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武在《天注定》中其中饰演当代版的鲁智深，复仇也是为了正义。
11月初写此文时，还只写到巴西导演沃尔特·塞勒斯准备出版研究贾樟柯的专著。没过多久，这位公路电影导演兼研究者，已在中国路上完成了关于贾樟柯纪录片的拍摄。“公路电影，作为一种抵抗形态的重要性是不能抺杀的。”沃尔特·塞勒斯写道。难怪拉美和中国摩托青年，如此识英雄重英雄。你的飘散流离，原来是我们的当代夜奔。十多年来，在这条没能回头的高速公路上，角色与导演的命运共休戚。
生命就是要冒险的
在2013年4月18日，贾樟柯微博上四字：“我回来了！”让一直围观的人猛然惊醒。在此之前，贾导三年没戏，那个清朝和两岸双雄下落不明，只见他忙干别人的活——时而推销汽车和银行广告、制作公益微电影、出品年青导演新戏、带美院研究生班实习；时而逍遥四海跟老乡同学聊天酒醉，甚至上烹饪班弄豆角焖面酱梅肉?终有网友忍不住问：贾老板给人有种提早退休的感觉？
潜伏三年，突然爆出个《天注定》，好一句“只要山河大地在，侠义就在”，让人动容，钦敬。贾樟柯携第七部故事长片，再次走穴，以霹雳枪火速度，横扫世界大小角落，甚至有人为此打个满分。可惜戏子飘零，身心疲惫，只盼能早日放逐完回家，给祖国老百姓有个好好交待。几个月来，大家比导演着急，相继朝天发问。
如果真的听天从命，也不用扛起刀枪，让生命来一次逆袭，涉水跋山，艰难前进，只为燃点极度卑微的希望。曾经，贾樟柯表弟韩三明，在那站台签过合同，上写“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从地下流落到长江三峡后，三明和矿工老兄，为多赚百五十元，决定还乡；来到新片，三明又回来接老婆了。斗不过地理宿命，至少仍有选择的权利？山西矿工兄弟最终会否因参与了电影拍摄而逃过劫数？还记得七年前某火锅店内，贾樟柯微笑着对我说：生命就是要冒险的。
《世界》的故事发生地“世界公园”是一个与现实对应的值得玩味的空间。赵涛在《世界》中死得不明不白，这次在《天注定》里她要选择自己的命运。
奔走在命运途中
“这是一部关于现实的焦灼电影，一些美好的东西正在从我们的生活迅速消失。我们面对坍塌身处困境，生命再次变得孤独从而显得高贵。”《小武》里“导演的话”如是说。“真正以老老实实的态度来记录这个年代变化的影片实在太少了，整个国家处在这样一个关键性转折时期，没有或者说很少人来做这样一种工作，我觉得，这种状况对于干这一行的人来说实在是一种耻辱。”没想到，十多年后，贾樟柯这番话不单没过期，反而有着更紧急的迫切性。大抵余华也有同感，赤裸裸的行尸走肉也要死得有尊严。
命运的转折，哪管个人或集体，在自由意志挣扎之外，往往包含偶然性。如果自小爱看武侠功夫片的“社会闲杂人员”，不是在二十岁撞上家国那片黄土地的话，不同阶段的贾樟柯，有可能成为其后他片中打酱油的角色：《小武》里的小混混、《站台》里的矿工、《任逍遥》里高唱《费加罗婚礼》的傻子、《三峡好人》里的考古学人，或者新片中的山西土豪？如果那年在柏林公交上，小贾错过了上天安排的缘分，中国电影的路又会否改写？那位如鬼魅般死跟着他的，正是北野武公司制片人市川尚三先生。从这位亦师亦友的日本人身上，小贾学习到信任和对艺术的尊重。当年《站台》只拍了冬天，团队就收到戛纳电影节的邀请，如果他的制片人换了别的投机主义者，文青成长之路，大有可能被迫草草收场，看不清历史四季的变革底蕴。后来市川尚三陪小贾，遥望威尼斯宁静的海，《站台》失落金狮荣光的心头大石，也掷到大海里去。其实从一开始，《小武》中出现屠洪刚版《霸王别姬》，就在提醒他，不要做虚脱英雄。
《站台》文青男主角王宏伟，在《天注定》中客串演暴发户，拿起一大迭钱掷向赵涛。《站台》的片名来自80年代风靡一时的摇滚歌曲，内容是关于期望。
当年柏林电影节Ulrich Gregor 所说的那句“亚洲电影的希望之光”，今日在网络上已找不到原话出处，只成为经典，散见于各种研究贾樟柯的文章和学术书籍之间，包括沃尔特· 塞勒斯的记忆数据库中。去年拍毕“公路三部曲”—《中央车站》、《摩托日记》、《在路上》，巴西导演为纽约IFCCenter 策划相关主题节目，其中选映了《三峡好人》。他说：“贾樟柯是当今最重要的导演，看一部他的作品比阅读十期《经济学人》对中国的了解要更多。”追逐自由的梦想、少年成长历程、对贫瘠生命的凝视，一直都是这位里约热内卢出生的导演所关注的命题。他经常带护照在身，准备随时上路，与未知的新世界碰撞，但每当漂泊良久，他就想家，回到拉美的根，攸关重要。
它是一种抵抗形态
一切归根究底，贾樟柯从没动摇过，他记得父亲说过“出水才见两脚泥”。十年前的某个晚上，一班独立导演和电影人包括娄烨和王小帅，挤满贾樟柯的“地下办公室”，为中国电影的未来意志激辩至夜深，黎明什么时候到来？
道别只剩老人和小孩的汾阳后，贾樟柯像小济脚踏摩托车出走，从地下故乡走向中国认可的“世界”，窥见别处地景上的荒唐存在。“美国人失去了世贸双塔，但我们的仍在。”北京大观园的导游说。旅程延续，在原地自转的过山车游戏中。研究华语电影的Shelly Kraicer认为：“《站台》呈现迷失于时间里的中国，《世界》就是一个迷失于空间的社会。”后社会主义走穴艺人自我流放后发现，山寨或拟像资本主义原来是另一囚牢，伪装全球身份的戏子，如东莞工厂车间的跳楼少年一样，希望沦为绝望。“在这个奇怪的现实里，时间与空间，内爆崩溃。”沃尔特· 塞勒斯如是说。
巴西导演对“在路上”这命题确实着迷，做过大量功课，包括采访“垮掉一代”人物、公路导演维姆·文德斯、诗人劳伦斯·弗林盖蒂等，120 小时非常有历史价值的素材最终会剪成纪录片《寻找“在路上”》。2007年，他为《纽约时报》撰写“公路电影理论笔记”，从追索原始游牧的根一路走到全球化、从《逍遥骑士》的美国梦内爆说到中国的“奥德赛”。
他说，与过去为建构家国身份的使命不同，新一代公路电影要展示的是“转变中的家国身份，角色的身份危机反照文化自身的危机。”他相信，“这种叙事形态的独特性在于它的不可预期，会因路上的遭遇而发生变化。因此，即兴，变得再必须和自然不过，而好的剧本让即兴有更大的自由度。”谈到电影语言，特别是剧情和纪录片的相互关系，他指出，纪录电影之父RobertFlaherty 大半世纪前所拍的，早已有虚构成分，因此，从来就没有客观的真实。借戈达尔的话说，“所有伟大的剧情片趋向纪录，伟大的纪录片趋向剧情。公路电影，最能自然地模糊了两者的界线。”他说，公路电影，关乎从不同的他者中学习，挑战既定的从众文化。公路电影，作为一种抵抗形态的重要性是不能抺杀的，尤其是处于经济全球化制造了新一波大迁徙的年代。“公路电影告诉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沃尔特· 塞勒斯这番话，绝对是对贾樟柯作品很好的解读，或者亦可解答别人的质疑。中国的奥德赛故事和纪录，时而如《 东》加上《三峡好人》分头互补，时而如《二十四城记》合而为一，并且能将官方的宏大论述，扭转为关乎个体“选取性记忆”的海上故事。将贾樟柯暗里相互呼应的所有作品接连起来，就是一部庞大复杂、闯荡江湖的公路电影。而在这条公路上，拼命奔波的主角，就叫中国。从隆隆远走的老火车、飘摇的三峡船只，到新片中权力从天而降的私人飞机，一段又一段旅程，拼贴成警世众生相，让世界与角色过客，相遇或相忘、相亡于江湖。与魔幻现实作抵抗的，还有覆迭僵持的画内画外音，无论是成吉思汗、喇叭广播、林冲夜奔，或是主观的沉默。
记得贾樟柯曾告诉我，有天，站在风云莫测的江边，突然感觉到，UFO 将会出现。《天注定》也是筹备《在清朝》时，突见江山万里有感而发。当年那种内心焦躁，只能被压抑在“煤气灶上水壶发出的一声长啸”。今日来到路的另一头，似乎要来个决绝了断，即使牺牲的，可能是自己。侠女坚定相伴：“天注定我，飞檐走壁追寻爱情，出生入死找回尊严。”生死约定，即使天意弄人，尊严不能丢。老天爷，就让中国继续上路吧。
（编辑：苏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