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冬，我有幸应文化部之邀，担任了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评委，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跑了近20个省市，观摩了初选精品剧目29台。剧种包括话剧、地方戏、歌剧、舞剧、音乐剧、大型原生态歌舞剧、木偶剧等等样式。我平生从未在如此短暂的时间观摩过品类如此纷繁的戏剧，我视之为我近年来最重要的艺术化人生经历，也是一次充电、补课，提高艺术修养的宝贵机遇。那是一些紧张的、兴奋的、沉醉在假定性世界里的日子，眼前不断打开陌生的、广阔的、多彩的空间，上演着让人为之怦然心动或者为之赏心悦目的活剧。我是一个文学工作者，曾经热爱戏剧，并认为戏剧是最具艺术难度因而是最高端的艺术品种。这些年因为分工过细的原因，我对戏剧创作的现状十分隔膜。由于所知有限，我要谈的一些意见难免隔靴搔痒；但是，另一方面，也许由于是外来人，闯入者，“他者”，具有另一副眼光，或许能道出一点局内人不甚注意的问题。下面便是我在这次观摩活动中的一些感想和看法，主要围绕文学性问题兼及其它。

　　一、关于“台上振兴与台下冷清”

　　首先，观看了这些戏剧之后非常突出的印象是，目前戏剧文化仍然出乎意料的繁荣与活跃，戏剧家们进行了大量的不为人知的艰苦的艺术探索和实践，并已获得可喜成果，不管其传播渠道如何的不畅，如何被现代传媒引领下的大众文化的喧哗声所抑制，如何不为更广大的民众所知，它们都仍然代表着当今中国艺术潮流的发展趋向和创作水准。有人指出，如今是一个“台上振兴与台下冷清”并存的时代。此言有理。这些年来，人们认为戏剧，主要是指传统戏曲，已处在消亡的边缘，或者被有些人认为已经消亡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一份统计资料表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全国尚有367个戏曲剧种，其中包括50多个新产生的剧种。而目前，尚在演出的剧种仅存200多个，且有的上演率极低。以山西为例，1983年，山西尚存49个剧种，以后便以几乎每年一个剧种消亡的速度退化，目前只剩28种，且不能保证演出。戏曲演员，包括某些梅花奖得主，走穴、改行、改演小品、改唱通俗歌曲、改当影视演员，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不胜枚举。我以为，这一切都并不奇怪。在现代资讯发达的背景下，必须端坐剧场，以闲适或静穆心态，慢节奏欣赏的中国传统戏曲，怎能不遭遇极大的挑战呢？事实上，根本问题还不在传播手段是否高科技化，而在于中国传统戏曲表达的情感方式、价值体系、戏剧情境、审美理想，与现代人的精神之间，与现代青年的趣味之间，与现代文化消费的实用性、功利性需求之间，产生了深刻的隔阂。传统戏曲不是不可以与当代生活和当代情感对接，不是不可以成为现代人审美需求中的一个珍贵部分，不是不可以薪火相传，遗韵不绝，但确实需要一个创造性的转化过程，这个过程如何实施尚在探索中。于是，台下的“冷清”，甚至给人以“消亡感”，几乎是必然的。当然这只是指某些地方戏曲，不能包括整个戏剧本身。

　　然而，面对着这29台舞台剧，我却看到了另一番令人神往的景象，一种努力追赶时代精神的前进品格，看到了戏剧家们推陈出新、改弦更张的努力和对新艺术手法、舞台美术新表现样式以及声光电的大胆新尝试。我们可以说，在剧场之外，当被大众流行文化浪潮包围时，确乎会感到台下冷清，可一旦走进剧场，又会明显地感到，台上是一片振兴景象。我注意到了，这些戏里有大量的现实题材创作，如《黄土谣》《补天》《迟开的玫瑰》《平头百姓》《红领巾》《宝贝儿》《赤道雨》《一个士兵的日记》《秋天的二人转》《老表轶事》等等，展开了缤纷多彩的现实人生图景，题材延伸到乡村、都市、兵营、学校、国际诸方面，“义域”涉及到革命、道义、献身、理想、青少年成长以及日常化、世俗化的各个方面；这里有对传统老戏的脱胎换骨式的改造，在现代意识观照下的“意义置换”，比如《程婴救孤》《狸猫换太子》《宦门子弟错立身》等；这里有对历史人物及其精神的重新发现和重新阐释，如话剧《生死场》《凌河影人》，如戏曲《班昭》《人影》等；这里有对外国名剧的中式改造，如木偶剧《钦差大臣》《图兰朵》等；这里还有对民间文化原生态歌舞资源和民间人文精神的大力挖掘，如《云南映象》《妈勒访天边》《秘境之旅》《红河谷》《五姑娘》《瓷魂》等等。仅从以上的归纳即不难看出当今戏剧舞台繁花似锦般的丰富程度。整体看来，创新性和探索性在增强，对民族精神的思考在深化，对道德继承和重建问题的探索在延伸，对生活原型与艺术想像的关系在深入研究，而其中如何提高戏剧创作中的文学性，尤其成为了戏剧家们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

　　二、生活原型与艺术虚构问题

　　在这些剧目中，有相当一些现实剧的素材来自真人真事，或者说是以真人真事为原型改编加工成的。话剧《黄土谣》的故事，取材于湖南辰溪农村党支书宋先钦的事迹。《黄土谣》把故事背景搬到了相当闭塞的雁北农村，置放到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黄土高原上，人物关系和剧情也作了许多大胆的虚构、扩充和改造。黄土高坡、黄河、窑洞、走西口的小调，形成了一种古老与永恒的象征结构。这部戏的冲突，若用通俗的话说，是让毛泽东时代的价值观与当今商品化时代的价值观激烈碰撞，力图切入当下农村的现实矛盾之中，通过18万贷款由谁来还，表现了封闭山村遭遇市场经济而引发的精神的剧烈震荡，用基于传统美德（父债子还）的义举来化解矛盾，讴歌了农村党员干部爱人民、重然诺的高尚品质。我曾说过，《黄土谣》是一个道德神话，我们今天需要这样的道德神话，它能给人带来一场灵魂的洗礼。我还认为，在切入当下现实矛盾的深度上，《黄土谣》绝不比文学界逊色。戏中老大、老二、老三这三兄弟及其爱人的设计，色调丰富错落，映现和牵引出的社会生活面貌有相当的深广度，令人赞赏。

　　但是，这个戏的“戏剧结构”也还有可推敲之处。比如，老支书临终前要求父债子还，且全部还，是否合乎情理？崖畔上的老乡们为何始终沉默无语，不能互动？地方党组织为何无一丝过问和关心的表示？最重要的是，老大宋建军不顾本人的收入实际非要一人包揽，非要18万“我一个人还”，不给其他兄弟以机会，并且不顾实际和程序地要返乡当书记，这是否只是一种英勇的冲动，还是一种理性的行动？由于老大的包揽，宋老秋含笑魂归西天，这是否圆满表现了立党为公的主旨？如此等等，都留出了让人思考的空间。[NextPage]

　　吕剧《补天》，也是依靠大量采访所得写成，其选材直逼英雄主义主题。八千鲁女上天山，为了固土守边、开发边疆，为了解决大量男兵的婚姻需要，确也悲壮。应该怎样看待这样一段史实，怎样处理这样一个包含着悲剧因素的题材，确实有一定的复杂性。主要是存在着悖论：固土守边，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是可歌可泣的；但不大顾及女性生理特点，非要她们做不一定非得她们来做的苦活，就是个矛盾。更为尖锐的是，为征战多年的官兵解决配偶是人道之举，但由组织采取指定或半指定的婚姻形式，却存在违背或不尊重个人意愿的问题，而这又是不够人道的。我认为，创编者们已经作出了很大努力，这个剧也自有它打动人心的力量。如男兵组成人墙保护女性分娩，冻僵后一齐倒下的场面，如“天浴”突显了女性形体美的场面等，优美感人。但总体来看，该剧存在单纯歌颂，忽视了历史与现实两种语境、两种价值观的错位的事实，从而有把历史简单化处理的倾向。这里，政治话语与人道话语，英雄话语与人性话语，存在着一定的冲突性。如果在80年代这样写，无可厚非，在今天，这样写就显得很不够了。我认为，有必要强化这一题材的悲剧美，但难度较大。另外，我个人认为，女兵们由于军事化的、整齐划一的生活，包括装束和表情的同一性，本来就难以区别其不同个性，现在剧作者将她们的名字全以地名名之，满台呼唤如青岛、潍坊、烟台、小沂蒙、小蓬莱、小四川等地名，就越发地增加了辨识的难度。

　　话剧《平头百姓》，也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写下岗工人张明华，夫妻双双下岗，但他觉悟高，自立自强，敢于抨击渎职行为，表现了平凡而高尚的品格。此剧完全有可能走向深广，结尾却突然出现主人公与歹徒搏斗而牺牲，由人的解放的大主题缩小为偶发事件中见义勇为的狭义的义举，十分遗憾，据说本人的事迹就是如此。显然，该剧受到了真人真事的局限和束缚，这是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三、戏剧文化中的民族精神探求

　　根据萧红长篇小说《生死场》改编的话剧《生死场》，给人以奇异、冷硬、荒寒、麻木、昏沉、封闭、愚昧、原始、野性、呐喊等极其强烈的复杂感受。全剧形式感很强，人物动作夸张，造型化、审丑化、木讷化，突出陌生感和怪诞感，突出精神奴役的创伤及其原始的野性。作者对北国农民的奴性、不觉悟和一潭死水般的生存，表现得很充分。赵三杀地主杀错了人，被地主二爷用洋钱赎出，遂一改狂野嚣张而变得奴性十足。二里半阿谀日本人以抬高身价，妻也不自重而被轮奸死，二里半反给死妻一记耳光。是地主二爷最先跟日本人较劲被杀，这很真实。成业的宣传不起作用，无人响应，他杀了日本兵，激起大变，村民渐醒悟，慢慢抬起了头颅，正视并行动起来。故导演阐述中说，“为生而死，向死而生，我们顽强，因为我们灾难深重，我们宏大，因为我们坚忍包容”。剧作强调民众觉悟的漫长性。如果此剧包括“生与死轮回”和“抗日”两个主题的话，那么剧作则是以前者为重，后者为逐渐苏醒。综观表演，略显矫情，有的人物的造型过于人为，反失自然。还有一个问题，国人的灵魂是否过于麻木、奴性十足，把生与死的轮回又表现得太过，这里有个分寸感，我认为，在表现觉醒与反抗上再加强些力度，也许会更好，更真实，更强劲。

　　话剧《凌河影人》也属抗战题材。情节环环相扣，戏剧矛盾十分紧张。艺场争锋、夺妻之恨、结下怨仇、日本侵凌、一女遭污的千钧一发之际，杀之，群起反抗，家仇逐渐为国仇所溶，这一过程表现得合理、复杂，最后玉石俱焚，凌河影人们一齐壮烈牺牲。整部戏编织精当，因果链严丝合缝，非常合乎编剧的技巧，似乎提不出什么意见，无懈可击，但是，太像“戏”了，太“巧”了，是否正是它的缺点。编得太圆，连毛边都打磨得光滑，反而削弱了其与生活血肉的联系，故而此剧虽有观赏快感，却缺乏更强的灵魂撞击和长久记忆。

　　四、戏剧文化中的道德重构与“现代性置换”

　　传统戏曲的命脉，是其道德精神，所谓“非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它总体上无疑属于封建意识形态。一个依然突出的问题是，传统戏曲所体现的忠、孝、节、义、仁、礼、智、信，在今天能否得到继承与发展？怎样实现道德的继承与重建？这当然是短期内谁也解决不了的大问题，但却关系着戏曲的现代命运。豫剧《程婴救孤》和京剧《狸猫换太子》等，给了我们一个启示：传统老戏，被认为从情节、故事到人物脸谱，都已定型了，但也未必不能实现与当代精神的对接，或者叫做“现代性置换”。在过去的剧作中，保护龙种、保护皇权、保护家族血脉的意味很浓，脱不开封建意识。现在呢，人还是原来的人，情节还是原来的情节，但动机的着眼点起了变化，围绕孤儿或太子的生死存亡，义士们的动机变了，不再为了抽象的江山社稷，龙子龙孙，而是为了保护生命，为了尊重人，生命是高于一切的，在正义与邪恶、善良与残暴的较量中，他们站在正义和善良一边，这个主题就变成现代的、普世的了，也就实现了与当代精神的对接，完成了“现代性的置换”。当然不是所有的传统戏都可以进行“置换”，但用现代性的眼光重新处理，不是不可能的。

　　眉户现代剧《迟开的玫瑰》也是一个道德剧，虽非传统戏，却与传统戏有一脉相承之处。像乔雪梅这样的现代圣母式人物，古代也有，把一生青春交付给他人，像她，为赡养老父，抚育弟妹，放弃上大学机会，不得不与恋人分手，胼手胝足，含辛茹苦15年，等到该送的送，该长的长，她已是“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了。虽然剧作者为她安排了尽可能好的结局，与环卫工人成婚，获大专文凭，办起公益事业，但据我所知，人们，特别是在一些年轻人中间，不乏争论。比如，这样为小家庭的牺牲值得吗？合乎人权、人性和人的发展吗？是否含有愚孝的影子？还有人说，凭什么要放弃好不容易考上的重点大学？为什么要为别人活着？我认为，任何时代都不能没有这样的献身者、牺牲者，人不能只为自己活着，在这一根本问题上，我认为此剧是站得住脚的，彰显的是我们民族传统的和现实的人性和美德。也就是说，悲剧在任何时代都不会绝迹。我还想特别指出的是，这个戏是写“爱”的，而“爱”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来说，是首要的因素，在今天尤其值得深挖。但是，问题在于，如何将这一悲剧性主题处理得壮美动人，并使人的境界升华。所以，仅靠给主人公安排一个好的归宿，是不足以说服人的。假使她所遇非人，弟妹不贤（这在生活中完全可能），那她的意义就削弱了吗，或者应该更伟大。[NextPage]

　　五、新编历史剧的推陈出新问题

　　新编历史剧在这次的初选精品剧中占有相当大的分量。于是，如何给传统以生命力，给历史以新发现，如何化腐朽为神奇，为古老题材注入新的灵魂，努力寻求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之结合点，便成为了这些剧作能否成功的关键。

　　看传统京剧《狸猫换太子》，发现编剧下了大功夫，堪称杰出的悬念剧，每个情节都被推上悬崖绝壁，让观众再怎么也想不出解决办法，然而剧作偏能峰回路转，柳暗花明，重新吸引住观众，于是掌声不绝。演员阵容气象不凡、表演声情并茂、情节高潮迭起，说明传统戏仍有极强的生命力。该剧给予传统甚至衰朽以新的生命，核心在于：重新确立陈琳、寇珠等人的救主动机，一扫愚忠观，突出人道观，为一小小生命呵护，表现了对生命的珍重。但同时，不合情理处也不少，如太子七年无人问，八贤王在干什么？刘娘娘杀气不足，等等。看来，如何提高剧作的艺术概括力、表现张力和保持风格的协调性，往往是创作上的难点。

　　新编昆曲历史剧《班昭》也非常出色。全剧给人以典雅、凝重、简练，独具风骨之感，表现了在庙堂御用与史家独立精神之间，在逸乐与发奋之间，怎样保持文人节操的治史精神。这是一个现代性的主题。剧情中，面对杀青《汉书》之重任，班昭在曹寿与马续二兄间往还，寻求支持。14岁的班昭尊兄命嫁给风流机敏的曹寿，新婚燕尔，曹即不耐著书之苦寂，怀揣美赋，游走宫廷，得皇太后赏识，成为近侍亲信。后遇太后新亡，被命其终身守陵，他只能跳江了。另一不便在班昭身边久留的兄长马续，数十年后归来，发现班昭居华屋，著华服，疲于应酬，惰于著书，深为痛心，为留宫中完成大业，竟自请宫刑。班昭遂清醒。整部戏以散文化的抒情风格写成，追求淡然，但缺少戏剧冲突的强烈性。我认为，在对班昭的刻画上，若将其在二兄之间的抉择之苦，青春与沉潜，性爱与牺牲，刻苦与逸乐之矛盾性，更加突出强化，会有更佳的感染力。

　　新编历史评剧《凤阳情》，叙朱元璋、马秀英夫妇事，写马秀英从平民到皇后的坎坷一生、传奇一生。写她与朱元璋从相识到相知，以皇后之身，体恤民生、爱护百姓，并围绕对皇太子的教诲展开。这个戏的抒情风格有可称道处，故乡情，石板路，春天的原野，背篓打猪草的女孩儿，给人以勃勃生机之感。眺望家园，回首前尘，反思成为开国皇后至尊，反差之大，形成灵感。纵贯全剧的思想是：张扬民本思想，批判滥杀无辜的专制专横，应该说很有戏，但说教味浓了些。

　　新编历史婺剧《梦断婺江》，写太平天国后期侍王李世贤的一段悲情，讲太平天国的兴亡教训。作者欲透过历史文化背影，折射天国败亡的教训，展现厚重的历史疑云。这好像是注定就很难写好的题材。演出后反应平平，我个人却认为，能写成这样，已殊为难得。作者注意吸收了近年来研究、反思太平天国史的新成果，强化了批判性，但不彻底否定。贯穿全剧的中心问题是：天国为百姓造反，为何百姓又造天国的反？批判了大兴土木、横征暴敛、激发民变、失去民心之不义，这是抓得比较准的。我还认为，剧作构思比较巧妙，从柳女寻表哥开始，以翻译外文而引起注意，以后是抗议，女扮男装，侍王赏识，发生爱情，成为王府妖女，有戏，真乃乱世儿女情。可是，整个戏又是粗糙的，抓住了批判性，却无法贯彻始终，根子仍在究竟怎样评价太平天国。

　　以上主要围绕戏剧创作中的文学性问题，结合本次观摩的部分剧作，我谈了对它们的得失的一些看法。毕竟是门外谈戏，仅供修改时参考，或有一点看法能有助于修改，我将甚感欣慰。至于对舞剧、音乐剧、木偶剧、大型原生态歌舞剧的看法，我也作了笔记，将在另外的文章中再谈。

    （编辑：刘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