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翁思再

    上海文化史上，今天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1917年5月13日，越剧的前身“小歌班”来沪，迄今90年。由此上溯11年，被史家定为该剧种在浙江的发端之年。

    距今100年前，即公元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的3月27日，浙江绍兴地区嵊县东王乡的一个打谷场上，农民们用几块门板铺在木桶上，拼成简陋的舞台，民间艺人第一次把“落地唱书”搬上去演戏，促使这种曲艺形式向戏曲形态发展，后来人称“的笃班”或“小歌班”。在这个富庶的江南水乡，本来方言的音乐性就比较强，“的笃班”旋律进一步美化了它，使得外乡人也喜欢听，于是逐渐形成产业。当地有一条剡溪，载着“的笃班”的乌篷船就是沿着这条河，去到绍兴四乡。

    鲁迅先生笔下的《社戏》写的是乡下看绍兴大班的情况，我们大约也可从中想象当时“的笃班”的演出状况。所不同的是，绍兴大班是秦腔、梆子流播到浙江的“属地化”变种，它有乐队伴奏，可以演传统大戏，比较成熟；而“的笃班”最初唱的是佛教的宣卷调以及民间小调，其伴奏只是“的的笃笃”地敲木器，演唱过程中需要“过门”时，就以后台人声合唱来帮忙。“的笃班”演的都是一些香火小戏，他们自称“小歌班文戏”，以同“绍兴大班”相区别。

    “的笃班”乌篷船又从绍兴启航，辗转杭嘉湖，上溯吴淞江，于民国六年，即1917年来到上海滩。从此，它的面貌发生极大变化。经历仿演古装京绍大戏、移植西装旗袍戏等历程之后，“的笃班”逐步找到了以表现古代家庭伦理题材为主的方向。在上海，他们看到了精彩的传统京戏、昆剧和海派京剧，又看到了电影、话剧等“舶来”的文艺样式。他们“东张西望”，学习和借鉴。随着一大批新剧目的诞生，最早的宣卷调不够用了，单一的四工调也不够用了，于是尺调、弦下调应运而生。三种不同的调式构成一个和谐的腔系，大大丰富了剧种的唱腔和音乐的表现力。“的笃班”逐渐转型，走上一条既不同于浙江民间小戏，又不同于京剧等大戏的发展新路，中西结合之独特风格越来越鲜明，令人耳目一新。 对于“的笃班”，上海市民还有一种叫法是“绍兴戏”。1925年9月17日，上海《申报》在演出广告中，首次称它为“越剧”。无独有偶，京剧也是来到上海后被冠名而叫响全国的。更值得一提的是，已故浙江省文联主席、戏剧家顾锡东先生曾以专文，把90年前嵊县“的笃班”进入上海，同200年前徽班进京相提并论。徽班进京使得西皮、二黄两种地方腔系在京城合流为京剧，而嵊县的乡间小戏进上海，则培育出都市型、综合性的越剧。京剧一直是我国的最大剧种。而越剧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得以盛传，从上海推广到长三角，再辐射到全国。当时在西北、西南、华北、中南、东南等地区，竟有二十几个省份建立了专业的越剧团，因此有人把越剧誉为“中国第二戏曲剧种”。
  
    有趣的是，我国吴方言区以外的群众，往往把越剧统称为“上海越剧”。其中一部分原因，固然在于他们分不清绍兴话和上海话；不过从学术角度来看，越剧在上海形成，有其文化上的必然因素。

    “的笃班”来上海时正值清末民初，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变革时期。上海建城历史不满千年，其真正的发展是近代以后才开始的。

    租界成为上海市的特区，市政府也借鉴租界的近代城市管理模式。由此，崛起的上海成为近代中国参与环球贸易网的第一个商港。它是轻纺工业基地，也是最摩登的世界之窗。清末有竹枝词称：“他方客弱主人强，独有申江让旅商”，意谓当时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府的“一市三治”，是一种“客强主弱”的格局。以租界为主体，在多元文化的媒介下，上海城市实现了从传统商埠到近代都市的跨越，上海人则实现了从乡民到市民的跨越。

    移民城市形成之后，传统理念和文化广受冲击。移民社会充满活力，信息量大。在多元文化之中成长起来的租界上海人，对异己文化有一种很自然的宽容态度，比较承认多元文化的合理性，易于接受新事物，“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租界是“国中之国”，在当时中国兵荒马乱、社会动荡之际，这里有相对安全和安定的环境，有利于文化的发展。同时，租界又是上海近代传媒业的发祥地和集中地。综合性日报、娱乐性小报、越剧专业刊物，无一不对越剧的热门事件、演变历程大肆宣扬，推波助澜。“女子越剧”的名称，就是1938年夏天在一篇报刊剧评中首次出现的。越剧唱腔通过电台放送，传进大街小巷；又以“舶来”的唱片为翅膀，飞入千家万户。

    上海开埠后，国内移民的主体是周边的苏浙人，他们是“的笃班”的最初演出市场。后来，“的笃班”艺人在八仙桥大世界发现了一种全部由女孩子演的京戏，名叫“髦儿戏”。原来辛亥革命之后，民风顿开，女性非但获得进剧场与男同胞一起看戏的资格，而且还可以抛头露面，与男演员共享登台演戏的权利了(按：现在延安东路上的“共舞台”，最初叫“乾坤共舞台”就是那个时期的产物)。与此同时，社会也开始公开认同对女性舞台表演的欣赏。在京剧“髦儿戏”的启发下，一位经营“的笃班”的嵊县商人回到家乡去招募“越女”，开始尝试“全女班”。

    抗战爆发后，租界成为“孤岛”，工商业、娱乐业畸形繁荣，又有大批江浙籍人士来此避难，扩大了越剧的市场。自1938年开始，女班竞相来沪，第二年达到20多个，到了1941年，越剧女班增至36个。就这样，全女班逐渐取代了全男班和男女合演。在此过程中，以姚水娟为代表的一批女子越剧改革者，开始尝试“改良越剧”，一出《花木兰替父从军》风靡上海滩。自此一批原来从事“文明戏”的编剧人才进入越剧界，其后4年间，在沪上演的新编越剧达到400多个。

    1942年10月，袁雪芬先生在大来剧场倡导越剧改革，打出“新越剧”的旗帜。与此同时，尹桂芳、竺水招、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等，也积极进行越剧改革。袁雪芬等首先废除幕表制，建立导演制，聘请新文艺工作者担任编剧、导演、作曲、舞美设计等，建立了正规的排戏制度。在舞美方面走上写意和写实相结合的路子，废除衣箱制，根据每出戏不同的人物设计服装，并采用油彩化妆、灯光设计和立体布景等。当时地方戏诸剧种，绝大多数还处于农业文明的状态中，而越剧得天独厚，藉租界之利而最早觉悟，走上了中西结合、虚实相间的综合艺术道路。“新越剧”崭新而时尚的面貌，赢得了观众，赢得了市场，并且进一步走通了“全女班”的道路。

    越剧在上海经历了至关重要的五大变化：其一，从乡村走到城市，观众从相对固定变为流动，从单一到相对多元；其二，成功实现了音乐改革，建立起板腔体的音乐框架和腔系结构；其三，走通了“女子越剧”的道路，成为全国300多个戏曲剧种中一枝独秀的奇葩；其四，特殊的“孤岛”环境，使越剧广泛获得文化信息和市场考验，并得到聚居于此的文化人才资源；其五，上海是“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重镇，越剧在此获得了强有力的指导，甚至得到了郭沫若、田汉、许广平、安娥等新文化运动重要人物的参与和支持。

    回顾上海越剧的形成过程，可见其与近代上海文化的特征颇为契合。 从各地来到上海的移民，往往对自己有一种“双重籍贯”的认同。他们在以上海人的身份创业的同时，会经常换位思考，站到外乡人的角度挑“上海人”的刺，进而自我更新。这也可以说是近代上海特色的“监督机制”。越剧人融入上海之后，一方面以上海人的眼光，对属于农业文明的早期“的笃班”进行扬弃，一方面又站到绍兴故乡的立场，批判“海派”中的消极面。剧种从“全男班”变“男女合演”，继而改为“全女班”，就是不断自我监督、自我否定、自我更新的结果。

    对“上海学”有独到研究的历史学家熊月之先生，把近代上海文化归结为三个特点：一是杂，五方杂处，华洋杂居；来自不同国度的人，不同的建筑样式、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伦理道德，民俗风情等，在这里各行其是，万象杂陈。二是和，中西两种文明交汇，很融洽，谁也不吃掉对方，谁也不占优势。三是合，近乎实验室状态下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各种异质文化在这里比较平静地取长补短。

    从越剧身上，颇能找到与这些特点对位之处。首先是“杂”：人员杂，有本乡来的演员，有浙商，有各地来到“孤岛”的文化人，有各种新文艺工作者。至于艺术构成就更杂了：佛教宣卷、香火小调、的笃板鼓、绍剧节奏、西皮二黄、昆曲身段、话剧表演、电影手法——简直是个“大杂烩”！其次是“和”：这个“大杂烩”，见好就收，却没有强势文化。所谓土洋中西，虚拟写实，哪一方也不占优势，实现了和平共处，和谐相处。第三是“合”：看似不相关的艺术元素放在这一“锅”，结果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优势互补，相辅相成。这种“合”是化合，是异质融合后的新质。越剧之“杂烩锅”，就像是一个实验室，各种化学元素在里面融合，结果“烩”成了一种新的“美味”。

    总之，我们认为越剧是上海近代城市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越剧的形成是“海纳百川”的结果。

    学术界把上海开埠以后的城市精神，概括为以下十条：开放，创新，竞争，法制，宽容，奢华，时尚，重商，崇洋，爱国。这里所说的“崇洋”，实质是崇尚现代化。近代上海是中国居住西方侨民最多的城市，移植西方制度最多，西洋建筑林立，西洋生活味浓，简言之，上海是我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见贤思齐，是不甘落后的人们之美德。然而，上海人虽“崇洋”却不媚外，而且特别爱国。这是由上海人口结构、社会特点决定的。上海滩五方杂处，居民来自全国，与各地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血肉相连。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每有侵略中国的举动，无论在山东、广东，还是湖南、云南，都与上海密切相关。久而久之，上海人形成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意识。美国排斥华工事件发生以后，上海的广东、福建人投袂而起，因为美国华工多出自闽粤；五四运动中，上海的山东人最为积极，因为巴黎和会涉及山东省的权益。由爱乡而爱国，是上海人爱国主义的重要特点。

    上述十条上海近代城市精神，在越剧艺术及其形成机制中都有所体现。越剧舞台上有声光电，有西洋乐器，有写实布景，有舞台科技，有新潮戏装，有奢华场面，比起其他地方戏来，无疑要“洋”得多。可是越剧对于“洋”东西从来是有选择的，崇洋而不媚外。越剧在进入上海的90年里，不断改革，既不保守，又不激进。她在不断更新舞台面貌的同时，始终保持浙江方言，保持江南水乡婉约的音乐特色。这个例子，最能说明越剧人爱土爱乡，坚持民族性的本质。在改革过程中，当一些剧种丢弃自己的方言特色而被“串秧子”“同化”时，越剧却因不放弃地域特色，从而保持住了她的独特的魅力和存在价值。

    在我国所有地方戏中，越剧汲取都市文化的养料最多，这是她一度成为“中国第二戏曲剧种”，而且至今保持着领先地位的根本原因。海纳百川，追求卓越，这是上海近代城市精神的核心，也是百年越剧的基本经验。
  
    今天，我们正站在一个新百年的门槛上，在回首昔日亮点的同时，也须面对不很景气的现状。观众减少，市场萎缩，新剧目成活率不高；理论滞后，监督缺失，体制瓶颈更难突破——在整体性的戏曲困境中，越剧也面临被边缘化的局面。近代文化史上的越剧篇章已经翻过去了，上世纪中叶以《红楼梦》为代表的精彩一页翻过去了，“小百花运动”带来的青春浪花也掀过去了。今天的姚水娟在哪里？当代的袁雪芬在哪里？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上海滩面向大海，融入世界，走向未来。我们希望家乡的美丽越剧，以史为镜，与时俱进，继续发扬上海近代城市精神，创造出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先进文化，再铸辉煌。

    （实习编辑：庞云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