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有个叔父，叫克里提亚斯，也是哲学家，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人类存在有两大特征：愚昧和死亡。”听起来极端的悲观，而且也不完全符合事实，但细观察历史，在某种特殊条件下，这两条定命确实有时候会成为人类存在明显的特征，虽然这些特征可能只是暂时的现象——。这是展览“中国面对现实”给人的最初印象，因为笔者以前看过更为激烈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撞击和震荡已经不再是这次的经历，更多是一种安慰和担忧。

　　焦虑和压抑是参展作品反映的共同特征。张晓刚的人物画面，神经兮兮的大头像，痴呆空幻的眼神，在黑灰白旧照片式的的画面上如鬼影浮动，探视着无名的空间；脸上的烙印，穿身而过的红线让人联想奴隶的锁链和他们不堪的命运，仿佛是些精神被阉割，灵魂根本还未附体的存在，当然，这是在虚拟空间，另外一种现实，展览题目所暗示的现实？

　　艺术不是单纯的反映，而是知觉收集印象，经过心灵的加工，成为艺术创作的根据，而后反映给观众，这里当然是西方的观众，因为是当代西方艺术的语言。这是一个值得人思考的问题。中国不少观众不理解中国当代艺术，对当代艺术充满误解，认为大举向西方出售拷贝的中国“垃圾”是丢脸的事情。垃圾如果能够让人反思，垃圾就成了有价值的精神财富。毫无疑问，西方当代艺术中不乏极其优秀的感性语言，它们的产生绝对不是出于无理性的思考，“应目会心，现实感应”，是中国古代画家的原则，放在西方当代艺术家身上，仍然合适。中国绝大多数观众仍然停留在传统的视觉习惯中：“画也，华也，度物象而取真。”

　　在西方，当“达达主义”成为艺术风格，继而成为艺术哲学思潮，传统的艺术语言已经遭到全面挑战，接着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破坏和解构，恶作剧和恶作剧之后的幸灾乐祸是达达主义艺术的基本写照，但也是它锋芒的所在：揭露丑恶，揭露虚伪下的丑恶，是对心理深层的揭露，典型的“家丑外扬”。这对西方世界，不过蚍蜉撼树之举。西方人以理性批评态度对待传统，对历史和文化的维护很少有道德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的介入，这从其博物馆体制可见一般。前苏联的一些地区独立后，巨大的列宁塑像成为文物，被归给博物馆，博物馆将其搬离都市广场，放进公园一隅，并加以注释，成为都市艺术品的一部分，而且是当代艺术。这也是解构，对政治和历史的解构，但却是一种建设性的、良性的解构。

　　今天，在理论上，不少中国知识分子也借取并认可西方的解构思想，大谈艺术解构，这是当代艺术创作的精神，如果不是解构具体对象，就是解构抽象的境界。其实，我们中国最早进入了文化解构的时代，中国二十世纪不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化解构大工地吗？人，没有自我意识是很可悲的事情，没有对周遭世界的意识，也是很可悲的事情。在艺术上，学西方当代艺术皮毛者，为数不少，撕几片中国社会的病灶，贴到西方美术馆，或堆积些陈谷子烂芝麻到西方博物馆，博得西方观众的喝彩，获得西方资本家的收藏，差不多是时下中国艺术家的普遍渴望，美名曰让世界了解中国。“书画者，名贤之所学也。”名贤何在？笔者孤陋寡闻，未知其详。

　　曾经听一位中国当代艺术家说，创造丑是因为审美疲劳。试问，干脆没有审美，何来疲劳？当然，也可以理解成他们的好意。复制丑恶的现实，然后将其剧烈化，风格化，突兀地丢到我们观众面前，仿佛是说：“别幼稚，今天的现实就是不好看，但仍然是我们唯一的现实。”幸好，人不会永远对丑不厌其烦，正如当代艺术家也不会对美不厌其烦。或者，持“审美疲劳”观点的人认为，视觉感观的眼睛亦同它们的兄弟舌头，口条吃多了肥腻，也会有渴望臭豆腐的时候。

　　中国艺术家的创作能力是无限的，但创作动机却是可以调整的。传统上，接受训练以获得技巧，阅读思考以培养洞见，观摩大师与自然以获得品味，剩下的是对艺术的激情和本人的才华，这一切，仍然是一个人要想成为艺术家的必经之路。有一位哲人说过如下一段话（大意）：伟大的艺术就像夜空的明月，它照亮世界，虽然它的光不是自己的，而是借自隐藏在后面、代表绝对的太阳。历史上，艺术帮助过很多人瞥见精神的本质。艺术有看不见的精神来源和神圣的目的：它让人们看见自己的真实本性，认识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并帮助人们重新获得那永远清新的生命价值和意义，以及生命之永恒的可能性。丧失这种认识是现代艺术创作的一个明显特征，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艺术家需要把握时代精神，但更需要认识永恒的价值，创作可以抽象或具像，可以于歌颂和批判，但创作更在于真实。发自心声，才能打动心灵，一味地追求新潮，无异于对感观幼稚、肤浅、甚至无意识的使用。执着于一种艺术风格，因为它得到收藏家的认可，得到西方艺术界的认可，因此希望永远坚持以这一风格出现，毋须再为艺术创作寻找新的灵思，这是一个艺术家对知觉和意识错误的使用：能够画，并卖得好，就不愿放弃一种风格，这是艺术创作生命的死亡。

(实习编辑：郭明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