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 文
光阴荏苒。我是1994年进入北大跟随罗荣渠教授学做学问的，算起来，那已是十四年前的事了。
大脑不会分泌思想
初入罗门，印象最深的是罗老师高度重视读书。记得和罗老师见面不久，我们三名新入学攻读“现代化”专业方向的博士生就收到一份罗老师编纂的油印书单，上面开列的必读书目，中文的、英文的，竟有一百多种。开学不久，罗老师又约我去他家，对我说：你以前是学社会学的，许多史学概念“不够清晰”，因此需要“补课”，将来你拿的毕竟是史学博士学位。他遂搬出若干种世界历史学方面的书籍，让我借回去逐一阅读，并娓娓道来、如数家珍般地对这些著作的优劣成败加以评说，我当时听得真是“如醉如痴”。
此后，罗老师每次见我，总问我读了什么好书，尤其是买了什么好书。罗老师的书斋以“上下求索书屋”为名，藏有大量中外文献。他曾对我说：“一个好学者，必须建立起自己的资料体系，不能老指望跑图书馆。我拥有的图书资料，就基本上能满足我研究的需要。”在图书资料的搜购方面，罗老师不辞辛苦、舍的花钱。他几乎每周都逛书店，连北大周边的旧书店和街头旧书摊都不肯放过。罗老师虽然在生活上并不富裕，但他的许多藏书，包括英文原版书和港台版中文书，都是他在美国和台湾地区讲学时自费购买的。有些书，一本就相当于罗老师当时半个月的工资。
无书不读，对新生事物始终保持高度敏感和好奇心，是罗老师读书的一大特点。一次到罗老师家，发现他正在津津有味地读《第三只眼睛看中国》，感到有些意外，于是说，没想到您这样的级别的学者，怎么还读这样难登大雅之堂的畅销读物；还说，这本书很可能是中国人假借外国人名义撰写的一部“伪书”。没想到我的话引发了罗老师的一番高论，意思大抵是：读书应无禁区。无论雅与俗，真与伪，能给人以启发，就是好书。1995年年初 ，罗老师因前病手术住院，问我有何书可供此时一读，我答曰，有陕西作家陈忠实新作《白鹿原》一卷，不错，只是有些“黄”。罗老师连说“没关系，快拿来。”后来再见到罗老师时，他直夸我给他推荐了本好书：“算得上新中国成立以来长篇小说中的精品。”
罗老师喜欢在读书时动笔，或圈点，或批注，甚至连错别字都一一加以改正。巴林顿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是罗老师为我们指定的必读书。但他几次说这本书翻译的不好。他手头上的那本，则根据该书的原文，对翻译不够准确的地方，逐一移译，并填补于空白之处。罗老师通德文，曾将中文版的《马恩全集》部分章节与德文原著对照阅读，并发现问题若干，曾说如日后有暇，当著文订正。
“大脑不会分泌思想”，是罗老师为勉励吾侪多读书，经常挂在口头的话。他常说，读书不够充分，就难以发现问题；钻研不够深入，观点就难以立得住。一次和罗老师谈话，我引用了颜之推的话：“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以佐证罗老师的一贯思想。对此，罗老师表示赞赏，并接着发挥说：“著书立说，穷尽一切资料是不可能的，语言就是一大限制。但要尽量多地占有资料。只有材料精确，完整、结论才有正确的可能。”
讲话须加编辑
罗老师带学生的方式不拘一格，或言传身教，或耳提面命，但使人有大收获的，还是参加他老人家主持的小型讨论课。罗门弟子博士生加硕士生五六个人，到罗老师书房，就某一题目在先生指导下展开讨论，唇枪舌战，各抒己见，次次都有新的启迪与收益，回回皆能“满载而归”。
记得我等第一次到罗老师家上讨论课，就痛遭“棒喝”。我和几位同学在罗老师面前侃侃而谈、自我感觉良好的“讲演”，非但没有收到罗老师的好评，反而受到严厉批评：“你们的发言，最大问题是不加编辑。想到什么说什么，漫无边际，形神两散，很不专业。” 事后思量，“讲话须加编辑”这句话虽短，却包含了思维训练和学术规范的真谛。董桥曾说：“写作如练琴，非日日苦练数小时不足以言‘基本功夫’；无基本功夫者，虽情感如水龙头一扭而泻，究无水桶盛水，徒然湿漉漉一地水渍。”对于学者而言，将思想和观点系统化和规范化的“编辑”能力，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功，须勤学苦练。否则，再有思想，恐怕也只能“火花”般瞬间即逝。 [NextPage]
随着学业的精进，罗老师对我们在“加编辑”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两点新的要求。其一是“削铅笔”，即“把思想磨尖”；其二是“剥竹笋”，即“沙里淘金”。据我的体会，所谓“削铅笔”和“剥竹笋”者，乃学术研究中的归纳法和演绎法之形象说法。前者是讲在对文献的大量阅读和对社会现象的深入观察后，不断提炼和概括思想和观点的过程，后者是讲逻辑学中排除法的使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将各种似是而非的变项排除后，获得正确结论的过程。罗老师正是出色运用这两种“科学方法”或“科学思维”的高手。例如，他在《现代化新论》中，通过对世界百年历史巨变的概括，把社会变迁方式归纳为四种基本类型，将现代化全球进程描述为三次发展大浪潮，这就是“削铅笔”方法的妙用。他的名篇《扶桑国猜想与美洲的发现》，则通过对相关论证的一一证伪，对各种可能性一一排除，彻底否定了“中国人最早发现美洲”这一假设，充分显示出实证研究特有的魅力。
动笔要有创见
若对罗荣渠教授的气度、心胸和见识加以评价，我认为，用“不同凡响”四字最为贴切。
罗老师的大手笔，主要表现在他的学术建树上。“无创见，不动笔”，是罗老师一生恪守的信条。1962年，罗老师一学界新锐，却敢于与史学名家叫板，以惊人的勇气和厚重的学识，否认了在当时影响很大的“中国人率先发现美洲说”，赢得学界大名。此后，罗老师每有新说问世，多能振聋发聩、甚至惊世骇俗。例如，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就指出，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古老中国，恐怕永远都不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他还认为，所谓的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并不适用于对亚洲尤其是中国历史进程的分析。这些观点，今天看来，似乎很平常，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无谛于石破天惊之语。
“出手不凡”，是学界同仁对罗老师的普遍印象。人们交口赞誉罗老师为大家。但有多少人能够知道，这位大家，做起学问来，雪案萤窗，郊寒岛瘦，是怎样的投入和执着。我常对人说，我很少见过像罗老师这样有天分的人，更没见过像罗老师这样有境界、下功夫的人。他把全副精力都倾注于工作之中，从不满足现有知识和流行观念，以百折不挠的精神迎战并克服困难，探索未知世界。记得1996年春节，我到罗老师家汇报在日本的学习情况，罗老师对我说，他决定每个月写一篇大文章。那一年，罗老师已六十有九。在我的学习生涯中，能遇到罗老师这样值得敬爱的老师，当无遗憾。我在罗老师身上学到太多的东西。他始终保持的那种如“仰山铸铜，煮海为盐，终无止境”的治学精神，尤其在我成学过程中发生了关键作用。
（编辑：林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