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长怡  

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专辑，刘德海演奏，小泽征尔指挥。
 
 
　　1979年春天，一位模样奇怪的外国人出现在国人眼前。他顶着雄狮般的蓬乱长发，穿着黑色西装，神情活泼，动作夸张。他就是当时已闻名世界乐坛的日本籍指挥家小泽征尔。他带领美国波士顿乐团，与中央乐团在首都体育馆进行了一次联合演出。18000人现场聆听演出，更多的人坐在电视机前看完了转播。这是很多人平生第一次现场观看交响乐演出。不少人因此深深记住了这场音乐会，甚至因为它改变了人生道路。对于中国的交响乐发展史来说，这次演出堪称“里程碑”，而小泽征尔则是一位值得铭记的人物。

　　 第一次来中国指挥，他带上父亲遗像

　　小泽征尔属于“文革”结束后很早就来到中国的外国人。1976年末，这位闻名遐迩的指挥家“文革”后首次访华，是以旅游者的身份悄悄来的。“那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小泽应是‘文革’后以国际音乐大师身份来华访问的第一人。”音乐家吴祖强在文章中回忆道。小泽征尔那次来访是个人访问性质，同行者有他的母亲和弟弟，由已故中央乐团指挥李德伦接待。年近9旬的指挥家韩中杰，当时是中央乐团常任指挥，他也在这一次认识了小泽征尔。“可以说这一次小泽征尔是来‘打前站’的，就是回来看看国内怎么样。我们以乐团的名义请他在一家烤鸭店吃了一顿饭。”

　　所有谈到小泽征尔的人，都会提到他深厚的中国情结。他对中国的感情之深，没有第二个国外音乐家可以相比。小泽征尔1935年出生于沈阳，他们家在他出生后的第二年举家迁到北京，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夕，才全家回到日本。这段在中国度过的童年经历，使他一生都对中国满怀感情。

　　等到小泽征尔第二次来到中国的时候，韩中杰对他的“中国情结”有了更深刻的印象。当时是1978年4月，中美还未建交。但小泽征尔已经明确提出要指挥中央乐团演出。“当时对外友好协会出面商谈，谈成了这件事。”这次算是小泽征尔的正式访华之行，“小泽征尔一家把这次来华看得非常的隆重。他的母亲和三位兄弟都来了。他们四兄弟都出生在中国。”韩中杰回忆道。

　　当天的演出，小泽征尔在台上指挥中央乐团演出，他的母亲和三位兄弟坐在台下观看，他母亲怀里还抱着他父亲的遗像。“他母亲坐在观众席，把他父亲的遗像包好，放在跟前，当做看着儿子表演，等于说全家都来了。”在演出之后的联欢会上，小泽征尔和他三位兄弟拥抱在一起，唱起日本歌曲，非常激动。“他的兄弟都不是音乐界的，唱得挺业余的，但看得出很高兴。当时小泽征尔在国际上已非常有名望了，但他们一家仍然把中国的这次演出看得非常重。我的理解是，他们把中国看成自己的家乡，在故乡的成功演出，让他们了了一个心愿。”韩中杰说。当时小泽征尔的身价已经很高，但这次的演出并没有收取任何费用。

　　小泽征尔这次还听到了当时还是音乐学院学生姜建华演奏的《二泉映月》。有一个传播甚广的说法是小泽征尔听到这首《二泉映月》时激动得流下了眼泪。韩中杰证实了这个说法：“我当时就在旁边，我看到他很感动，眼泪流了下来。他从此非常欣赏姜建华，演出结束后还把她带到了美国演出。现在姜建华在日本。”

    就在小泽征尔这次中国之行过程中，韩中杰还在简陋的家中接待了这位指挥大师一个晚上。这是充满喜剧色彩的一个片段。“那天我们到飞机场接他，一上汽车，他就说，我怎么没跟中国的指挥家坐在一起啊？后来他被安排住到宾馆去，但是他自己坚持要到中国指挥家里头住，结果只能同意。”韩中杰有点“勉强”地接待了小泽征尔。在那个年代，普通人家里没什么能力接待客人，何况还是美国来的客人。

　　“那时候北京的生活条件差得很啊，我住的屋子只有两个房间加一个小厅。吃的东西也很困难。”尽管小泽征尔很随和、不挑剔，韩中杰还是很犯愁。他首先得把家里布置得像样一点。“我家没有沙发，只有两张木椅子，正好有个同事家里自己做了两个木头的沙发，就将他的沙发借过来摆在我家的厅里头。我还从团里头借了一台高级录音机，摆在家里。还借了字画挂在墙上。”这么一折腾，总算比较像样。但是吃的又是个问题。“小泽征尔一再要求要在家里吃饭，但那时候我们吃点肉还是很困难的。于是文化部就和北京饭店联系，让他们提前把东西准备好，给我们送过来。那天北京饭店送来了肉馅，我们在家里包饺子吃，就像家常便饭一样。”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韩中杰把儿子“打发了”，女儿和保姆一张床，他和小泽征尔挤一张床。“一整夜没有怎么睡，都在聊天。因为他指挥过我们乐团，所以我就让他说说对乐团的看法、建议，比如怎么训练乐团之类，说的都是比较专业的问题。”小泽征尔不会说中文，韩中杰和他交流都是用英语。“第二天一早，他就和对面的幼儿园小孩玩去了，那一晚基本没睡觉。”韩中杰说。

　　如果说，小泽征尔的中国之行是“寻根之旅”的话，对中国交响乐发展则有另外的重要意义。韩中杰记得“文革”期间中央乐团的情形。“‘文革’期间是不许演奏交响乐的。像《梁祝》都不行，只有《黄河协奏曲》这样的‘样板戏’可以。”当时国内大部分的乐团不能碰西洋乐器，除了像中央乐团这样的“样板团”。尽管如此，他们依然不能光明正大地演奏除了“样板戏”之外的音乐。“有些音乐教授教的是冠冕堂皇的《白毛女》之类，但是关起门来还是偷偷练习西方乐器和音乐。”

　　早在1973年，美国费城交响乐团就曾来过中国演出，但对国内交响乐的局面并无多大改变。“中国方面没有太隆重的欢迎仪式，不过江青还是亲自接见了他们，也表示欢迎。”韩中杰说，“当时演出后中美两国的乐团还有联欢活动，那段时间我们也被允许演奏西洋乐曲。”但费城交响乐团一走，一切又恢复原样。“费城一走，江青就翻脸了，说那些音乐还是资本主义的靡靡之音，西洋乐器还是不能练。”1975年，中央乐团举行的纪念贝多芬逝世150周年音乐会，是破天荒第一遭，但之后北京的音乐文化生活依然没有很大的好转。

　　不过，到了70年代末小泽征尔来中国指挥的时候，情况已经大不一样。“那时候可以说我们的乐团完全解放了，恢复了正常的训练和演出。观众也开始对交响乐感兴趣了。我们中央乐团的演出，观众开始排队买票了，有的演出甚至要半夜就开始排队。”可以说乐团和观众，都做好了复苏的准备。

    1979年初，中美刚刚建交，小泽征尔马上向美国政府提出申请，安排波士顿交响乐团来中国演出，目的是庆祝中美两国建交。“说来也挺有意思，中美两国建交的庆祝演出，居然是一位日本人来指挥。”韩中杰说着笑了起来。这一次是波士顿乐团和中央乐团联合演出。

　　蒋力是中央歌剧院创作策划中心主任，也是资深的乐评人和歌剧、音乐剧制作人。1979年，他21岁，正是青春烂漫的大学时光。波士顿交响乐团这场音乐会，他不仅看了演出，还看了之前的走台和彩排。“我上的是北京师范学院，现在叫首都师范大学。我们学校在花园村，离演出地点首都体育馆非常近，到那里特别方便。看走台大概是因为第一次见这位指挥家，很新奇的缘故。”蒋力记住小泽征尔的首先还是他那头长发：“我记得他的头发比较长，跟我们当时男性的头发是很不一样的，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外貌上跟中国人的区别。在作品的选择方面，他要求音乐会上一定要有中国作品。通过多次来中国访问和中国音乐家的合作，他跟中国的这种特殊关系得到了加深和巩固。他非常欣赏二胡演奏家姜建华，他认为姜建华拉得很好，还邀请她到国外合作演出。但是在我听的那次音乐会上，没有二胡，只是在《白毛女组曲》中有一个中国乐器叫板胡，在其中起着领奏的作用。当时两个乐团在台上，各声部都穿插地坐着，一排中国人，一排美国人。”蒋力注意到一个细节：“《白毛女组曲》那天可能是第一次排练，排练完这段以后，从小泽征尔开始，到乐队里面的所有美国人，一起为这位拉板胡的中国乐手鼓掌。我能看出他们一个是感到欣喜，另一个是对中国民族乐器演奏的尊重。这是当时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场面。”

　　当时，李德伦在中央乐团属于“靠边站”的人，没有负责什么实际事务。蒋力之前听过他指挥的演出，认出了他。“李德伦先生穿着四个兜的制服，还不太合身，显得有点紧绷绷的。他很喜欢摄影，拿一个小相机在旁边拍照，那个相机在他胖厚的大手掌上显得很小。那时候没有什么长镜头，所以他只能拿着相机在旁边慢慢晃，一张一张地照。有一次要照乐队当中的一个女演奏员，大概是二提琴那个位置，两国的乐队在一块人就多了，他就得站在外边探着身往里拍。当时照完以后，人家还冲他微笑点头示意。”[NextPage]

　　到了正式演出的时候，蒋力看到另一个细节：“当时的日本电视台有一个现场摄制组，跟着拍专题。因为当时中国的电视还比较少，对电视采访这些东西都不大了解，所以看着他们觉得很新鲜。这个摄制组在演出现场拍摄，还被允许走动。但我注意到，那位摄像师对小泽征尔有一种几乎是顶礼膜拜的敬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不是走来走去地拍摄指挥过程的，大部分时间是非常小心地呆在一个地方拍摄，我们叫固定机位；即便有走动，也是蹑手蹑脚的，连扛机器都选择影响最小的动作。其中有一个镜头，摄像师是跪在小泽征尔的脚下，仰拍他指挥的特写，一跪就是一分多钟。在那么一个舞台上，这样的细节让我印象非常深。”这让蒋力深刻地体会到，小泽征尔在日本人心目中那种高山仰止的形象：“他那么多年没回日本，但日本人还是把他当国宝级大师一样看待，这是很不容易的。”

　　在听波士顿交响乐团这场音乐会之前，蒋力对交响乐所知甚少。“文革”期间他在家里听唱片，像《贝多芬第五章乐曲》一类。“但是那时候听唱片是不允许的，所以只能偷偷地听。后来我们家的唱片都被抄走了。”另外就是听过一两场中央乐团演奏的交响音乐会。“1977年纪念贝多芬逝世150周年，中央乐团在民族文化宫的演出，由李德伦指挥的。后来我了解到，他们一直很努力地向中央争取这一次演出，说当时全世界都在纪念贝多芬，中国不搞不合适。文化部把这个报告一直送到了中央才批下来。那次演出允许卖票也是破天荒的。当时一个人可以买四张票，我一大早就去排队买票了，因为要排很长时间。”尽管对交响乐有粗浅的了解，但蒋力坦言是波士顿的这场演出让他“开了窍”：“之前都没有觉得交响乐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听小泽征尔指挥的这一次演出，改变了我。”

    现在蒋力对那场演出的曲目已经没什么印象，但对整场演出的情形却记忆犹新。“对于我这样一个初入门的年轻人来说，那场音乐会基本上起了启蒙的作用。后来卡拉扬带着柏林爱乐乐团来中国举办音乐会，我也去听了，但是印象都没有这样深刻。到目前为止，与其他大指挥家相比，我对小泽征尔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感觉特别亲切和亲近。”蒋力对于小泽征尔的这种认同，除了音乐家的艺术风格和人格魅力之外，还有某种地理上的亲缘心理。“小泽征尔早年在北京住过的一条胡同，东单新开路胡同，我也在那里住过，现在那条胡同还在。小泽征尔母亲去世的时候，有一部分骨灰还葬在胡同里他们住过的那个院子。小泽每次到北京，只要有时间，都会去那里看看。”因为小泽征尔的特殊人生经历，很多北京人甚至中国人，都把他当成半个老乡，这也是他在中国特别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对于蒋力这样的年轻人，小泽征尔可以说改变了他们的人生道路。大学毕业后，蒋力进入文艺类刊物《文艺研究》和《中国文化报》工作了10年，后来担任音乐剧制作人、中央歌剧院策划中心主任等等，30年来从事音乐艺术这一行业。“其实，1979年当时我连音乐爱好者都称不上，但在那次演出的影响下，像我这样的人都走入了这个音乐行业。一直到现在，即使有其他职业的乐迷，说起这件事情大家也都会津津乐道。知名乐评人卜大炜也写过文章回忆那几场演出，他说当时自己也不是做这一行的，也是那段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蒋力说。

　　“小泽不仅改变和修正了当时中国音乐人的音乐观念，还使中国交响乐事业在西方有了指引。”乐评人刘雪枫这么评价道。对于中国交响乐事业，小泽征尔的影响不容小觑。他在中国的演出不仅风靡一时，对当时的国内指挥界也有深入的影响。

　　相对于当时国内指挥家稳重的指挥风格来说，小泽征尔感情充沛、充满活力和动感的风格实在太“另类”。“‘文革’前我们只接触过苏联、东欧这些国家的交响乐团和指挥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响乐团一无所知，小泽征尔是我们见到的第一个国际级指挥大师。他的指挥风格出乎很多人的想象。”韩中杰回忆道：“他和卡拉扬是1979年前后来的。师徒俩的指挥风格也不太一样，小泽征尔指挥喜欢全身动弹，卡拉扬则闭着眼睛。和我们的乐团合作的时候，我们都担心乐手看不懂指挥。我问他们看懂了没有，他们说没事，看首席！”不过两个乐团合作，中国的乐手们还是比较容易出错，会抓不住节奏抢前出来，行内管这叫“冒泡”：“两个团合作，冒泡的都是我们的人。”韩中杰笑着说。

　　而对当时学指挥的学生来说，小泽征尔的“魔力”更甚。蒋力记得，当时指挥家黄飞立还因此批评过门下的学生。“那批学生刚入学而已，当时影像资料本来就很少，现场观看这样的大师指挥，自然让大家眼前一亮：原来指挥可以这样的！”蒋力说：“在1979年的时候，中国舞台上的指挥家，无论是李德伦、韩中杰，还是黄飞立、郑小瑛，都没有像小泽征尔这种以幅度很大的动作、丰富的身体语言来感染乐队、带动乐曲演奏的阐释风格，在当时看来，是破天荒的。后来来中国的无论是卡拉扬还是阿巴多，动作都比小泽征尔更加内敛，动作幅度更小。”[NextPage]

　　当时受小泽征尔影响最大的是邵恩，他回到学校以后，在课堂上就变样了，开始推崇模仿小泽征尔的风格。黄飞立是主课的老师，就提醒他说，不能光看了人家外表的一点东西就跟着模仿，这只是架子，好看而已。现在要学的不光是模仿，还要学习音乐内在的、根蒂性的东西，要首先琢磨清楚作品。“邵恩是当时那一批指挥家中动作幅度比较大的一个，我曾经看过他的一次音乐会。他指挥得激动的时候，随着手势，手里的指挥棒就飞出去了，飞到了乐队靠边的地方。因为演奏还在持续，他不可能跳下指挥台跑去捡指挥棒。但是那天就很奇怪，指挥台上居然还有一根指挥棒。他就很从容地拿起台上的棒继续指挥。”而中国另一位指挥彭家鹏，则被直接评价为“新一代的小泽征尔”，是受小泽征尔影响最大的一个。

　　“小泽确实为中国的音乐事业做了大量事情，特别是对交响乐团的建设、音乐学院师生的培养、中外音乐交流的牵线搭桥等方面，事必躬亲，无微不至。尽管小泽后来在艺术上少有新的境界，既无法使可塑性极强的维也纳爱乐呈现‘小泽之声’，又不能将日本的‘新爱乐’脱胎换骨，但他还是因为多次训练中国的青年乐团卓有成效，而继续无损‘点石成金’的音乐魔法师称号。”这是刘雪枫对于小泽征尔在中国音乐事业方面的评价。今年70多岁的小泽征尔，身体欠佳，也早已从艺术巅峰退了下来。但他对中国的影响，中国人对他的感情，没有因为时间流逝而磨灭。

    大事记

    1973年初，由指挥约翰·普里查德爵士（1921-1989）带领的伦敦爱乐交响乐团到访北京，在天桥剧场演出，采取“有组织的分配售票方式”，实际上是“赠票”，赠给“外事部门”和在京的“样板团”。伦敦爱乐乐团是新中国第一个来访的西方交响乐团。

    973年4月，维也纳爱乐乐团来华演出两场，第一场在民族宫礼堂演出，由时年39岁的阿巴多指挥；第二场在首都体育馆，由威利·波斯科夫斯基执棒。

    1973年，奥地利钢琴四手联弹———康塔尔斯基兄弟来华，分别在北京和湖南长沙演出，两人当时是欧洲四手联弹的权威。

    1973年9月，享誉世界的尤金·奥曼迪率费城交响乐团来华演出。只有一场在民族宫演出，不许电视转播，不许看排练。

    1976年6月，斯图加特室内乐团来访，地点在民族宫。指挥卡尔·明兴格尔，曲目都是巴洛克时期的作品。

    1978年6月，小提琴大师艾萨克·斯特恩访华，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位来访的西方小提琴大师。斯特恩在红塔礼堂开了两场音乐会，第一场是协奏曲音乐会，由李德伦指挥中央乐团协奏。第二场是奏鸣曲专场。在正式演出前，还举行了大师课。

    1979年3月，小泽征尔率波士顿交响乐团访华演出，在音乐界掀起又一个热潮。当时中美关系开始步入成熟期，波士顿交响乐团受到了邓小平副总理的邀请，是第一支来到中国的美国交响乐团。邓小平、宋庆龄等国家领导人现场观看了演出，并会见了小泽征尔。

    1979年4月，法国里昂交响乐团来华，演出在红塔礼堂举行。音乐总监是博多。

    1979年10月，卡拉扬率柏林爱乐访华演出。柏林爱乐举行了三场音乐会，三套曲目。第一套是莫扎特的第三十九交响曲、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第二套是德沃夏克的第八交响曲和穆索尔斯基-拉威尔的《图画展览会》；第三套是贝多芬第四交响曲和第七交响曲。

    1979年11月，由安德鲁·戴维斯指挥的多伦多交响乐团访华，曲目有德彪西的《牧神的午后》和李斯特的第一钢琴协奏曲。

    参考卜大炜《拾回的记忆———记七十年代的几次“涉外演出”》一文整理

　（编辑：杨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