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苌苌

1962年的鲍勃·迪伦

1971年，列侬和大野洋子出席戛纳电影节时合影

大门乐队主唱吉姆·莫里森

约翰·列侬

　　1968：伊甸园之门

　　乌托邦的想象力曾在人们头脑中创造出层出不穷的自由幻象，激起一阵阵意欲改变世界历史的热情，如今，人们则以更大的生活欲望和更小的政治激情，重新热爱平庸并容忍这个到处是缺陷的世界。

　　影片《大门》开始那一段，是一根划破黑暗的火柴。那火柴烧了40年，点燃一支香烟，放到莫里森的墓前。迪克斯坦在他的名著《伊甸园之门》中轻松而武断地定义了两个年代，他说，鲍勃·迪伦(听歌)1965年在新港民歌节上的演唱表明，民歌时代已经结束，摇滚乐的时代开始了。他把1974年1月迪伦在麦迪逊花园广场的音乐会，看做是60年代结束的标志。“音乐会接近尾声时，全场到处亮起了火柴和打火机——每个人都为自己的不朽点燃了一支蜡烛。”如今这样的仪式还会在各类演唱会上出现，但许多人用荧光棒取代了打火机。荧光棒没有温度，没有攻击性，这些亮晶晶的东西只是一种点缀，所以如果你听的是让你激动的音乐会，那最好还是带上你的火。

　　在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14岁到24岁的年轻人有4000万，占全国人口的20%，他们的人数和富裕的处境，保证青年人的反主流文化运动的规模得以日益壮大。全美国十几岁的青少年，每年要花费250亿美元，商人开始认真对待这些孩子。《青少年》杂志的编辑说，“音乐市场有史以来首次由青少年左右。他们是最热爱音乐的一代”。

　　1968年1月1日到6月15日，美国共发生221起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遍及101所美国大学校园。学生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活，超越以前所有的道德底线，青年人对政府失去幻想，逃避兵役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和原则。“战争只是部分原因，自从禁酒法颁布以来，还从没有这么多人认为有些法律毫无意义，于是开始加以违抗。大麻就是一个例子，它不同于其他麻醉品，并不会成瘾;又不同于烟草，对吸者无害，年轻人往往认为吸大麻是一种社会身份的象征。”威廉·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中这样写道。校方几乎不加干涉，还声称有权管辖自己的地盘，政府无权过问。在可以想象的一切方面，学业要求都放宽了，由于乱打高分，很难让学生不及格。

　　1968年当选美国总统的尼克松指出了当时的美国困境:“我们发觉我们自己在物质方面很富裕，但在精神方面很贫乏……我们四分五裂，缺乏一致性，我们看到周围空虚的生活，缺乏充实的内容。”在社会道德缺失的时代，父母对孩子也失去控制，代替他们的是一些行为举止惊世骇俗的男青年——约翰·列侬、鲍勃·迪伦、米克·贾格尔，当然还有吉姆·莫里森。大学生不看书，他们甚至鄙视图书馆，把它视为某种沉重的历史记忆或者维护既定体制的传统知识堡垒，与民主时代的自由精神格格不入。在60年代造反运动最激烈的时刻，大学生甚至想放火烧掉图书馆，但他们显然听音乐，这一代人对音乐的沉迷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摇滚明星与唱片公司结成联盟，前者具有窥测大众初露端倪的欲望的天赋，后者则是想在摇滚乐中挖金矿的新贵。

　　尼采的《悲剧的诞生》是吉姆·莫里森青少年时代的精神读物，其实这本书的全名叫《悲剧从音乐精神中诞生》。尼采赞同柏拉图关于音乐的分析:与舞蹈相伴的节奏和旋律是灵魂粗野的表达。这种方式虽然粗野，但并非出于兽性，音乐是充满惊奇和恐惧，最心醉沉迷状态下的人类灵魂的媒介。尼采认为，酒神的冲动产生了音乐艺术，“就算是面临最奇异与最艰巨的问题，也要肯定生命。生命的意志即便在最高的牺牲之中，亦因其自身的永无匮乏而欢欣——这就是我说的酒神精神，这是我所理解的通向悲剧诗人心理的桥梁，不是为了消除，而是为了让人超越一切恐惧和怜悯，感受存在的永恒欢乐”。

　　60年代革命是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消费主义文化和生活方式对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的禁欲主义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反击。中产阶级的孩子们以左派的名义进行了一场资产阶级文化革命，并充分享受革命的成果——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老资产阶级所拥抱的贵族文化不是其阶级属性应该拥有的文化，他们的孩子喜欢的文化才是真正资产阶级属性的文化。五六十年代创造了一种专属于青年的音乐文化:老资产阶级流连于古典管弦乐，他们坐在音乐厅里，四周坐满了人，但每人都感到自己是单独坐在那里聆听音乐——这是资产阶级的隐私权、私有制、社会礼仪的一种变相表达;露天摇滚音乐会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台上台下全在唱，每个人都感到自己在一个热情的群体中，不再是一个个彼此分离的孩子。

　　酒神精神也是摇滚乐的真正意义所在，在当时没有其他精神食粮可与之抗衡。摇滚乐对大多数年轻人的吸引力来自它表面的野性和喧闹，这也是让追求艺术和思想性的音乐天才最无可奈何的地方。艾伦·布卢姆在《美国精神的封闭》中一方面肯定了摇滚乐的魅力，一方面认为它毁掉了青年人的想象力，使他们难以真正同艺术和思想建立情感联系，而艺术和思想是通识教育的实质。他形容摇滚乐就像毒品，人为地诱发狂喜，践踏那些原本是属于人们付出巨大努力才能实现的情感，例如正义战争的胜利、圆满的爱情、艺术创造、宗教献身以及发现真理。无需努力，无需才华，无需美德，无需能力的发挥，三教九流都有平等的权利享受他们的成果，而使他们无法怀有热情和远大理想。

　　可是当时那些在音乐会上陷入狂欢的青年，却以为自己正在撞击着一个美好世界的大门，或者他们凭借迷幻药就直接进入了伊甸园。1970年，珍妮丝·乔普林在她因酗酒和毒品去世前不久说:“我对于青少年的意义，是使他们可以不失童心，却仍能赢得胜利。”

　　列侬在1968

　　“披头士”4位成员中，约翰·列侬最有政治倾向，这一点，从1968年开始清晰起来。“披头士”成立以来，给人们印象比较深刻的是4位成员充满青春朝气的一面，他们高唱爱情歌曲，风靡全球，他们的歌曲老少咸宜。每当人们谈论起“披头士”，最先想到的都是他们那些朗朗上口的抒情歌曲。

　　1968年之前

　　事实上，从1965年《橡胶灵魂》开始，“披头士”开始走出青春期，像一个成年人去思考问题了。这一变化来自列侬而不是另外3位成员。“披头士”成员中，麦卡特尼/列侬组合造就了乐队的灵魂，他们的音乐决定了乐队的风格和方向。麦卡特尼喜欢写一些爱情歌曲，人们能记住的那些旋律大都出自麦卡特尼之手，问题是，他只喜欢写这一类歌曲。从1963年一直到今天，即便麦卡特尼能写出《把爱尔兰还给爱尔兰人》(Give Ireland Back to the Irish)这样的带有政治色彩的歌曲，也是很幼稚的。另2位成员乔治·哈里森和林戈·斯塔尔一直中规中矩扮演着乐手的角色，他们在丰富音乐色彩方面的确功不可没，但在音乐方向方面的话语权却不多。他们俩从某种角度上加强了乐队的稳定性，如果他们介入的色彩更浓一些，大概乐队早就闹翻天了。列侬其实从小受黑人节奏与布鲁斯的影响比较大，所以列侬创作的很多歌曲都带有黑人歌曲的韵味，他对音乐的理解也曾一度认为是在演唱上，而不是在思想上。但是鲍勃·迪伦改变了列侬，迪伦与很多歌手不同，他用音乐表达思想，而不是情感。“我想，是迪伦帮助了我，不是通过什么讨论之类的，而是通过我听他的作品，他帮我明白了一点，即我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具备了一个专写流行歌曲的职业写歌人的态度。”(《列侬回忆》)

　　职业写歌人的态度是什么？1968年，列侬在《朱莉娅》(Julia)这首歌里写道:“如果我不能唱出我的心，我就只好说出我的思想。”

　　列侬的政治倾向在1968年以前被压抑了，当他们还是偶像“披头士”的时候，他们每次巡回演出都会被经纪人布赖恩·爱泼斯坦提醒:不要谈论政治。1964年，“披头士”去美国演出，拉开“披头士热”的序幕。每次接受媒体采访，都会有不少记者问他们关于“越战”的看法，乐队成员噤若寒蝉。但没想到列侬还是闯祸了，1965年7月，列侬接受英国《旗帜晚报》记者莫林·克利夫采访时说了一句:“我们现在比耶稣基督还受欢迎。”这段列侬关于耶稣基督的论述被记者歪曲了，列侬的原话是:“基督教将会消失，它会渐渐衰弱并消失……我们现在比耶稣还流行。我不知道哪一个会首先消失，是摇滚乐还是基督教。”被曲解的话出口到美国媒体之后，给“披头士”和列侬带来了灾难性打击，基督教派和三K党联合抵制，他们的演出门票很快一售而空，却没人去现场观看。爱泼斯坦不得不让列侬面对美国媒体做出诚恳道歉，但这样的亡羊补牢却于事无补，这直接导致“披头士”从此放弃了巡回演出。

　　这件事让列侬产生了一种不安全感，更坏的影响是对经纪人爱泼斯坦，由于没有巡回演出，爱泼斯坦的权力受到削弱。面对世界上最受欢迎的4个人，他有些失落，这也导致他的抑郁症加重，1967年，他服用安眠药过度，死于家中，当时只有32岁。

　　爱泼斯坦的去世让“披头士”少了一个主心骨，尤其是对列侬影响很大。在列侬的眼里，爱泼斯坦有时像他的父亲，少了这个人，他有些迷茫，更严重的问题是乐队财务上的混乱。1968年5月，乐队成立了“苹果唱片公司”，但用的都是乐队成员的三亲六故，经营一塌糊涂，连月亏损，麦卡特尼想把女友的父亲拉进来管理公司，遭到其他人反对。列侬想把小野洋子拉进乐队，也遭到其他人反对，成员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披头士”的传奇开始走向终点。1970年，他们貌合神离般地录制了最后一张专辑《随它去》(Let It Be)，然后，麦卡特尼宣布离开乐队，并且马上发行了他在离队前背着乐队录制的第一张个人专辑。

　　“我看到了：是的”

　　爱泼斯坦去世后，乐队为了能让自己放松，决定去见一个叫马哈利希·马赫希·尤济的印度大师，希望能从他那里得到解脱，当乐队成员和家属鱼贯登上去班戈的火车时，列侬的妻子辛西娅·鲍威尔突然被警察挡在了后面，没登上这趟火车。事后，辛西娅说:“这是我生命里的一个象征——我该在这里下车了。”1968年，当辛西娅从希腊度假回到英国，推开房门，发现列侬和一个日本女人盘腿坐在房间里，这个女人身上还穿着辛西娅的睡衣，她就是小野洋子。

　　辛西娅当初是众多“披头士”歌迷之一，在一次演出后，列侬用很暴力的方式把辛西娅弄上了床，也许在列侬看来，辛西娅不过是他眼中众多骨肉皮之一，但是他们相爱了，并在1962年结婚。第二年，辛西娅生下了朱利安·列侬，但是他们的婚姻只持续了6年。

　　列侬与洋子相识于1966年，一个叫约翰·邓巴的画廊老板一天带着列侬去参观先锋艺术家洋子的画展，洋子有一件艺术装置是一个白色的梯子，列侬登上梯子，看到了天花板幕布上有一个放大镜，通过放大镜他看到了一个词:“是的”。这让列侬对洋子产生了好感，他们开始交往，后来，辛西娅在无数歌迷的来信中发现了洋子给列侬写的信，说她很想念他。

　　列侬与洋子走在街上，会有歌迷喊：“约翰，辛西娅适合你。”英国媒体把洋子描述成“一个丑陋的日本女人”。的确，辛西娅是一个典型的美女，她与列侬结婚后，一直扮演着贤妻良母的角色，她不希望列侬没完没了地演出，她也知道，作为一个摇滚歌星，他身边一定围着很多女人，但她希望这段婚姻能持续下去，不管列侬在外面有什么风流韵事。

　　是什么让列侬抛弃了辛西娅，投入到洋子的怀抱？可能有几方面原因。第一，“耶稣基督事件”后，列侬开始缺乏安全感，在他看来，摇滚歌星跟政治家几乎就是一墙之隔，哪句话没说好就会带来灾难。当初他拿英国女王调侃不过是演出的一个噱头，逗观众一笑，拿宗教说事儿则给他带来无限麻烦。一个英国歌迷曾经对着列侬喊:“你别去美国了，他们会杀了你！”一个美国歌迷干脆给列侬写信:“约翰将在美国被人用枪打死。”这一切问题，辛西娅无法给予他帮助。第二，爱泼斯坦死后，列侬的生命失去了重心，换句话说，爱泼斯坦在列侬心中远远比辛西娅更重要。列侬与麦卡特尼决定着乐队的音乐与方向，爱泼斯坦是他们的羽翼，没有爱泼斯坦，“披头士”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这让列侬萌生去意。但下一步怎么走，他需要一个人指引，可在辛西娅这里没有答案。第三，从1965年开始，“披头士”开始接触毒品和迷幻剂，迷幻剂在当时是一种时尚，尤其是它跟音乐创作或打开灵感有关。这些致幻剂的突然流行，跟一些知识分子推崇有很大关系，而且当时使用致幻剂并不违法。列侬确实希望通过这些毒品摆脱他们青春偶像的形象，创作出另一种成熟的音乐。《橡胶灵魂》、《左轮手枪》也确实让歌迷感受到了另一个“披头士”，《佩珀军士孤独心灵俱乐部乐队》让他们的迷幻音乐达到了一个巅峰，甚至麦卡特尼希望以后乐队就叫“佩珀军士孤独心灵俱乐部乐队”。但这种尝试并没有让列侬达到他真正的目的——说出他的思想。毕竟“披头士”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他应该找到下一个起点。当洋子质问列侬:“为什么你们老是演奏那些无聊的4/4拍的东西？”列侬明白了，他找到了一个能帮助他突破的人。而且洋子那种敏感、脆弱让列侬像是看到了自己。所以，道德和种族歧视的双重压力也无法改变他与洋子在一起。列侬说:“她是老师，我是学生。她把我知道的一切又他妈的重新教了我一遍。”

　　1968年11月8日，列侬与辛西娅离婚，离婚之前，列侬专门为洋子搞了一个艺术展“你在这里”。3个月后，列侬和洋子因为非法拥有大麻被警方拘捕，由于洋子没有英国护照，列侬把所有责任都承担下来。[NextPage]

　　“摇滚史上第一张双唱片”

　　“披头士”以平均每年两张以上的数量出版唱片，1968年他们只出版了一张专辑，实际上这张双唱片是两张专辑的容量，一共30首歌。应该说，这是“披头士”最后的辉煌，之后虽然又出版了《黄色潜水艇》、《修院路》、《随它去》，但都比不过这张叫做“白色专辑”的唱片。这张唱片出版时封面没有任何图案设计，全白色，只印有乐队的名字，这是摇滚历史上第一张双唱片。虽然在3年前“披头士”还是靠单曲取胜，但现在他们是一支真正的摇滚乐队，一次拿出30首歌，足以满足众多“披头士迷”的需要了。

　　这张唱片的录制背景并不太好，这让他们无法真正团结在一起，制作人乔治·马丁对乐队的控制能力也被削弱。此前，鼓手林戈·斯塔尔宣布离开乐队，所以有很多歌曲斯塔尔并没有参与录制，但后来他回来了，并创作了两首歌，哈里森也贡献了两首歌，剩下的26首歌曲虽然都标出了“列侬/麦卡特尼”，实际上大部分歌曲都是由麦卡特尼独立完成的。列侬在这张专辑里的贡献并不多，一个很重要原因是他此时的心思已不在这张唱片上，而正在跟洋子一起创作一张更能展示他音乐自由的唱片。此外，哈里森与麦卡特尼也出现了矛盾，录音的时候，列侬希望洋子能进录音室，被麦卡特尼和哈里森拒绝。另外，苹果公司的财务状况也让他们焦头烂额……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录制出了一张让人惊讶的唱片，它是集摇滚、布鲁斯、民歌、乡村音乐、实验音乐、雷吉音乐于一体的唱片。如果说《佩珀军士孤独心灵俱乐部乐队》融合了很多音乐风格，那么《白色专辑》不是融合，而是相互独立，但又非常平衡。更主要的是，这张唱片一改前几张“迷幻风格”，告别了嬉皮，重新回到了正规摇滚乐的道路上。

　　列侬更多地回到了自己的内心(《我如此疲倦》)，回到自己的童年(《哭吧，宝贝》、《朱莉娅》)，回到了摇滚的根源(《你的布鲁斯》)以及关于他与洋子的歌曲《每个人都有所隐藏，除了我和我的猴子》。

　　《白色专辑》于1968年11月25日发行，而在两周前，列侬与洋子的专辑《未完成音乐第一号:两个处子》正式发行。这张充满实验性的唱片，可以看成是列侬与洋子结合在一起后互相探索对方心灵的不成熟作品。事实上，后来列侬并没有按照这个实验方向走下去，洋子只是替他打开了一扇窗户而已。当然，这样的唱片听众是无法接受的，但至少让列侬很舒服，他尝试了自己想要尝试的。其实在《白色专辑》中就有一首带有电子实验色彩的《革命》，很明显受到了洋子的影响。但是更让人无法接受的还不是唱片里刺耳古怪的声响，而是这张唱片的封面，封面上，列侬与洋子正面一丝不挂，引起了人们的争议。也许到今天都没有人能记住这张唱片里的两首作品的印象是什么，但绝对记住了封面。当然，这张唱片在销售时被放在一个棕色的口袋里，后来迫于舆论压力，正面全裸的唱片被禁止销售，封面换成了背面全裸，再后来干脆变成了两个人的头像。

　　“你们最好先解放自己的头脑”

　　从列侬一生看，他是一个政治上的理想主义者，很难说清楚他是左派还是右派。作为一个摇滚歌星，免不了都会带上理想主义色彩，而列侬尤为典型，这似乎跟他从小对很多事物的认识充满天真的童心有关。他不是一个政治家，但他希望参与到政治中去。1968年对他来说不仅是感情、音乐上的转折点，也是政治立场的凸现点。在《白色专辑》里收录了一首《革命》，这首歌的创作背景跟欧洲反越战、法国“五月风暴”、“布拉格之春”有很大关系，那看上去确实像一场革命即将来到人们面前。可是列侬并没把那种对音乐的激进写进这首政治宣言性的歌曲里，相反对这场山雨欲来的革命提出了质疑:“你说你想要一场革命，你知道吗？我们都想改变世界，但是当你谈论破坏，你不知道你无法搞定我，你不知道这是否正确。你说你想要改变体制，你知道吗？我们都要改变你的头脑，你告诉我这就是制度，你知道吗？你最好先解放自己的头脑……”

　　列侬的这番“政治言论”在当时显然不合时宜，连“滚石”乐队的米克·贾格尔都上街游行了，变成了街头战士。而列侬遭到了左派的攻击，他的“革命观”显然不是阿Q式的“同去同去”，他认为群体革命应该先从个体开始，否则谈不上革命。在列侬看来，是因为人的脑子有毛病了，这个社会才出现了问题，不把自己的脑子解放，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可是革命又带有群盲特征，又如何解决自己的头脑问题呢？这是列侬当时无法解释清楚的，他仅仅是一个摇滚歌星，不是政治家，即便他后来到了美国，上街带着人们高唱《权力属于人民》，他还是一个摇滚歌星。

　　列侬仅仅是个旁观者，或者他希望利用自己的影响做一些有益于理想社会的事情，随着他政治立场越来越明显，他以一个知名人士参与政治活动的方式也变得越来越理想化。他说他应该像甘地那样采用非暴力和平方式进行革命，因此就有了“床上和平”运动，这种类似行为艺术的方式让列侬在一周内受到了各方关注。1969年3月，列侬与洋子结婚，结婚后要度蜜月，列侬想到蜜月期间他们肯定会被媒体关注，索性干脆把蜜月公开，用“床上和平”的方式度过。他们住在阿姆斯特丹的希尔顿()酒店，邀请媒体记者来聊天，后来又把“床上和平”搬到了加拿大蒙特利尔，因为这里离美国更近一些，可以给美国政府施加一些影响。在蒙特利尔，列侬在床上录制了一首反战歌曲《给和平一次机会》。

　　最能体现列侬理想主义的歌曲是《想象》，这似乎是任何一个革命者头脑里都会虚构出来的一种家园，一个乌托邦。列侬是否受过英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影响不清楚，但在这首歌里描述的和空想社会主义一样，至少在他和洋子搬进纽约的别墅之前他是这样想的。[NextPage]

　　迪伦在1968

　　只有时代的先驱才能成为一个称职的预言家，因为他只要描述一下自己现在的生活，就是大众的未来。

　　袁越/文

　　1968年，世界大乱。新年的钟声响过后，传来消息说鲍勃·迪伦(Bob Dylan)将出版一张新专辑。美国的年轻人突然意识到，他们已经有一年半没有听到任何关于迪伦的消息了。自1962年出道以来，迪伦一直以一个青年领袖的形象出现在大众面前。那么，这一次，迪伦将把大家引向何方？

　　1968年以前的迪伦

　　迪伦1941年5月出生于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镇。1961年他还不满20岁时候只身闯进纽约，在格林威治村的民歌咖啡馆卖唱为生。次年他就被传奇制片人哈蒙德相中，签约哥伦比亚，录制了一张名为《鲍勃·迪伦》的专辑，收录的大多是翻唱的老民谣。

　　1963年，迪伦以一曲《答案在风中飘》横空出世，带动了一大批歌手尝试自己创作反映时事的新民歌。可一年后，迪伦突然出版了一张《鲍勃·迪伦的另一面》，向政治告别，唱起了儿女情长。没等大家适应过来，他又于1965年为吉他插上电，“背叛”了民歌传统，自创了一种新的音乐风格——民歌摇滚。这一年出版的《回到根源》和《重游61号公路》是这种风格的最佳代表，一时间效仿者无数。

　　与此同时，迪伦结交了一大批“垮掉派”诗人，并开始吸毒。他写的歌词逐渐变得不知所云，充满了晦涩的意象和场景。他在纽约和来访的“披头士”结为好友，从此迈入摇滚明星行列。他到处开演唱会，在机场、音乐厅和豪华旅馆之间穿梭。根据他1965年的那次英国巡演为素材制作的纪录片《别回头看》忠实地记录了这一时期的形象:极度消瘦、神经质、烟不离手、精力旺盛。可这一切，都是由各式各样的兴奋剂在支撑着。

　　1966年春天，迪伦在演出间隙抽出几天时间来到美国乡村音乐的首都纳什维尔，在一帮民间伴奏高手的帮助下，连续奋战了几天几夜，完成了一张堪称是摇滚史上最出色的双唱片合集——《美女如云》。之后，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去欧洲演出，在出租车里上吐下泻，就连“披头士”乐队的主唱列侬看了都直皱眉头。两年前，正是迪伦给了“披头士”们平生第一支大麻烟，这4个满脸微笑的邻家大男孩从此蓄起胡子，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迪伦的25岁生日是在巴黎度过的。据参加者回忆说，那次生日派对一点喜庆的气氛都没有，大家都认为，如果迪伦再这样下去，这将是他活着过的最后一个生日了。

　　迪伦从巴黎返回美国后，立刻赶回自己在伍德斯托克的家。这是一个距离纽约市中心两小时车程的小镇，周围到处是浓密的森林。迪伦一年前和一个名叫萨拉的女人秘密结婚，并在这里买房子安了家。可到家不久，电话就打了进来，迪伦的经纪人格罗斯曼为迪伦的下半年安排了60场演出，还要参与录制数个电视节目，并完成一部出版商要求的书稿……

　　几天后，也就是1966年7月29日，迪伦的那辆胜利牌500cc摩托车把他摔了出去。格罗斯曼向媒体封锁了一切消息，迪伦彻底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

　　领袖不在了，世界依然沿着他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纽约咖啡馆里唱民歌的那些民歌手们纷纷搬到温暖的加利福尼亚州，操起电吉他，唱起了摇滚乐。“披头士”在录音室里绞尽脑汁，录制了一张名为《胡椒军士孤独之心俱乐部》的奇怪唱片，开启了摇滚乐的“迷幻之门”。美国天才吉他手吉米·亨德里克斯出版了《你经历过吗？》，一代迷幻吉他大师正式出山。旧金山“感恩而死”乐队向观众发放免费的LSD，把一座美国西部的文化重镇变成了迷幻摇滚乐的天堂。闻风而来的年轻人留起了长发，把衣服染成五彩的颜色，躺在旧金山和暖的阳光下，体验自由的性爱和廉价的毒品。他们宣布1967年夏天为“爱之夏”，号召全美国的年轻人做爱而不是作战，逃离而不是进入这个社会，最终变成自由的嬉皮士。

　　但是，所有这一切青年运动的前驱者——鲍勃·迪伦，却始终未出一言。他伤得并不重，却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推掉了所有演出，在医生帮助下戒了毒，躲在伍德斯托克的家中一边和伴奏乐手们弹琴唱歌，一边和妻子萨拉接连生了两个孩子，这就是他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做的唯一的事情。当年住在伍德斯托克的人都回忆说，那时的迪伦是个死板得有些没趣的邻居。

　　1968年的迪伦

　　1968年的第一个星期，《约翰·韦斯利·哈丁》(John Wesley Harding)出版了，并在出版后的一个星期内就卖掉了25万张。

　　唱片封面一反当时摇滚唱片的常态，居然是黑白的。迪伦穿着一件黑夹克，头戴毡帽，缩着肩膀，和3个陌生人站在一片茂密的树林里。这3人中有2人是来自孟加拉的民族歌手，剩下那位是伍德斯托克当地的一个木匠，他们分别打扮成西部故事里的盗马贼、逃犯和印第安人。

　　专辑一共有12首歌，居然全部是原声民歌，配器非常简单，除了迪伦的吉他和口琴外，只有一架鼓和一把贝司(另有两首歌加了点夏威夷吉他)。整张专辑听下来，迪伦居然没有重复演唱过任何一句歌词，所有内容一遍过，除了一首歌外，其余11首都只有3段简单的歌词这在当时的流行歌坛可谓是独一无二的。更为不可思议的是，那些早已习惯了在歌词中寻找含义的歌迷们发现，这一次迪伦不再堆砌辞藻，而是讲起了故事，很多故事都和《圣经》有关。

　　标题歌曲讲一个名叫哈丁的西部牛仔的故事。他专杀坏人，是个老百姓的大救星。美国历史上是有个名叫哈丁的西部牛仔，但他绝不是像迪伦唱的那样是个劫富济贫的好汉，而是一个性格粗暴的杀人犯。没人知道迪伦为什么要为大家编造一个西部牛仔的故事，也许是牛仔们自由自在的生活吸引了迪伦吧。

　　第二首歌名叫《一天早晨我走出门去》(As I Went Out One Morning)，讲迪伦一天早晨走出门去呼吸新鲜空气，结果发现一个被锁链绑住的少女。他想去救她，却被她所诱惑，最后汤姆·佩因(Tom Paine)跑来把迪伦救了下来。这个佩因是个作家，曾经为美国民权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我的头脑就是我的教堂。他极力主张解放思想，反对一切束缚人思想的宗教教条和集权统治。迪伦借此歌表达了对那些政治组织的不满，他们曾经想把迪伦培养成发言人，要迪伦为各种政治主张写歌，可迪伦坚决不干。他曾经对一名加拿大记者说:“很多左派激进组织内部也会设有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等职位，充满了政治味道，和他们要反对的东西没有两样。”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迪伦的政治观点其实是非常模糊的。当初许多革命者喜欢《答案在风中飘》，可他们只要仔细品味一下歌词就会发现，迪伦在这首歌里根本没有提出任何明确的主张，他只是说:答案在风中飘。

　　第三首歌名叫《我梦见了圣奥古斯丁》(I Dreamed I Saw St. Augustine)，迪伦所梦见的这个圣奥古斯丁是个天主教的牧师，此人早年曾经是个浪荡鬼，后来信了天主教，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在书中他试图解释一个无神论者经常提到的问题:假如上帝真的存在，为什么这世界上还会有邪恶？圣奥古斯丁的解释是:这恰恰说明了上帝是万能的，他允许某些邪恶存在于世，是因为他有能力最终让这些邪恶变成好事。迪伦似乎在借这个梦表达自己早年对宗教的不敬，有位名叫安迪·吉尔的迪伦研究者认为，迪伦早年反对的是有组织的宗教，但现在觉得宗教信仰本身还是很伟大的。[NextPage]

　　迪伦对宗教的兴趣在第四首歌中表达得更加充分。此歌名叫《沿着瞭望塔》(All Along the Watchtower)，后来吉米·亨德里克斯把它改编后用在了自己的专辑里，使之美名远扬。在这首寓言般的歌曲里，一个小丑对小偷抱怨别人剥削自己，小偷回答说，这没什么，生活本身就是一个笑话。两人说话间，王子们沿着瞭望塔四处张望，两个骑马的人渐渐走近。这个骑马的典故来自《圣经》中的《以赛亚书》，当时有人站在瞭望塔上发现远处有两个骑马的人向塔的方向走来，便去问以赛亚，这位希伯来的大预言家立刻说到:巴比伦王朝毁灭了！迪伦借用了这一典故，向世人发出了警告——这个世界就要毁灭了！

　　这张唱片出版10年后，迪伦终于对这张唱片做出了一个自我评价:“这是一张关于恐惧的唱片。”他说，“不光是关于恐惧本身，而是用恐惧的心态来谈论魔鬼。”他还说，自己做出了“流行音乐史上第一张宗教摇滚唱片”，可见那时的迪伦完全被宗教迷住了。根据数本迪伦传记记载，此时的迪伦在伍德斯托克家中显眼的位置上始终放着一本摊开的大字版《圣经》，迪伦每天都要读它，从中寻找答案。

　　有意思的是，迪伦的歌迷们却早已习惯了对着迪伦的歌词字斟句酌。可迪伦却一直非常讨厌“粉丝”，也从来不去组织歌迷会，因为这样的组织里“也会有主席、副主席和秘书长！”迪伦在这张唱片的封底写了一个短故事，讽刺了一下那些“无脑粉丝”们:三个国王想要找到理解这些新歌的钥匙，他们去问一个自称弗兰克的人。弗兰克是个像精神导师般的奇怪的家伙，他撕碎了衬衣，从口袋里掉出一个电灯泡，他用脚踩住电灯泡，并一拳打碎了玻璃窗，然后他问这三个国王:“你们满意了吗？”三个国王居然从弗兰克的疯狂举止中发现迪伦的新歌确实是有许多隐含的意义的，三人满意地离去。

　　这个故事正好预言了60年代后期“精神导师”在嬉皮士中的走红。

　　但是，“无脑粉丝”无处不在。他们没有从歌曲中听出任何高深的含义，却从封面照片上发现了秘密:如果把唱片封面倒转过来，就会发现在背景的那棵树干上隐隐约约地印着“披头士”的头像！其实这张照片是在格罗斯曼家的后院照的，树干上是有一些斑点，出现4个模糊的头像完全是个偶然。

　　“披头士”乐队的吉他手乔治·哈里森非常喜欢这张专辑，他曾专门去问鼓手巴特里:“这张专辑的录制过程是不是充满艰辛？”“一点也不。”巴特里回答，“我们一共花费了2个小时就录好了，连同混缩，前后不超过6小时。”

　　唱片出版后，迪伦悄悄来到纽约，出席1月20日在卡内基音乐厅举办的纪念伍迪·格斯里的音乐会。格斯里是美国民歌鼻祖，迪伦一生唯一的偶像，也是迪伦精神上的父亲。据参加者回忆说，那天他留着络腮胡子，表情严肃，看上去很像耶稣。

　　参加完音乐会，他立刻赶回伍德斯托克，和家人团聚。整个1968年，他没有为宣传《约翰·韦斯利·哈丁》做任何事，而是专心在家陪孩子。他每天的首要工作就是早上开车送女儿(萨拉和前夫生的孩子)去上学，然后回家陪妻子看书聊天。兴致来了他就去找乐手们唱歌弹琴，迪伦的伴奏乐队名叫“老鹰”，他们在迪伦家附近买了一幢粉红色的大房子，过着集体生活。迪伦喜欢和这帮人在一起，他们都是一些饱经风霜的民间乐手，每人都有一肚子故事。聊累了，大家就下到地下室，这里是他们的临时排练场，四周都是水泥墙，混响过大，屋子中间还有一台巨大的暖气炉，所有这些正规排练室绝对应当避免的东西这里全有。为了留点纪念，他们在地下室随便放置了4个麦克风，把声音并成两轨输进录音机。由于中间没有经过任何混音或者平衡等处理，乐器间串音严重。他们在两年的时间里录制了大约60首歌曲，其中一半是改编歌曲，另一半则是他们创作的新歌。后来这批珍贵的录音带被传了出去，盗版商们立刻把它们录成唱片偷偷销售，单在美国就售出了35万张，开创了盗版时代的新纪元。

　　1968年6月，迪伦的亲生父亲因病去世。之后不久，他和萨拉的第3个孩子降生。3年生了3个孩子的迪伦变成了一个好父亲，他每天陪他们玩，给他们放乡村歌手汉克·威廉姆斯的唱片。

　　就这样，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在风雨飘摇中激动不已的1968年，迪伦回到了农村，过了一段安静的田园生活，在音乐和《圣经》中重新思考人生。《约翰·韦斯利·哈丁》正是这种思考的结晶。可惜那时的歌迷正在被热火朝天的革命形势激动得四肢发颤，没人愿意静下心来好好听一听。这张安静的唱片在排行榜上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1968年后的迪伦

　　1969年初，迪伦再次来到纳什维尔，录制了一张纯粹的乡村歌曲唱片，这批歌都是他在1968年下半年写成的。这一次，歌词里就连思考都没有了，《圣经》也无迹可寻，剩下的只有简单的爱情。迪伦的唱腔也一改往日的尖刻，变成了乡村歌曲那种典型的甜腻唱法，听上去倒是很像迪伦在哄孩子。结果，这张名为《纳什维尔地平线》(Nashville Skyline)的唱片却成了迪伦有史以来卖得最好的一张唱片。

　　有个名叫朗格的年轻人，因为仰慕迪伦的才华，追随迪伦搬到了伍德斯托克。后来他和另外3个年轻人决定在附近举办一个大型音乐会，没想到这场音乐会变成了一个有50万嬉皮士参加的盛大的节日，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由来，整个60年代的这批年轻人也被历史学家冠以“伍德斯托克一代”这样的名字。

　　作为地主，迪伦却没有出席这次盛会，他躲到了英国，参加了在那里举办的另一场大型商业摇滚音乐会。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之后，嬉皮士运动迅速土崩瓦解。那些被各式各样的毒品和毫无节制的性爱弄得头晕眼花的年轻人纷纷来到乡下，组建松散的公社组织，过起了集体生活。不少人年纪到了，结婚生子，慢慢安顿下来。有的人开始重新拿起《圣经》，反省自己走过的道路。曾经红极一时的迷幻摇滚乐也在热闹了几年之后烟消云散，代之以温暖舒缓的爱情小调和乡土音乐。越战倒是很快结束了，但与其说是被抗议青年们喊停的，不如说是因为美军终于意识到他们赢不了。

　　那个在1968年与世隔绝的迪伦，反而最准确地预见到了所有这一切。其实他什么也没做，而是一直听从他的精神导师伍迪·格斯里的一句至理名言:你只能写你亲眼见到的东西。1968年的迪伦，见到的除了家人就是朋友，他能写的只有爱。

   （编辑：全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