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建民

傅雷先生

    傅雷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外国文学翻译家。他的翻译，以法国文学为主，在此中，又以大作家巴尔扎克及罗曼·罗兰的作品为中心。在翻译罗曼·罗兰作品过程中，他还与这位大作家有过书信往来，为中西文化交流留下一段有益的佳话。

    一

　　傅雷翻译罗曼·罗兰，是从他阅读并受其作品《贝多芬》影响开始的。傅雷四岁丧父，其母为抚养他成人，督教甚严。在其后来的自述中，他有“故我童年只见愁容，不闻笑声”之句。在这种环境下，他的性格变得敏感而激烈。1927年自费赴法游学，很快就与西方浪漫派文学心律应和，阅读了卢梭、夏多勃里昂、拉马丁等作家的大量作品，并深受这些作品的感染。

　　傅雷的少年经历及感染浪漫派文学，对他的情绪有极大影响，用他自己后来的话说：“神经亦复衰弱，不知如何遣此人生。”在游学期间，他先后到过瑞士、比利时、意大利、但“均未能平复狂躁之情绪。”

　　但是，傅雷的这种情绪很快就被罗曼·罗兰转移。留法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傅雷读到了罗曼·罗兰写的一本小书《贝多芬》，“读罢不禁嚎啕大哭，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之力，自此奇迹般突然振作。此实余性灵生活中之大事。”

　　罗曼·罗兰的《贝多芬》，并非一本一般意义上的传记。而是一部与前辈音乐家相互契合、交流、感染的非凡精神史。用作家在该书序言中所说：“……然后我又和他单独相对，倾吐着我的衷曲，在多雾的莱因河畔，在那些潮湿而灰色的四月天，浸淫着他的苦难、他的勇气、他的欢乐、他的悲哀，我跪着，由他用强有力的手搀扶起来……在他的祝福之下，我重又踏上巴黎的归路，得到了鼓励，和人生重新缔了约，一路向神明唱着病愈者的感谢曲，那感谢曲便是这本小册子。”

　　由此可见，这本小书的产生，是作家受到贝多芬精神影响的结果。罗曼·罗兰当时的状况，与此时的傅雷颇为相似，故此，傅雷便如“神光烛照”，感动得“不禁嚎啕大哭”了。

　　此时，傅雷便发愿要将《贝多芬》一书译出。从他个人说：“疗治我青年时世纪病的是贝多芬，扶植我在人生中的战斗意志的是贝多芬，在我灵智的成长中给我大影响的是贝多芬，多少次的颠扑曾由他搀扶，多少的创伤曾由他抚慰……”由此他认为：除了把我所受的恩泽转赠给比我年青的一代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偿还我对贝多芬，和对他伟大的传记家罗曼·罗兰所负的债务。

    二

　　1931年，傅雷便开始偿还这笔所负精神“债务”——翻译《贝多芬传》。译出之后，出版却遇见了麻烦。因为在此之前，该书已有过北新书局版杨晦译本、艺术界杂志刊徐蔚南译本等数个版本。而且傅雷在翻译界还是个未闻的新人，他的拘谨的译笔也显得颇不成熟，出版界当然不愿接受。傅雷当时十分失望，因为这毕竟是他的最初试译，所译又是自己所珍爱。但是，这次出版的失败对年轻的译者也许并非坏事。在近十年后傅雷重译该书时，甚至有些感谢这件事了，因为他得以“把少年时代幼稚的翻译习作一笔勾销”。

　　这个初译本完成后，傅雷一鼓作气，又译出了罗曼·罗兰合称为三大“名人传”的另两部——《弥盖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这三位伟大天才，在罗曼·罗兰心中，是“英雄”人物。而这英雄，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只不过是“人类的忠仆”，只因为具有伟大的品格。罗曼·罗兰写出他们，是想在当时的境况中，号召“英雄”们汲取前辈“英雄”的勇力，结成一支共同奋斗的队伍。傅雷翻译出他们，更因为：“现在阴霾遮蔽了整个天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贝多芬传》1942年译者序）

　　三部“名人传”译出，傅雷对著作内容及文采领会当然更为深入，对作者——罗曼·罗兰，当然更为仰慕。1934年3月3日，傅雷怀着对精神导师的无比尊崇，向罗曼·罗兰致奉一函：

　　“大师座右：

　　尊作‘名人传’三册，现已译竣，祈允予付梓出版……

　　先生关于三大天才之著作，已哺育万千青年，谅各现行语言早有译本，中译已落后手。个中原因，容弟子追述一二，俾先生知愚以何等感恩之情勉力从事哉。”

　　接下，傅雷对当初读到《贝多芬传》时的情形进行了描述，认为“此实余性灵生活中之大事。”“鉴于此番经历，愚曾发愿欲译此三传，期对陷于苦闷中之年轻朋友有所助益，以此等青年在吾国亦为数不少耳。”

　　傅雷对中国人的精神历程进行了一番追述，认为古时不藉宗教，遵循孔子之说，而能“安于平静、勤俭，欢愉之生活，知足常乐。受老子之影响，贤人智士大率洒脱高蹈，超尘出世。”这在傅雷看去，是“黄金时代”。

　　可这“黄金时代”已成往昔，这不能不使身在其中的傅雷担忧。“欧风东渐，时事遂多变化。今日之民鼠，既不能效法举奉孔老之先辈，于危险之激情预加防范，亦不能如欧洲狂热之基督徒，一旦摆脱羁绊，还我以更伟大、更完善、更纯洁之面目。顾精神失衡由是失却，非溺于激情而懵懵懂懂，即陷于麻痹而无所作为。”

　　在这样的时候，贝多芬、弥盖朗琪罗等“天才英雄”的不可摇撼的坚强意志和非凡勇气，当然对“我辈”有“莫大启发。”这当然也是傅雷翻译这几部“英雄传”的重要理由。

　　谈及托尔斯泰，傅雷根据自己所感所闻做了较多地发挥：“若托尔斯泰，其不抵抗主义又宜于我辈深长思之。”托尔斯泰曾与我国著名学者辜鸿铭有过书翰往来，这封信，在傅雷看来，也表达了“勿以恶抗恶”的不抵抗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西方世界许多人士都对西方文化进行了深长思考，认为它的弊端在这场大战中表露无遗。由此，远距离，未深入地体察领会，也使当时一些西方人士对东方文化产生了特别的关注和向往。这些，傅雷也以为是中国人逆来顺受不抵抗主义造成的结果之一。

　　1931年5月，傅雷在罗马结识了一位早年曾任驻东京武官的意大利将军。他将这位将军的一番言论告诉了罗曼·罗兰，以表达自己所领会其所著《托尔斯泰传》的主旨。这位将军与当时许多西方人士的观念相似，认为：现代西方文明已走入崎岖危途，长此下去一定会发生变化。中国在此时向西方文明学习，根本没有必要。

　　这位意大利将军对傅雷谈及自己1908年的远东之行，认为中国人是最勤劳、淡泊，最平和的民族，而且身体耐力也比其他民族要强，加上饮食有节，消费少而出产多；在他的眼里，中国人性格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被人欺负，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也“从不抵抗”，可最后仍能获得胜利。这些特点，使“中国人不能，也不必有组织，‘无组织’更胜于‘有组织’”。甚至中国无需发展工业，步近代文明的后尘。这样一来，体魄和道德方面可以保持本色，自然可以摆脱困厄。因为不抵抗的效果，更胜过诉诸暴力。

　　傅雷将这一番话再向罗曼·罗兰转述，是认为《托尔斯泰传》一书，表述的思想与这番言论相类似（这一点后来罗曼·罗兰予以了指正）。在这封信的最后，傅雷希望罗曼·罗兰能够回函，并请求能将回函作为序言刊登在自己的译著前面。这一点，后来也得到满足。

    三

　　当时罗曼·罗兰正在瑞士沃德州的奥尔迦别墅居住，收到傅雷的信后，他在当年六月卅日作了回复。除去对名人三传翻译表示高兴外，对“英雄”二字还作了进一步解说：

　　三月三日赐书，收到甚迟。足下移译拙著《贝多芬》、《弥盖朗琪罗》、《托尔斯泰》三传，并有意以汉译付刊，闻之不胜欣慰。

　　……

　　夫吾人所处之时代乃一切民众遭受磨炼与战斗之时代也；为骄傲为荣誉而成为伟大，未足也；必当为公众服务而成为伟大。最伟大之领袖必为一民族乃至全人类之忠仆。昔之孙逸仙、列宁、今之甘地，皆是也。 [NextPage]

　　由此可见，罗曼·罗兰在此时，已将以强力称威从自己“英雄”概念中排开，而把“为公众服务”，“全人类忠仆”的孙中山，列宁，甘地等奉为“英雄”，这就使此概念包含有崇高的社会意义和深刻的人道观念。由此也可以看出，此时的罗曼·罗兰，思想与先前写“名人传”时增加了实践人道观念的社会内容。

　　对于傅雷信中对“不抵抗主义”的表述，罗曼·罗兰作了一番指正。他首先认为，这个问题“所设太广太繁，非短简可尽”，但他在对印度著名的甘地的不抵抗主义行为进行论述后，明晰地说：“余将首先声明，余实不喜此‘无抵抗’之名，以其暗示屈服之观念，决不能表白英雄的与剧烈的行动性，如甘地运动所已实现者。唯一适合之名辞，当为‘非武力的拒绝’。”

　　罗曼·罗兰的《托尔斯泰传》最早成书于1913年。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爆发，西方世界有关文明的认识问题，尚未进行深度反思。在二十多年后，罗曼·罗兰显然对此问题有了新的心得：“盖吾人对于国家或党派实行强暴时之残忍，决不能作何幸想。吾人不能依恃彼等之怜悯，亦不能幸图彼等攻击一无抵抗之敌人时或有内疚。”

　　基于此，罗曼·罗兰意识到，不抵抗主义这样的事，“宁勿轻于尝试！否则即不殒灭，亦将因恐惧而有中途背叛之日。”可以说基本否定了这种思想和做法。虽然他在信末以理想主义的信念说：不论其是否使用武力，人类必将向统一之途迈进！

　　罗曼·罗兰的原信，傅雷将其影印制版，置于1935年3月出版的中译本《托尔斯泰传》卷首。傅雷还将此信翻译出来，附加了一个《论无抵抗主义》的标题，作为代序刊在这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著作前面。

　　接到罗曼·罗兰信不久，傅雷有一朋友准备赴欧洲，因当时向国外寄信颇不方便，傅雷匆匆赶写一函，托请朋友到欧洲后寄出。这就是傅雷寄给罗曼·罗兰的第二封信：

　　大师座右：

　　六月三十日赐书奉悉，不胜感激。尊作“名人三传”，译稿已为商务印书馆接受，该馆系我国最大之出版社，惜乎书待明年方能印就。鄙人已将大札译成中文，同时亦已复制所赠照片冠于《托尔斯泰传》卷首；特此再致谢意。

　　在这封信中，傅雷提到自己还想翻译罗曼·罗兰《昔日音乐家》和《今日音乐家》两部著作，因为“真正之中国音乐尚不存在，或说已不存在，故尤应介绍欧洲音乐，以音乐家之人格更重于音乐也。”查傅雷译作，并没有这两部著作，可知后来大约没有译出。

　　在思想上，傅雷也同意罗曼·罗兰认为在混乱之时，“洁身自好之士惟有隐遁于深邃之思想境域中”之看法，表示自己“惟期隐遁于精神境域中耳。”

　　这封信写于1934年8月20日，由赴欧洲的友人携带，在9月21日由法国马赛港寄发。在这封信中，傅雷附了自己一帧照片。照片背后，有“谨致深切的敬意，傅怒安。一九三四年八月”字样；罗曼·罗兰在边上注明：“傅怒安，‘三名人传’之中译者。”四

　　傅雷译出的“名人三传”，是分别出版的。其中《贝多芬传》虽译出较早，但寄给商务印书馆被退回后，他便先搁置了下来。《托尔斯泰传》1935年3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序言以作者罗曼·罗兰致译者书替代；《弥盖朗琪罗传》1935年8月排印。傅雷本人极看重的《贝多芬传》，十多年后又重新译过，由上海骆驼书店排印。前后十数年，译者是花费了极多心血的。

　　当然，如读者所知，罗曼·罗兰的作品，傅雷并不仅仅翻译了“三名人传”，使这位法国大师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在中国先后有数人翻译过，但傅雷翻译，最初由商务印书馆，后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仍是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译本。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第一卷，是1937年出版的，这时距“名人三传”初译初版，不过一两年，由此可见，在翻译罗曼·罗兰作品方面，傅雷当时下了极大功夫，用去了他刚从欧洲返回不久的大量时间和充沛的精力。这是至今应当感激的。

　　傅雷与这位法国著名作家的交往情形，人们最初所知，只是罗曼·罗兰给傅雷写过信。因为这在当时就由傅雷译出，置放在《托尔斯泰传》译本前面。而傅雷致罗曼·罗兰的信，半个世纪来并不为人知。

　　1982年，已经八十八岁高龄的罗曼·罗兰夫人，将一批丈夫与中国人通信的资料寄给中国翻译家、学者戈宝权先生。在这些资料中，寻找出了傅雷的第二封信函。这封信经社会科学院外文所法国文学学者罗新璋先生译出，最初引述发表在戈宝权先生的文章中。后来，傅雷的第一封信也被寻出，仍由罗新璋先生译出。这两封信的译笔，罗先生追摹当时傅雷翻译罗曼·罗兰信的韵调，凝炼而古奥，两相对照，颇有意趣。

　　傅雷与罗曼·罗兰的交往，是中西文化交流中颇有意义的事。罗曼·罗兰的作品，在中国产生广泛影响，译者傅雷功不可没。而他们间的交往，也反映出中西文化交流中必然地呼唤及应合，困惑或认知。这在异质文化交流中必然会碰到，记述出来，或许会对我们今天不同文化背景间的交流有所助益，这是值得认真体会的。

   （编辑：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