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宝群
我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大学毕业进入戏剧界的，迄今已经20多年了。这期间创作过话剧《父亲》、《母亲》、《师傅》、《矸子山上的男人女人》，小剧场话剧《带陌生女人回家》、舞剧《二泉映月》、歌剧《鹰》等20多部舞台剧。国内各类戏剧奖如文华大奖，五个一工程奖，中国艺术节，中国戏剧节的奖都得过，其中《父亲》、《二泉映月》已经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第二届、第四届)，《矸子山上的男人女人》最近又入围了2008—2009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初选剧目。
从生活中打捞剧本
我和朋友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的剧本都是“从生活中打捞出来的”。剧本创作，特别是原创类的剧本创作，首先还是作者要有生活，剧作家要扎扎实实地到生活中去“打捞”剧本。艺术要给生活以足够的尊重，艺术家要下苦功夫潜到生活深处去，要被生活打动、感动乃至震撼。先被生活感动，写出来的东西才能感动导演和演员，他们心怀感动地呈现出来的东西才能感动观众。
我信奉一句话：有生活未必能写出好剧本，没生活肯定不能写出好剧本。
我的话剧《父亲》就是从生活中来的。这出戏写作的时间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当时的情况是，东北国有大中型企业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震荡，沈阳作为重工业城市首当其冲，数以万计的工人下岗放长假。很多工人家庭都是一个工厂的，老人在厂里上班，子女接他们的班，在厂里找对象，一旦一个厂子不行了，全家下岗的情况很多。那会儿铁西区有很多街道被称为“下岗一条街”，工人们做什么的都有，卖烤羊肉串的，修自行车的，蹬三轮的，卖报的，当清洁工的，开小卖店的。我每天置身其中，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他们的痛苦、挣扎、迷惘、困惑、渴望，以及他们对命运、困境的艰难抗争，也发现了困境下他们身上蕴藏着顽强的生命力和精神再生力。这些工人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那段岁月他们艰难前行的身影真是让我刻骨铭心！为了写这个剧本，那一段时间里我一次次地去沈阳铁西区的工人村，和我熟悉的工人一起喝酒，一起大醉，一起聊天，我还跟着他们去街头地摊卖过羊肉串。每次回来我内心都无法平静，剧本的很多段落我都是流着泪写的。《父亲》首演非常成功，观众特别欢迎。这出戏让我尝到了从生活中打捞剧本的甜头。
我新近创作的《矸子山上的男人女人》也是这样一部作品。当时我去矿山采访，在一座矿山，我遇到了一群在矸子山拣煤的女工，那个场景深深地打动了我：那是个寒冷的季节，山顶上到处是黑黑的煤和矸石，风很大，女工们穿着工装在干活，她们的眼角眉梢鼻窝全是黑的，她们向我伸出来的一双双手，因为长年拣煤关节都变了形，有的都伸不直了。她们中有的人从20岁干到了40多岁，把一个女人一生中最好的时光都献给了矿山，而当时这座矿山因为资源枯竭即将关闭，面临失业，每个人都很迷惘、很焦灼……这个场景深深地刺痛了我。在和他们接触的日子里，我发现她们每个人都有故事，每个人内心都很丰富，这些故事让我非常感动，让我彻夜难眠无法平静。
在以后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我一次次去矿山，去矸子山，去矿工宿舍，我了解了更多的东西。这些普通人在困境中保持着人的尊严，保持着对生活的梦想。我认识的女工中有一位很矮很弱，她家里老人有病卧床，丈夫是矿工，受了工伤也躺在床上，她要侍候两个人，还要照看一个没成年的孩子。她下岗了，找不到工作，后来养了兔子。养兔子有很多说道，开始总是养不活，急得直哭，后来渐渐有了经验，兔子活了下崽了，她高兴得不行，她跟我说现在有希望了，有奔头了，大兔子生小兔子，卖了钱就能给丈夫和老人治病，治好病日子就会好了。她还说，很多人都帮助过她，以后她要教别的姐妹养兔子，回报大家的帮助。在东北矿区，这样的女工，这样的故事很多很多。我的《矸子山上的男人女人》就是这样一点点从生活中产生了。这出戏在东北演出也受到了观众，特别是矿工的欢迎。
我不知道别的编剧是怎么创作的，我的剧本都是这样从生活中打捞出来的。从《父亲》到《矸子山上的男人女人》整整十年，这十年间我大多数的创作都是写东北的普通人，写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小人物。平日我最大的爱好就是下到生活里去，到民间行走，到普通人中和他们在一起。很辛苦，但我觉得很充实。我非常感谢那些普普通通的人们，他们给了我很多很多，为他们写作，我很快乐，很幸福。
在写人上下工夫
这些年我的创作一直是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方法。现在不少人认为现实主义陈旧了过时了，但我认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非常适合我写普通人、底层人的生活，它是如此有力、如此自然地满足着我写作的需要。现实主义注重真实性、客观再现和历史感，注重人物和人物命运，注重人及人的心灵与环境的关系，它更重细节、质感和张力，这都是它的优势、它的力量所在。它可以使我要表达的东西最大限度地呈现和释放出来——我可以说是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它。现实主义焦点是人，是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这些年我最焦灼、最苦恼的是如何把人物写好，把人性写得真切而深入。
戏剧史上优秀的戏剧作品都留下了让人终身难忘的人物。比如曹禺的作品《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留给我们多少难以忘怀的人物——周朴园、繁漪、周萍、陈白露、金子、曾文清、愫芳。这些人物把中国人的人性从内到外表现得那么丰富，那么复杂，那么耐人回味。他的戏长演不衰，无数剧团多少演员演了再演，都与他塑造的人物有关，与他是写人物的大师有关。
我希望写出独特而鲜活的人物来，写出人物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写出人的内心世界，写出人性最深层的东西来。 [NextPage]
我在《父亲》中集中全力塑造了一个普通工人老杨头的形象，以及他的一家人；《母亲》集中写了一位住在东北大杂院里的普通女工30年的人生故事；《师傅》写了一位炼钢老工人一生的故事；《矸子山上的男人女人》集中全力塑造了工人秦大咧咧以及一群女工形象。
我认为，戏剧要写人，要真诚地关注人，表现人，现实主义更应该是如此，那就要敢于承担，敢于表达，敢于写出、演出当代人，当代生活最真实的、最值得表现的东西，他们的命运，他们的困境，他们在困境中的种种表现。
底层生活有没有很美好，很高贵，很圣洁，有价值的东西？底层人生活在困境中，经常面对的是怎么活下去的问题，人怎么撑下去？精神怎么挺得住？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要活下去就要和命运抗争，这就要有精神上的支撑点，没有这个他们就活不下去。很多底层人活得很艰难，但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痛苦，他们有他们的欢乐，他们在苦难中总是有梦想、有盼头、有念想，他们为此打拼，在打拼中获得属于他们的幸福和欢乐，获得作人的尊严，从而在生命的困境中找到了平衡内心与生活的方法和信念。他们活得很实在，有他们自己的精神支撑。
在我看来，底层社会蕴藏的这种精神性的东西在当下社会中、在现实人生中是很有价值的。小人物特有的“活法”，他们的生命意识、生存精神来得更实在、更本质。他们靠顽强的精神力、生命力面对各种困境，捍卫着人的尊严，他们在生存底线建立起自己的价值系统，朴素，纯粹，简单，实用。他们互相扶助，人际关系中有很多质朴的情感，都是很动人、很有力量的。底层小人物坚守着的生存信条、道德底线顽强地释放着一种人性的光辉，显示了人性的美好、伟大。我很多的戏里都透过人物写了底层人身上的这种“精气神儿”，压不垮打不败的强悍生命力，写了在普通人群中埋藏着的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善良质朴的人性和道德操守，它与我们民族世代相传的精神内核相关相通。书写这些“小人物”身上大写的人性，大写的灵魂，大写的生存信念，这一直是我这些年剧本写作中贯穿的母题。我希望把这些东西奉献给当下的人们。
好作品需要一个优秀团队
应该说，作为编剧我是相当幸运的，《父亲》、《矸子山上的男人女人》、《二泉映月》、《带陌生女人回家》等不少作品都遇上了非常优秀的创作团队。
剧本很重要，但是如果没有一支优秀的创作团队，编剧也只能“望本生叹”、“望戏生叹”。这些年文化部搞精品工程，使国内最优秀的创作人才有机会组合并形成合力，好编剧、好导演、好舞美、好演员组合在一起才有希望搞出好作品。
《父亲》我遇上了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曹其敬导演，《矸子山上的男人女人》我遇上了国家话剧院著名导演查明哲。他们确实非常优秀，这不仅体现在他们的二度呈现上，也体现在他们对剧本的解读、把握，对剧本的具体修改和提高上。这两出戏由于他们的加盟，在文本上都有了不小的提高，而且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很尊重作者，很重视剧本，而且很重视生活。我的戏都是从生活中来的，曹其敬导演到辽宁后就和我一起去了工人村，查明哲导演来辽宁后更是几上矸子山。他们寻找演出样式、演出形式时都是从剧本出发，都不是主观臆想出一个演出形式来乱搞胡来。
演员方面我也相当幸运，《父亲》、《矸子山上的男人女人》主演都是辽宁人艺的优秀表演艺术家宋国锋，他是话剧界唯一一位梅花大奖的获得者。他在我这两出戏里的表演非常有光彩，根本无法取代，我对他的表演非常推崇。辽宁人艺还有一大批优秀演员，都很擅长塑造普通人，表演非常质朴，而且有真情、有激情、有张力；加上曹其敬、查明哲两位导演都非常注重演员的表演，排练中抓表演，抠表演很下功夫，使得这两出戏的表演很有看头，很耐看。辽宁人艺通过这两出戏也培养了一大批演员。
中国戏剧需要突破，需要往前走，首先要从剧本上突破，剧本上来了，戏剧会被整体拉动。现在做编剧很不容易，一方面要为生存拼搏，一方面需要潜心下去生活，潜心打磨剧本，潜心提高自已。同时也非常需要外部有一个好的创作环境。我衷心希望全国各地的同行都写出优秀剧本，一起推动中国戏剧文学整体突破。
(编辑：许丹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