车回顾了一段城市、乡村与国人迁徙的独特历史。“这次双年展的主题是快城快客，探讨人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关系，现在所探讨的移民等等都是进城，而我的这个作品是回忆当年出城的记忆。”井士剑说。
列车的对面站着几匹马——这个气势恢弘的美术馆曾经是上海著名的跑马场；旁边的花圃里被艺术家种上了水稻，郁郁葱葱的绿——在跑马场之前，这里曾是一片稻田。对于上海这座城市的追溯就这样开始了。
走进展厅，时间往后推移，这座城市的摩登与现代被呈现在画布上，农民工如潮水般被纪录片留在屏幕上……这个城市迅速扩张，原住民、移民与过客交替成为这个城市的一部分。
“我们就是要探讨这个城市和人的关系。这个想法我早就有了，但是快城快客这个名字是很长时间才想出来的。”这届上海双年展的总策展人张晴说。
这次的上海双年展分为三个部分：“梦想广场”“迁徙家园”和“移居年代”。来自21个国家的59位艺术家以上海这座中国的超大城市为点，用绘画、装置、雕塑探讨外乡与城市，过客与主人等等城市发展中的问题。
有的艺术家画自己祖母用过的手提箱以追溯当年上海的繁华，有的以自己当年初到上海时睡过的第一张床描摹对于这座大都市的向往与恐惧。这些都从这个城市生长出来，然后被艺术家装进了上海双年展的主题。
“我们现在所说的上海已经不是原先那老城里的两平方公里，而是在城外又造出来的一个摩登新上海。”张晴说。
上海从1843年开埠时城里的2平方公里到规划中以上海为中心的上海大都市圈，从19世纪的20万人口到如今2000万人口的迅速扩张。
第七届的上海双年展，策展人对于如此大规模的展览已轻车熟路，当地政府的支持姿态以及国外银行的赞助也使得上海双年展开始接近国际水准。
[NextPage]14年的脉络
从1996年的第一届上海双年展到现今的第七届，这个展示着上海多元艺术的大展已经走过14个年头。第一届双年展的开幕没有宣传报道，只作为美术圈内的学术交流，而第七届时已经有当地电视台为开幕式做全程直播。从内在主题到外在形式，上海双年展与这座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对于艺术的态度始终有着微妙的联系。
如果说第一和第二届双年展是一种尝试。从第三届开始，双年展有意识地找到了艺术与一座城市的关系。
2000年的第三届上海双年展，是这个大展第一次引入策展人制度，也是第一次吸纳国外艺术家。当年的策展人之一张晴还兼任着双年展办公室的主任，在那之前他对于如何引进国外艺术家及作品一无所知。
“当时需要签署海外作品的运输和保险合同，我都不知道保险公司和运输公司在哪。那合同最后还写着，如若发生纠纷，要到当地法庭以当地语言进行庭审。”张晴回忆说，“我签合同的时候手都是哆嗦的，我就想象着自己站在国外的法庭上，别人用我听不懂的语言审问我。”
第三届上海双年展是这个展览历史上的转折点，从策展人制度到艺术家的选择都向国际双年展的标准自觉靠拢。当时，中国正在为加入WTO积极努力，而上海作为中国的金融经济中心需要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向世界展示其现代性的特质。那一届的上海双年展以“海上-上海。一种特殊的现代性”为主题，对上海这座城市文化进程进行梳理，寻求当代城市的文化定位及吸纳当时世界各种当代艺术的可能性。这样的包容与现代性的展示与当时上海城市的定位不谋而合。上海市政府为那一届双年展投入100万专项拨款。
时任上海美术馆馆长的方增先曾对那次展览提出要求：第一，政治波普不能搞，和政治相关的作品坚决不展览；第二，涉及军事，作品中有刀、枪等物件的作品不能用；第三，行为艺术不支持。虽然与策展人发生过冲突，但上海美术馆仍然以支持的姿态接纳了包括装置艺术在内的非架上作品。
上海需要新的文化形式
“政府想健康的发展这个双年展，提出的要求就只有三个，国际性、当代性和学术性。其他的没有。”张晴说，“上海就是泥土，双年展是上面的一棵树。”
在张晴的描述中，第三届展览的“海上-上海”是在全球探讨现代性的环境下以上海为基础谈论这个城市的变迁以及特殊的现代性，而第五届“影像生存”则是在商业极度发达之下，上海被各种影像所包围，艺术家从影像切入对这种城市现象的反思，接下来的主题“超设计”把上海从上世纪就已成为中国设计之都的历史进行反观并与当下城市中的“经济设计，文化设计”等社会问题进行反思。
上海作为中国较早开放的城市，从上世纪初就一直引领着各种风潮，它容纳了东西方的各种文化交杂，也容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共同生活。相对于北京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上海自认为在新世纪中以经济中心的姿态能为新型的文化提供更为宽松的实验环境。
而90年代初期，上海正在开发浦东，市政投入了巨资，也亟须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手段来吸引外资。
这样的背景之下，上海双年展由一批对当代艺术充满热情的圈内人推动起来，随后与当地政府形成互动，直至官方以高姿态容纳了这个代言前卫艺术的展览。
（实习编辑：庞云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