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进入到《万箭穿心》这部电影的世界中，就几乎不可能不被颜丙燕那朴实而锐利的表演刺伤，以至于大银幕那个神情恍惚的女扁担每一回头，就好像有根长箭把人钉回座位。所以她的好，无法多说。
武汉乃是以水陆码头而起的繁华，“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身处华中地区交汇处，于是似乎天然兼备了北方人和南方人的某些特性。加上热，加上闹，加上拥挤，天真与狡黠，粗暴与脆弱，刀子嘴和豆腐心同时出现在坊间女性身上似乎是最正常不过。不能说李宝莉代表了谁，但她随时溢出的那股“狠”和“糙”，确实是让本地人十分熟悉的劲儿。
非常凑巧，内地影院同时在上映着的奥斯卡获奖外语片《一次别离》，有着跟《万箭穿心》如出一辙的开场戏。主角搬家，搬家工人扯各种理企图临时多要钱，这是我们很常见的生活一幕。《一》里的中产女性西敏在努力辩驳之后选择了妥协，而《万》里的李宝莉采取用更激烈地态度挑剔工人的工作，并且在所有人面前大驳丈夫面子。小说如此描述：
（李宝莉）一边搬一边跟他们吵架，嫌他们放电视机时手脚太重，又嫌他们摆冰箱时，不是一次到位，却是在地上拖了两寸，把新铺的地砖划出两道印痕。再就是进门不换鞋，把她家新地板的亮光踩毛了。搬家的工人被她吵得恼火，更加捣蛋。马学武便满嘴地说好话，不停地递茶上烟，试图和谐关系。气得李宝莉踢他一脚，恶声恶气道，我是出了钱的，他们就该好好给我干活。茶不是钱？烟不是钱？你是不是扣出来？你真是生得贱！
看完电影之后很多天，都一直忍不住试图暗暗分析李宝莉人生悲剧的真正根源是来自于哪里。是无爱的婚姻？是情绪的失控？是冲动的惩罚？还是她从未学会设身处地从他人角度思考问题。细究可能都有一点。至少，从上面那段能看出的一点是她下意识的短视--为了省一点钱，或者争一口气，在人前对自己丈夫的这种伤害，恐怕是饭桌上多少顿精心调配的晚餐，熄灯后多少的软言细语都难以弥补的。但这种情境我们又何其熟悉，太多人近乎本能地每天忙碌着去应对生活里各种细节，以各种态度，却很少去想他们在面对的是这背后的什么东西。
马学武自杀之后，李宝莉以一己之力扛起家庭的重担养起儿子和婆婆，平时只吃热干面，钱留给儿子买牛奶。可惜的是，这个非正常的家庭，并未因她的努力赎罪而变得正常。她肉体承受辛劳，却依然没去关注到孩子的精神状态，对她的恨意到底有多严重，有多深（这种一昧的“乐观”导致最终崩溃）。其中即便有逃避的心态，但归根结底仍是不愿或不会思考。只是咬牙，埋头把自己托付给那些每天要面对简单问题。“奶奶年纪也大了，儿子最终还是你的”，旁人也只能这么说。好像问题就会随着时间慢慢解决，其实我们都知道。不会那么简单。电影剧本一直在试图铺垫出某种和解的可能，方方的小说则完全像钝刀子拉肉一般割得人生疼，公公婆婆一点也没有真正谅解李宝莉的意思，而儿子更是以一种复仇的心态在折磨自己的母亲，哪怕她为了给儿子筹集学费而偷偷卖血。
马学武这种来自周边农村靠学习优异而晋身为吃商品粮的知识分子，与城市中普通家庭出身的中低文化程度的勤快女孩喜结连理，算是一个时代非常标准的夫妻模板，再简化也可称作男才女貌。观者不能妄言其婚姻就一定是凑合的产物，但过于泼辣女性在家庭的存在感太强，自然会导致整个家庭的存在意义变弱。只是这种状况下，我们往往会发现也无法再多责怪李宝莉什么，她就是这么个人，她就是这样的性格和处事方式。脾气不好人不坏，难听话说过就完了，心里不爽能让自己想通。冲动和坚韧都是这个女人品质的一部分，她那些迷人之处和折磨人的手段混合在一起成就了她。
但是否看清楚这一点，“她就是这样啦”，问题就迎刃而解呢？当然不会。[NextPage]
毕竟一天一天的气都还是马学武甚至儿子在受，而李宝莉从来都无法彻底感知。她快活地在目力可及的日子里享受着这样的家庭生活，丝毫不知在儿子眼里这就是一个“爸爸天天被欺负”的家。她毫无恶意地大声抱怨着丈夫，骂着儿子“老子忘记了你也姓马”，直到把自己推上命运循环碾压的车轮。
终究很难总结出一句“李宝莉这是咎由自取”就了事，这个让人又烦又怜的武汉女人像大多数同胞般忙碌着在泥泞中跋涉，却找不到自处的时刻。说到底，无论我们如何被她强悍的生命力和不屈精神所感动，又或看到她因善良得到回报而产生浓浓暖意。我们都该清醒地发现，直到江边看烟花之前，她始终都没有成长过。当她终于发现儿子从小到大都未曾开怀地笑过，这个女人第一次意识到自身的人生同内心理解真的产生了太大的偏差。她甚至开始反思着，假如当时同意离婚，生活再坏也不会比现在更坏。可是这一切太晚，太晚了。
解脱了，是高于对错之争的境界。生活总还是要继续，没有建建，也会有设设。坐上一辆开不动的小破车，骂句婊子养的，踢一脚，也就还能向前。
导演王竞之前的作品《一年到头》《无形杀》《我是植物人》始终都是密切关注现实，且紧跟社会热点话题走。《万箭穿心》依然很现实，却换了一个平静的视角。似乎在讲一个女人的悲哀，似乎在讲至亲之间的伤害，似乎在讲人格与命运的一缕关系。好在导演并没有企图做任何定论，只是把那些文字无法取代的痛感放大，毕竟国产片这样的空间实在太少。谢飞导演在一次演后谈呼吁导演们还是多关注下文学性，其实也是同样在指出当下的缺失。技术水平与银幕数都在与日俱增，但控制文本的能力却似乎一直没有长进。
说到技术，手提摄影保持了对人物真实化表演的把握外，也将画面局限在相对比较窄小的视野内。毕竟这是一部讲述80、90年代的电影，以其较低的成本并不是太容易做到还原。所以即便看到剧情中的新公交车、高楼也就淡淡笑过便罢，电影有它自己假定的时空。
剧本基本算是较成功的再创作，对一些人物做了合并与删除，并且把建建这个原作者凭空献给李宝莉的“礼物”，变成了同样在底层挣扎，伴随着疼痛而逐渐相濡以沫的伙伴。真要说较为别扭的地方，方方老师的原小说其实更单纯，而电影有了逻辑叙述压力之后，往往会有些“补充”分散力量。比如在小宝上中学过程里，加写了李宝莉这个“扁担”身份给儿子带来的不适，这个感觉虽然完全合理，但是否真需要强调是值得商榷的。
两位主角颜丙燕，焦刚的武汉话都不算标准，看采访说由于是临时决定用方言演出，演员只好一边学一边演，最后在发音和情绪之间反应不过来，只好先保戏，这也倒都能理解。口音问题对外地人来说区别不大，本地人初始该会被这个极似四川话的腔调弄得有点出戏，看下去习惯也就好了。武汉话的咬字其实并不难，没卷舌，没前后鼻音，R、L、N不太分，也极少连音。麻烦在于日常讲话那个腔调通常往下走，但语气又是上扬，加上平均语速很快。所以即便音全部准，但说得像念书一般平缓，感觉依然是怪怪的（比如武汉演员赵倩扮演的小景）。陈刚很好地把握了街头语言中那些“个板马”“尼玛”等零碎（通常管这种状态叫“带把子”），甚至是声音压在喉咙里的发声法，让这个人物身上的痞气表现得淋漓尽致。另外搬家的工人，工厂的书记，汉正街的老板的味儿也都很正，他们大多来自武汉说唱团。反是扮演奶奶的省话剧院的何明兰可能长期在普通话环境里，时不时会蹦出几个不属于本地的字音。
最后再赞一次颜丙燕，她通过自己张弛有度的表现再次证明了好的演员就该是一把刀子，只要碰上合适机会就能在观众心里留下创口。有这位北京女演员来演武汉的李宝莉，是这个角色在十年苦难之外最后的福气。
（编辑：郭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