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绮瑾
“我是劳伦斯·席勒，我什么都能搞定。”——席勒喜欢说这句话
“我不是知识分子，不是历史学家，我只是一个新闻人。”——接受采访时，席勒反复强调
1960年代的美国只要有新闻，就少不了摄影家劳伦斯·席勒，现在他来记录中国。他认为，当下的中国有如1960年代的美国:“疯狂，不受控制……你只能等待并回过头来看它，因为那个时期发生的事情没有规律，没有原因”
9月18日上午10时，北京大雨滂沱，为数不多的记者准时赶到了劳伦斯·席勒摄影展的开幕式现场。71岁的席勒凌晨两点才躺下，这时已经在现场指挥助手调试灯光：“亮！亮！”他学会了一个中国词。
灯光照亮了入口处一块红色大展板，上面写着标题——《席勒眼中的梦露和同时代的明星们》，几天前这个标题是《梦露和美国六十年代》，现名是在中方有关机构的执意要求下改成的。
劳伦斯·席勒是谁？他拍的照片就是他最好的名片。大厅里，约60张照片摆成一个环形。左半环是17张与梦露有关的照片，右半环是37张与美国1960年代有关的照片。总统竞选败给约翰·肯尼迪的尼克松、刺杀约翰·肯尼迪的奥斯瓦德、决定继续哥哥遗志的罗伯特·肯尼迪、倡导种族融合的马丁·路德·金、参加越战的美国士兵、反对越战的拳王阿里、引领迷幻剂风潮的提摩太·李尔利，以及好莱坞的大明星保罗·纽曼、罗伯特·雷德福、芭芭拉·史翠珊等等。
劳伦斯·席勒1936年12月28日出生，1960年代时才二十来岁，但是《巴黎竞赛报》、《生活》杂志、美国《新闻周刊》等媒体都信任他，派他去一个个重大事件现场，他也总是能拿回独家猛料。
即使现在年过七十，他依然每年工作两百多天。1976年，他放下专业相机，开始写作和拍电影，关注的依然是当下最热门的话题：无故杀人后主动要求死刑的加里·吉尔默、刺杀肯尼迪的奥斯瓦德、被控杀妻的体育明星辛普森、被父母谋杀的童星乔波内·兰茜，都是他作品的主角。2005年9月，他开始了采访中国当代艺术家的计划，他要据此写一本书，再拍一部电影。
“席勒和我说过，他觉得现在的中国有一方面很像1960年代的美国，就是变化非常快速、迅猛，英雄辈出。他说：‘这个时候不能没有我。’”席勒的朋友、中国摄影家海波说。那美国的1960年代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席勒采访过的中国艺术家建议他：“不如把你的作品拿来给中国人看看吧。”
于是有了这个展览。席勒自己租场地，自己设计画册、海报，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给每一个记者讲解照片背后的故事。照片里的许多人物都已逝去，71岁的劳伦斯·席勒以新人姿态登上中国舞台。
梦露是精明的职业女性
梦露总是吸引眼球。席勒深谙此理。2005年，席勒受邀第一次来到中国，因为他拍摄的有关美籍华裔警探李昌钰的电视剧被央视买下。李昌钰教了他一件事：见中国人第一面，你要送礼物。于是每次见到中国朋友，他的现任太太——也是一位摄影师，会送别人一张她拍的约翰·列侬，而席勒则会送一张玛丽莲·梦露。
今天的席勒会从历史的角度去解读梦露：“她像一座桥梁，把1950年代和1960年代连接起来。她又像一扇窗，她是肯尼迪总统的情人，总统遇刺了；她也是总统的弟弟鲍比·肯尼迪的情人，鲍比也遇刺了。”
在梦露家门口，他还曾见过肯尼迪总统的妹夫、当时美国的司法部长等人进进出出。
1960年刚接下拍摄梦露的活儿时，席勒觉得这不过是众多活计之一，他甚至没跟当时的妻子提起。1962年，再次拍摄梦露，情况就不同了。这时的席勒已经声名鹊起，他拍政治家，也拍明星，对好莱坞的家长里短都有所了解。他知道梦露非常想生孩子，却遭遇了流产。他知道当时伊丽莎白·泰勒拍《埃及艳后》的片酬有100万美金，而同样签约20世纪福克斯公司的梦露，一部片子的薪水只有10万美金。
他眼中的梦露不再是个头脑简单的金发美女，而是一个历经坎坷仍挺下来的职业女性。“我能否用图像显示她脑中所想？有没有那样一种时刻，她眼中像是有东西呼之欲出？”席勒耐心守候着这个时刻。当梦露在化妆间里有意无意露出没穿内衣的身体时，席勒忍住了没有按动快门。最终，梦露回报了他。当他为电影《双凤奇缘》拍摄剧照时，有一幕梦露穿着比基尼跳下泳池，等她浮出水面时，已经什么也没穿。
席勒与另一位摄影师一起捕捉了这一幕。席勒立刻跟这位摄影师商量：“如果照片有两套，价格会比只有一套低，不如我们把照片放到一起卖，五五分成。”这个精明的犹太人成功了。
梦露看到这组照片后，安静而坚定地说：“我希望下周的杂志封面都是我，而不是伊丽莎白·泰勒。”
在拍这组照片之前，他已经拍下尼克松竞选总统失败的一组照片，获得美国国家新闻摄影师协会与世界百科全书颁发的年度“最佳叙事照片奖”。但是人们不会好奇谁拍的尼克松，只会好奇谁拍下了梦露裸身走出游泳池。席勒因此获得更多的拍摄工作，更高的价码。
几个月之后，梦露去世。席勒联合另外23位拍过梦露的摄影师举办联展。摄影展迎来了成千上万的参观者。席勒与合作者算计：“干嘛不出一本书呢？”他决定用已经得过一次普利策奖的作家诺曼·梅勒来写这本书，“因为梅勒以强烈歧视女性而著名。当时正是女权运动兴起的时候，他却是男权主义者，所以他有一种天然的张力。没人看过诺曼·梅勒写女人，他写政治、写战争，现在他要写玛丽莲·梦露，每个人都会想看他到底写了什么。”出版社知道这书肯定会好卖，预付给席勒十几万美金，他拿出其中一部分给了梅勒。这成为二人合作的第一本畅销书。
几十年后，人们看到泳池边的这组照片的反应，让席勒意识到，“这个女人会红很久、很久”。但是席勒自己最喜爱的却是梦露只露出一张笑脸的照片：“这笑容有点孩子气，很可爱，就像我私下里认识的那个梦露。”私下里的梦露，会坐在化妆间外的台阶上与席勒闲聊，声音轻柔安静。“她非常想要一个孩子，为此她可以牺牲一切。她结婚就是为了生孩子。因为生不了，才跟另外一个人结婚。”席勒说。
“她其实是个聪明的职业女性，那个胸大无脑的‘花瓶’只是她的表演。因为她知道经历二战，男人们需要的是个金发美女，希拉里在1950年代不会受欢迎。”席勒说。
“我已经移到后座”
如果要在这次展出的照片所涉及的人物里选择一个最重要的，席勒不会选梦露，而会选罗伯特·肯尼迪——席勒喜欢亲昵地叫他“鲍比”。“鲍比代表着当时年轻美国人的梦想和理念。他想要结束越战，他想把黑手党赶出美国，他想弥合当时的种族分裂。而且他用一种年轻人的方式做，不是搞小团体，不是老式的政客。”席勒指着罗伯特·肯尼迪在飞机上凝视窗外的照片说：“我拍了这张著名的照片，他的思考、对未来的想法、责任，都在这张照片里。”在哥哥约翰·肯尼迪遇刺之后，罗伯特·肯尼迪决定参加总统竞选，这张照片摄于他乘坐飞机去加州拉选票的途中，不久之后，他也被暗杀。这张照片被用于他的葬礼。
不仅是大人物，普通人的生命同样动荡不安。哪一次死亡最让席勒震撼？他指向了一幅阴暗的照片。西雅图市一家医院的地下图书馆里，6个人的身影沉没在黑暗中，包括一名戴着白领圈的牧师，他们是一组“匿名委员会”。当时美国刚从北欧引进了一套肾脏透析仪器，每年只能为三名病人提供治疗，但是全美国有1万人申请。这个由非专业人士组成的匿名委员会通过阅读申请者的档案来决定给谁治疗。
席勒接受《生活》杂志的派遣，在那家医院呆了一个多月，与那里的医生、病人一同起居饮食，拍下一组照片。“有钱人比较可能得到治疗，因为他们有足够的钱支付长期治疗的费用；小孩比老人更可能得到治疗，因为老人已经活了很多时间；一个钢琴家或者小提琴家也许更应该得到治疗，因为他可以给社会作更大的贡献。”席勒回忆说，“这是我拍过的最有意思的照片。这些人坐在一家医院地下的图书馆里，要决定谁能活下去，谁注定要死。”
这组报道刊发之后，对这个匿名委员会的运作产生了什么影响？席勒听到南方周末记者的这个问题一时语塞：“该死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后来就接了另一个合同，去做另一个报道了。”[NextPage]
那个动荡的年代，对于席勒来说，也就意味着机遇。席勒的父亲是一位人像摄影师，开了一家照相馆和照相器材店。席勒小时候常在店里帮忙，高中时就已是个熟练的摄影师。1953年，17岁的席勒开始在专业杂志发表照片，当时他还在给别的摄影记者做学徒。每次拍完照片之后，他负责开车回去，摄影记者则在后座休息。“到了1960年代，我已经移到后座。”席勒面露得意之色。
他什么都拍，从突发新闻到娱乐明星。这也让他在二十出头的年纪，就存够了钱，在南加州买下带后院和游泳池的大房子。这次展出的照片有一张，是1968年席勒拍下的迈克·杰克逊五兄弟在南加州海边欢唱的一瞬。当时迈克·杰克逊才10岁，跟席勒的儿子是好玩伴。
“到了1960年代末，我报道的很多故事都登载杂志封面上，我也成为这十年历史的组成部分。”席勒说。
《刽子手之歌》
1976年，席勒中止了职业摄影师工作，将工作重心转向写作和拍影视剧。原因，他解释为对拍照“做腻了”。而在他的老搭档诺曼·梅勒的笔下，“漫长的六十年代”的尽头“是电视时代”。席勒又一次敏锐地抓住了机会。
这一年7月，一个叫加里·吉尔默(GaryGilmore)的年轻人射杀了两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因为他的女朋友离开了他，他正心烦意乱。当年10月，吉尔默被判死刑。他的母亲以及其他团体和个人出于不同的动机一再提出上诉，以致行刑日期一次又一次被推迟。但是吉尔默本人却一心向死。1977年1月27日吉尔默被枪决。
吉尔默放弃上诉之后，席勒第一时间与吉尔默的家人取得联系，表示想报道吉尔默的故事并拍一部电影。这次他没有接受任何媒体的委派。“1976年的时候，我已经不再需要任何媒体派我去。如果我发现一个好故事，所有媒体都会愿意登我的报道。”席勒说。
他付了约1000美金给吉尔默：“付钱并不能保证你可以得到一个好故事、真实的故事。它只能保证你是独家的。”席勒通过吉尔默的家人认识了吉尔默的律师，甚至成为律师的参谋。然后，他终于在监狱见到了吉尔默。
隔着一块玻璃，他们面对面交谈。吉尔默问：“谁会来演我的电影？”席勒答：“你为什么想知道这个？”吉尔默说：“我的人生，我有权决定谁来演。”席勒答：“加里，将会活下去的人是我，不是你。决定谁来演这个电影的人也是我，不是你。”然后，他作势要走。吉尔默立刻说：“好吧好吧，你决定谁来演这个电影。”席勒坐回来，说：“顺便问一下，那你想谁来演这个电影？”吉尔默答：“加里·库珀。”——当时库珀已经去世，吉尔默说完两人都笑了。“就是这一刻，他在测试我，看他能多大程度上控制我。”席勒回忆说。
处理人际交往中微妙的控制与反控制，席勒是个行家。马龙·白兰度曾对他说：“我不想动。”席勒听罢收起相机就走，最后妥协者是马龙·白兰度。
通过这一关，席勒得以继续与吉尔默联系。他找了一位合作者，采访了一百六十多人，有的人反复采访的时间达100小时，采访的对象从吉尔默的母亲到母亲的母亲，到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吉尔默成长经历中笼罩着的摩门教阴影，他受到的1960年代嬉皮文化的影响，他与女朋友的坎坷恋情，为他争取免除死刑的人们的不同动机，一一被挖掘出来。
然后，8万字的报道刊发于《花花公子》杂志，成为这本杂志发表过的最长的采访。
这时，席勒已经想写一本关于吉尔默的书。不是他自己写，他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好写手，而且在这件事情上，他已经牵扯太深。他再次找到了诺曼·梅勒。梅勒在席勒采访的基础上又追加了采访，阅读了大量档案、材料，花了近两年，写出“新新闻主义”代表作《刽子手之歌》。这一次，梅勒又尝试了一个第一次：以往，他的写作总是带有强烈的自我关注，但是在写作这本书时，基于席勒调查采访获取的第一手材料，梅勒将作者隐藏到最小，以一种不动声色的超然态度描绘了一幅美国社会风情画卷。
《刽子手之歌》为梅勒赢得第二次普利策文学奖，也成为当年畅销书。这对拍档继续合作，梅勒写剧本，席勒做导演和监制，制作迷你剧集《刽子手之歌》，又得艾美奖。他用了一个总是演配角但是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来演吉尔默，这也让后来的大明星汤米·李·琼斯第一次赢得艾美奖最佳男主角奖。他找了一个和他一样满脸络腮胡的演员演他自己。剧集里，就在吉尔默行刑的前一分钟，拉里(席勒在剧中的名字)仍在记笔记——虽然公众对于席勒近乎冷酷的报道行为颇有争议，席勒自己对此却从不回避。
这次的展览里，席勒带来了一张吉尔默的照片，摄于死刑执行之前两小时。“这个事情虽然发生在1970年代，但它代表了1960年代，是1960年代各种社会问题的结果。”席勒解释说。
直到1994年，席勒才重操摄影师旧业，是因为接受了一项委托，去报道辛普森被控杀妻案。1960年代，席勒就曾为体育明星辛普森拍过不少著名的照片，结下了私交。当辛普森入狱之后，席勒和他的拍档、女摄影师凯茜·阿莫曼成为惟一可以入狱采访、拍照的人。又一次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结果是又一本畅销书——揭露此案内幕的《美国悲剧》，以及同名热播电视剧。1997年，凯茜·阿莫曼成为席勒第三任也就是现任妻子。
9月18日的上午，当席勒在北京回忆他调查辛普森一案的经历时，美国传来一条新闻：辛普森因涉嫌持枪抢劫再次被捕（李如一对本文亦有贡献）。
（李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