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可夫，昆明人，1933年2月出生，毕业于昆明艺术师范学校。资深摄影家，曾任春城晚报摄影记者，1997年至2000年担任《昆明年鉴》《昆明市志》摄影、图片编辑。现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俗摄影协会博学会士、云南省民俗摄影协会名誉会长。2006年，云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颁发其“从艺50年纪念勋章”并授予“云南文艺家”称号。
1981年，来自元江的80多位傣族群众每人交费8元，分批在巫家坝乘坐老式伊尔飞机游览昆明。照片于1982年获云南省首届新闻摄影赛一等奖。
廖可夫数十年身背相机穿梭在昆明城，他的照片记录了昆明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和故事。如今，这位已80高龄的老人仍在整理着这些照片，希望能再整理出一本《瞧瞧老昆明》摄影集。他说，“我不想我们的后辈，想看看自己家乡过去的模样，还得从外国人手里买照片。”
走进廖可夫位于西园路园丁小区的家，书房、卧室里堆放的大量照片让本就狭小的空间显得更加拥挤。廖可夫每天都会迈着蹒跚的步子，在房间里整理照片，希望可以整理出第二本《瞧瞧老昆明》摄影集。
如今，除了腿脚不利索，廖可夫的听力也大不如前了，然而，每当拿起自己的摄影集，他仍很激动：“看！这就是通济桥的遗址，就是郭沫若的历史悲剧《孔雀胆》中梁王格杀段功的地方！这就是米厂心，以前昆明最繁华的农副产品集市……”他熟稔老昆明的每一个角落，以及每一个角落的变化。
“瞧瞧老昆明”
作为昆明最老的摄影家之一，廖可夫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路走来，当过报童、打过游击、报考过北京电影学院，最终还是回到家乡，用镜头记录下了历史中的昆明。
2003年，《中国摄影报》的记者评价廖可夫说：“100年前，法国摄影家方苏雅摄下了昆明当时的历史画卷，让老昆明的风俗民情有据可考。而出生于1933年的昆明本地摄影师廖可夫，同样在执着地拍摄着‘老昆明’，半个世纪，一以贯之，乐此不疲。”
有人问及：“在许多人尚未意识到的时候，你怎么会想到举起相机，记录昆明的变迁？”对此，廖可夫平实地回答：“那是一份思乡的温情，一个人可以守住一座城，这就是我活着可以看见的昆明城。”
在廖可夫的眼中，这些老照片对昆明人来说不仅是一份可追忆的情怀，也是极具人文历史价值的宝贵史料。于是，脾气倔强的廖可夫不顾家人反对，用房产向银行抵押贷款2.5万元，加上自己东拼西凑的钱，一共6万元，自费出版了摄影集《瞧瞧老昆明》，为的只是让更多人能看到这些照片。“我不想我们的后辈，想看看自己家乡过去的模样，还得从外国人手里买照片。”廖可夫说。令人安慰的是，《瞧瞧老昆明》第一次印刷的5000册图书很快便销售一空，卖书的钱也让廖可夫还清了债务。1993年，离休后的廖可夫本可在家颐享天年，他却没有因此停下拍照的脚步，而他的交通工具，仍是一辆已经斑驳的黑色自行车。
正是因为廖可夫数十年来身背相机、乐此不疲地四处奔走和这份令人有点不解的执着，让我们得以在城市志书的文字记载外，透过一幅幅老照片寻找到属于每一个普通百姓的城市记忆。[NextPage]
从报童到摄影记者
廖可夫出生于理发世家。“同治年间，祖父在长春路（过去叫大东门）开了昆明最早的剃头铺。”父亲和叔父们都曾是剃头匠，年幼的廖可夫也随之操起工具，学得了一手剃头功夫。然而，他却不甘于继承祖业。在廖可夫记忆中，每次和家人到艳芳照相馆合影时，那台大大的木箱照相机总让他看得出神，心里开始对照相这一职业产生了向往。
小学时，父亲早逝的廖可夫被寄养在三叔家里。假期，廖可夫便当起了报童，希望可以凭自己的能力赚点钱，购买读书用的笔墨纸张。那时，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廖可夫就要从位于长春路的家里跑到华山南路西口的报馆领取报纸，然后从近日楼一路叫卖到火车站。“那时的报纸很好卖，总是一下子就卖完了！”廖可夫回忆。“看着报纸上记者们写的文章被人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我就想，我也要当一名记者。”
少年时代的廖可夫喜欢听老人讲张三丰的神话逸事和昆明的人文风俗，常常和朋友结伴四处游玩并拍照，也常到艳芳照相馆、新云南相馆等老相馆买些风景名胜、街井市貌的老照片收藏。
1949年春天，廖可夫加入中共“边纵”二支队，在弥勒一带打游击。一次，因为被敌军追赶，他纵身跳进河里躲避，“虽然侥幸活了下来，却因此染上了水激伤寒。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病情一直没有好转。时逢中秋，碰巧一位卖红糖的大妈要押货上昆，我便与老人同行，谎称接‘外婆’回昆过节，一路经过多处关卡盘查才顺利回到昆明。”说起这段经历，廖可夫仍心有余悸。
回到昆明后，廖可夫进入昆明艺术师范学校学习。1951年，他响应抗美援朝号召参军，在空军第四航空预科总队当学员，后来又服从部队安排调到新疆。1964年，廖可夫从新疆调回云南，分别在昆明图片社、春城晚报社和昆明市教委等单位从事摄影工作。
“我和可夫于20世纪70年代相识，他家住长春路，我家住卫家巷，我们经常到距两家都比较适中的咸宁巷友人家中相聚。我们都是几代人久居昆明城内的老住户，几杯清茶下肚，就会谈一些老昆明的逸闻、趣事。说得不准确的地方，在一旁做家务的老人就会凑过来纠正一番。时间一长，我们就又知道了一些老昆明的人文风俗、地名方志。而可夫就悄悄拿起相机，走到那些地方去……”廖可夫的挚友、云南省著名书法家张诚回忆。
于是，我们在廖可夫的镜头里，看到了宝善街宽阔的马路和来往的行人、自行车；看到了号称当时昆明最大、最漂亮的西式大楼昆明商业银行；看到了同仁街古老而精致的法式建筑和街角的军式双人摩托车；看到了老昆明百货大楼前巨大的喷水池和广场上的老式公共汽车；还有文林街的百岁楼、丁字坡的伞形铺面、灵光街的大鼓楼……这位“土生土长”的摄影家镜头里记录的，是一种极其贴近生活，不矫饰、不倨傲、真诚的记录。
“他是一名很优秀的新闻记者。”曾和廖可夫一起在春城晚报工作的同事评价说。上世纪80年代初，春城晚报社总共有30多名记者，廖可夫是唯一一名摄影记者。
默默无闻的理事长
和国内外一大批优秀摄影家比起来，廖可夫不算才华横溢，作品里也没有过多对社会的思考和探索。他只用白描的语言记录着最真实、最纯朴的老昆明风情。而为人诚恳、朴实，也是廖可夫留给大家的印象。
离休后，廖可夫耕耘起了一个叫做“南强”的摄影研究会。
1990年8月8日，这是一个令廖可夫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由他牵头组建的“昆明南强摄影研究会”正式成立，这是云南省第一个由民间发起的艺术研究团体。在这之前的一个月，廖可夫还与摄影理论家萧敬志、黄恩泽等人在景星小学举办摄影讲习班，第一期共收到讲课费265元。而这265元，就是成立南强摄影研究会的第一笔经费。
“研究会一无资金，二无场地，却在后来的发展中因为具备极高的理论水平，培养出不少优秀摄影工作者。研究会凭着一股辛勤耕耘的园丁精神，频频举办培训班、摄影讲座、新秀摄影展以及国内外摄影交流等活动，为红土高原的摄影史留下了可贵的一页。”我省著名作家、老新闻工作者黎虹评价南强摄影研究会时如是说。
在这期间，廖可夫担任研究会的理事长，他为研究会四处奔走，向企业筹集经费。在他朴实的愿望里，就希望研究会能让云南的摄影人除了“埋头苦干”之外，能多交流、多学习，拿出更好的作品来，推动云南摄影事业的发展。被称为“中华一指”的张国钧先生就曾用指墨为廖可夫题写了这样一幅条幅：“廖高鸿府乐清平，点染江山意可欣，夫志一景惊华夏，艺技群芳犹卧龙。”
2006年，在南强摄影研究会的基础上，由云南省文化厅主管成立了云南省民俗摄影协会，廖可夫当选会长。2010年，由于年事已高，身体抱恙，78岁的廖可夫才正式退居二线，把这个亲手耕耘了20多年的摄影团体交到了后辈手中。
追溯起自己如此热衷于收集整理昆明老照片和资料的原因，廖可夫说：“1949年2月，我在圆通山无意中拍下了《抗日战争缅甸战役中国阵亡将士纪念碑》的照片。然而，就在我按下快门后不久，该纪念碑就被拆了。这让我突然意识到历史照片的珍贵。”2011年底，政府计划重建纪念碑，可翻遍史料都无法找到纪念碑的原貌图片，这时，廖可夫这张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老照片派上了用场，这让廖可夫欣喜不已。
如今，由于腿脚不方便，廖可夫已经很少出门了。但只要体力还行，他都会在书房里整理这些他拍了大半辈子的照片……
他守住的，不仅是这一书房的照片和底片，更是昆明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和故事。
（编辑：刘颖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