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导演杨蕊 人类学学者纳日碧力戈 复旦大学教授吕新雨
11月4日,由“万语·清影”主办的2012年纪录片放映巡礼在创智天地举行放映,青年女导演杨蕊带来两部作品《毕摩纪》和《翻山》。
两部影片拍摄间隔8年,《毕摩纪》呈现了四川大凉山三位彝族大祭司——咒人毕摩、村官毕摩和招魂毕摩的现世生活状态。毕摩靠念诵经文、做法事,沟通彝族人与天地鬼神的对应。而此类法事受限,毕摩衣钵无人继承,传统面临两难境地。《翻山》讲述的是在中国西南角边境山区青年的日常生活和他们的情绪的实验纪录片。杨蕊持续关注少数民族传统仪式,用“致广大,极精微”的电影化拍摄手法,“把人的悲欢离合的心灵世界都融合在这自然的情绪之下了。”
活动当天,主办方邀请了人类学学者纳日碧力戈教授、复旦大学教授吕新雨,在放映后探讨了民族传统仪式在当今社会所面临的困境。
全人类都有类似祭司角色
杨蕊:全人类原始部落中都会有祭司这样一个角色。同样是祭司,当然也论文武,武应该就像北方萨满啊,彝族苏尼啊,他们会有一些动作性,像跳大神一样;另一类是提供知识性的,他们是神职人物,当然也承担了一些民族医药的研究、治病等工作,最重要的是他们会提供本民族的一种心理上的治疗、咨询。
纳日碧力戈:在国际上,毕摩现归入萨满,英文叫Shaman。但国内还有不同意见,认为毕摩就是毕摩,和北方的萨满不一样。另外,《国语》中“楚与夏”有一段记载,说的是当时每个人都能通天,每个人都是萨满,后来五帝之一的颛顼非常担心,就派了两个大臣把天和地分开了。从此,天地相通的事情都由天官和地官来管,萨满虽然有点儿失业的感觉,但在民间还是存在的。地球上各个族群都有萨满的现象,我们现代社会中也有萨满的要素,包括打排球、打垒球、打棒球时候,我们要做一些仪式性的动作,其实就是萨满的动作。我们做过很多专门的研究,萨满是沟通天地的人,尤其是当他被灵魂附体、出神的时候,他就变成了一个代言人,他可以把自己的声音变掉,代替别人说话,模仿鸟、祖先的声音等。他的角色就是一个沟通者,地位十分重要,要沟通人鬼神三界。
杨蕊:说到为什么间隔8年,我拍了《毕摩纪》和《翻山》,其实和人喜欢吃辣或吃酸一样,可能我的精神世界里边带有一些神秘主义,对万事万物存在的本质性的东西存有一种好奇心。我的好奇并不是对民族风情的好奇,对神秘感的猎奇。对我来说,精神生活中比较重要的是对于灵魂的存在状态的探究,也许不光是彝族的毕摩,可能我会对全世界的萨满都会产生好奇。我想我往前走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见人类生活历程中必不可少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他在宗教里可能承担的是先知的角色,在部族里承担着心灵教化的功能,所谓人类精神生活的指引者。[NextPage]
传统仪式面临的尴尬
吕新雨:我曾经接触过彝族毕摩,他是和一个社会的权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今天这样一个当代社会里,传统的毕摩的权威在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比如说他有不同程度的复苏,村官毕摩就是政治权利的结合,这种政治权威和传统权威的结合,是我最感兴趣的部分。权威的转换和更替,既交融又矛盾的状态,这个层面是很吸引我的。据我所知,彝族社会现在面临很多的社会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社会成员和现代的社会成员怎么去面对这些问题。影片中另外一个主题,传统仪式在现代社会中所面临的尴尬。
纳日碧力戈:这个尴尬是全人类遇到的尴尬。回想一下杨导的片子,拍的都是人的背影,我就有了一种想象:在一个大的环境中,人和人是互为环境的。从另外一方面来讲,现在的世界,眼睛看到的真实的部分和符号的、任意性的部分完全被拆开;所以,什么叫艺术,什么叫美?它的核心本质其实就是韵,这个非常有道理。你看老百姓的生活很有韵律,我们做人也要有韵律,可是在现代化里边,我们就遭遇到一个尴尬,就是把你的韵律打破,图像支离破碎。尤其后面的《翻山》,支离破碎,那么多的不确定性,这也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方面。
杨蕊:这两部片子前后跨度8年,也可以说是我的成长经历,纪录片应该是另外一种生命状态的体现。8年里我没有一直拍片,但确实会一直陷入思考,因为一直要与之相关,所以必须要活在相关的状态中。我觉得这两部片子还能够体现出我个人的一种变化,虽然《毕摩纪》还是一个概括性的作品,作为一个观察者,我观察和记录了这个群体,我概括这个群体的命运、今天的遭遇、心理的变化,我就成为了一个传递者。但是到了《翻山》时,我失去了概括的能力,面对一个陌生的族群,我只能传递自己的感受,因为我没有能力去概括他们。这是一个下潜的过程,做《毕摩纪》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是在空中,在看。到《翻山》的时候,就已经到达了水面,甚至水面以下,到了这个时候,就已经无法看了,你只能够感受,感受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这就是我在《翻山》中传递出来的情绪。如果大家感受到了在一种平静之中潜在的紧张、不确定、不安全感,这也是我的感受。
真正的尴尬来自创作者
杨蕊:《翻山》讲的是在边境的一个佤族的部落,原名叫《边疆》。我认为《翻山》也好,《边疆》也好,都是心理的一种概括。在一种夹缝中,你会发现那儿的人没有办法很正常地产生爱情,没有办法很正常地进行社会生活。《毕摩纪》是一个社会的标准,《翻山》是一个当下现代人心理上的标准。
《毕摩纪》产生共鸣最强的地方是墨西哥,墨西哥的印第安人文化事业委员会主任看完片子跟我说:“啊呀,这部片子所讲的跟我们印第安人太像了,但是我们的文化已经被剥夺了,我们没有这样的片子去记录。”所以《毕摩纪》唤醒了他们对本民族的很多文化记忆。对原始的恐惧和内心的不安是当下人的心理状态。其实真正的变化和尴尬都是来自创作者本身。
吕新雨:《翻山》拍摄的是佤族,但其实已经完全抽离出来,完全是一部实验性质的纪录片。一方面,它是单纯的作者电影;另一方面,我们很不满足,民族的主体性在影片中消失了,大量的固定镜头,基本上框住了他们所有的行动,而且他们的说话,大部分都是后期配音的,包括导演出镜,这个类似花絮镜头让我很震惊,我不认为我是在表扬你(杨蕊)。我很想知道,作为先锋电影,怎么去重新思考它和社会的对话关系?它是不是只能成为一个作者心境的表述?[NextPage]
杨蕊:吕老师的意见是这部电影面临的一个最广泛的意见。其实,我认为这个片子更大的意义在于实验。这部片子在北京艺术影院放了一年,做了观看实验,观众中肯定有不适感,包括那个镜头,这是一次自毁式的演出,因为是假的。大部分国内观众对此没有什么异议,但是很多国外的观众都会提出来,因为这是强调人的尊严的一个镜头,为什么加入这个画面?虽然作为历史的寻访者,我们进入了这个村庄,但同时我们是一个粗暴的进入者,所以那样的镜头是一个隐喻,这不是花絮,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令观众出戏,你就会发现这个剧组确实是在很粗暴地进入这个村庄,也粗暴地对待他们的历史记忆。
其实这也是今天媒体的一个现状,只要你端起机器的刹那,你已经是一种侵略了。只要作为媒体的进入,都是对民族主体性的一种打破,这是毫无疑问的。
究竟谁来做民族的代言?
杨蕊:《翻山》这部片子拿到佤族当地电视台放了,因为听说在国际上获过奖,当地放了一个月(笑)。我很感兴趣,他们会有什么反应。佤族有人说,这完全不是我们的生活,我们是非常明朗的开放豪迈的,而有一部分内向的佤族人还是非常喜欢的。究竟谁来做民族的代言?这真的是一个矛盾。有个彝族学者对我说,我片子里表达出的一种忧伤情绪对他们来讲是一种伤害。他们也许认为应该由彝族人拍,但是很多从凉山走出去的彝族人告诉我,这就是我记忆中的大凉山,它充满了那种感召力。同样是彝族,产生了分崩离析的感受。
纳日碧力戈:这其实是人类学的老话题。谁能代言,其实不用说外界,本民族自身里就有利害冲突,穷富之间,穷穷之间都有竞争。那何为标准性?我们说麻雀在这个林子里是标准的,但可能到了别的林子里,乌鸦是标准的,于是就有了一个原始的形态。就像康德讲的,人一出生,就有一种对原始的空间和时间的感觉,那个是天生的。但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时候就不同了,用影视表达也会面临这样问题。目前倾向是关注“过程”,因为原因结果无从考究,那只能把过程描写清楚,这个博弈的过程,也算是一个负责任做法,我想杨导的表达还是稍许有些偏了,因为这的确应该是一个对话的产物。
吕新雨:我曾去探访过彝族村落,女性是不能坐在彝族火塘口的,作为女导演,这对杨蕊导演来说的确是个限制,你的镜头又是框架式的,使得人物的语言非常像排演过的,你的身份变得很暧昧。《翻山》会让我们觉得你完全放弃了代言角色,完全表现了作者主体立场,为什么会这样?
杨蕊:作为作者,创作时真没太多想法,发生的经历内化到个人心里,即我个人的成长。对于这个地方各种提炼是我的一种审美关照。我第三部作品刚刚拍完,完全手持,没有用团队,全是超特写,我拍的是一个佤族女人,我需要和她内心有一个对视,这是显微镜式的观察,心电图式的拍摄。所有的选择真的很复杂,所以我也会反问,为什么我不可以这样做?
(编辑:郭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