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钟叔河

彭燕郊先生

　　彭燕郊先生长我十一岁，确实是先生，八十八岁了，遽尔辞世，得讯愕然，因为春节打电话来拜年，他的声音还是那样爽朗；既而怃然，觉得认真写作者又少了一个，尤其是写了一辈子七十年的，恐怕真已为数无多了。

　　几年前黄永玉来长沙，约彭和朱健和我吃饭闲谈，彭的谈锋最健（本也只有他跟黄认识最早）。黄对他说：“还记得吧，你最早的诗集，封面还是我画的，这也是我最早画的封面啊！”这引起了他二人对文坛旧事的回忆，慢慢便谈到了如今人称“大师”的某某某，说他五十年前为大人物供奉春药秘方，又将大人物同众人合影中众人抹去，只留下贴身站在大人物后面的他自己。于是引起一阵哄笑，这是鄙薄奸佞者的笑。彭的年岁最大，笑声却最响亮，精神特好。

　　在那次以后，我跟彭又有过几次同席或同车时的交谈，谈勃来克，谈劳伦斯，谈戴望舒，也谈胡风，他的兴致都极高。有次我表示不喜欢胡风，虽然我五五年挨整，一条罪状便是“竟说胡风不是反革命”；不喜欢胡是因为胡其实更左，周扬还要朱光潜和沈从文，胡却认为不该要。彭虽是老“七月派”，又谈得正在劲头上，却没跟我争辩，这看得出他颇有容人之量，对于满口伊里奇约瑟夫和苏联“文艺政策”的理论，也未见得那么认同。而他对中外作家和作品的博识，则更使我佩服。他说家中藏有印度的《爱经》，阿拉伯的《香园》，还有日本的画册，欢迎我去开开眼界，因素性疏懒，迁延未去，如今天人永隔，想去也去不成了。

　　在我心目中，彭始终是一个生气勃勃的老少年，从未显出在我身上早有了的暮气和老态。他兴致勃勃地谈话，兴致勃勃地交友，还兴致勃勃地买书。有回在张国强老板的书店里，一买便是一大堆，也不管有不有人开车送，还对我说，刚刚从别的店里买到一本你的《儿童杂事诗笺释》，看了看，觉得很好。我说，何必买呢，送你一本就是。他说，还是几年以前印的，样书早送完了吧。这使我有点不好意思，于是在他来电话拜年时便说，要送本《青灯集》把他，随即托友人带去，此人因病耽搁，送到时彭先生已经快要易箦了，听说还亲手拆开了包封，拿出了书本，唉！

　　彭是著名诗人，诗如其人，也是生气勃勃的。近年他诗作更富，诗思更新，在诗中完全是一个活泼泼的生命，谁知竟说走就走了呢？不说什么震惊与悲痛之类套话，刹那间充塞在我心间的，只有一种感觉，人生无常，太无常了啊……

　　英国神话学者哈理孙女士八十多岁时写回忆，说她年轻时仿佛觉得自己是不会死的，极其执著和勇敢，敢于抗拒任何人或神鬼或命运，如果它们想来要她死；老后则一切都改变了，想到死时，只将它看作生之否定，看作“一条末了的必要的弦”，故并不怕死，怕的只是病，“即坏的错乱的生”。“可是病呢，直到现在为止，我总逃过了。”老太太说：“我于个人的不死已没有什么期望，就是未来的生存也没有什么希求。我的意识很卑微地与我的身体同时开始，我也希望它很安静地与我的身体一同完了。”接下去还有两句诗：

　　“会当长夜眠，无复觉醒时。”

　　我想，对生的执著和勇敢，比起哈理孙女士来，彭先生决不会逊色；她老来的思想和态度，即是上面最后这两行文字和诗句，颇带灰色，当过新四军宣传员的彭先生则未必能赞同。但我觉得，彭先生说走就走，也逃过了病，逃过了“坏的错乱的生”，其福气实不亚于哈理孙老太太；加上他又曾如此兴致勃勃地生活过，这兴致差不多一直保持到了最后，更为难得。那么，在长夜眠中的彭先生，应该也会得到真正的安息，不会再有什么遗憾和惊扰了吧。真的，如果我在死后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我一定是会十分满足的，故以此唁燕郊先生，并慰己怀。

   （编辑：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