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一梦
10年前，香港导演陈德森拿着《十月围城》的剧本到处跟人谈投资，他计划搭建一座城池，真实还原1905年的香港中环。听了这个计划，10个人里有7个扭头就走。
那是香港电影的艰难时期：武侠片魅力渐失，“新浪潮”已然退潮，香港之外的电影市场大幅度缩水——台湾的第四台一根光缆接到观众家，一年交700元就可以看电影；回归为大陆盗版业大开了方便之门，再加上香港自身经济的不景气，许多电影人被迫放起了无限期长假。这时候要说服投资者花6800万投一部有8个明星当主角的戏，其中1／3用来实景造城，无异于痴人说梦。
电影《神偷谍影》之后，已被定位为动作片导演的陈德森就萌生了一个想法，要拍一个男性观众和女性观众都为之动容的动作片。“我发现，我对政治啊、革命啊，一点都不感兴趣，我关心的只是那些小人物在乱世中的状态。”《十月围城》的动人之处，在于它没有生硬地描画一帮仁人志士，他们只是在乱世中临时被凑到一起，以“乌合之众”的手段对抗武装森严的清兵，他们参与革命的目的并不纯粹，很多人被裹挟进来：有的是为了爱情，有的是为了友情，有的为了尊严，有的为了报恩，有的甚至不知道为什么，但革命是残酷的流血牺牲，是死亡。正如孙中山在电影里的旁白，“要享受文明之幸福，必先经历文明之痛苦，这痛苦，就叫革命。”
2003年，他终于筹到一笔投资，演员也基本到位。在广东佛山南海，陈德森开始按自己的心愿搭景，等景搭到七七八八，SARS来了，发源地就在他们隔壁村庄，工作人员悉数逃回香港，留下一片空城。几个月后，SARS的阴影过去，重新协调好演员的档期，投资人却因被骗16亿而自杀了！
那是陈德森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短短两个月里，母亲中风成了植物人，姐姐被查出患上癌症，剧组遗留下一摊账目需要他去料理，他自己也面临着吃官司的可能。陈德森得了抑郁症。他出了车祸，汽车被彻底撞出去的那一瞬间，他感到了一种残酷的、解脱的快意：“来吧！该来的一起来，我还怕什么呢？”车子报废了，陈德森没死。该面对的麻烦一样没少，身上还添了新伤。
2008年，《投名状》刚刚下片，陈德森接到多年老友PETER（陈可辛）的一通电话：“我觉得你那个可以弄了。”当时，正是陈可辛的“人人电影”、“我们制作”正式进驻内地的时机，他和黄建新把《十月围城》作为了他们的开工大戏。
我在电影圈有目标
少年陈德森生活在单亲家庭，父亲有3房太太，他跟母亲在外面居住，父亲偶尔来看望他们。复杂的家庭让他跟父亲一直关系紧张，朋友们劝他，“连你妈妈都原谅他了，你有什么不能原谅的。”
陈德森有去美国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进修电影的机会，需要一万美元学费，父亲说：我宁愿把这笔钱给你妈去旅游也不会给你。
跟所有的小孩一样，陈德森从小爱泡电影院，那个时候还没有嘉禾，看得最多的是邵氏的功夫片，还有从日本引进的神怪片。“光看电影还不能满足我的好奇心。那时邵氏片场很大，每到礼拜天，我和朋友都会凑一些零用钱，买些东西给道具房的师傅吃，师傅就会让我们骑骑马，耍耍刀，我们就在邵氏片场里扮大侠。”
1978年，陈德森在香港海洋馆做暑期工，收工后跑到保龄球馆打球，一个导演相中他身手敏捷、相貌端正，过来拍拍他，问：“小鬼，你要不要演戏？”这人就是香港著名导演徐小明。
在电视台当了一段时间龙套演员，有时有戏，有时没戏，他结识了当时在电视台做编剧的郑丹瑞、文隽，并开始给他们的综艺节目写段子，每天写七八个笑话，能录用大概两三个，渐渐地，他成了电视台签约编剧。
[NextPage]在拐弯角停车
当时成龙要招一个助理，经纪人问陈德森有没有兴趣。成龙刚拍完《蛇形刁手》，红透香港，做他的助理，意味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电视台的朋友给他出主意，36人投票，18票赞成，16票反对，2票弃权。反对的人认为，做助理，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小跟班，能有什么出息？赞同的人认为，这是一个从电视圈踏入电影圈的好机会。“一出去就可以跟这么大的演员，当然要把握机会。我犹豫了几天，最终还是背上包包走了。”他成了香港第一代艺人助理。
“有时候陪他上街，他买3件衣服，就会让我挑一件，我喜欢开摩托车，他也帮我买。我爱喝酒，碰到他应酬要喝酒，我就帮他喝。那个时候我19岁，生活无所求。”直到有一天，他跟成龙去片场，茶水阿姨恭敬地对他说，“陈公子，这里很脏，你不要进来。”
他突然醒悟到自己已偏离了原来的目标，他为电影而来，不是公子哥儿。不进片场，他还能学到什么？
有一天晚上，陈德森开车载成龙，想了很久，最后还是开口：“大哥，我想辞职。”
“当时我很怕，也不敢回头，就在后视镜里看他的脸，他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大小孩，二十七八岁，不痛快就写在脸上。我记得他就回了一句：‘嗯。’然后就好久都不讲话，气氛一直僵着。开到公路的回旋处，我就把车停下来，好像小两口吵架一样。成龙说：‘我对你不好么？’我的声音就有点颤，‘没……没有，大哥，我在电影圈有目标，我想做导演。’”
他从后视镜里看见成龙的表情：一片嘴唇很不屑地撇起，笑了一下。陈德森差点哭出来，“我就跟自己讲，陈德森你不可以哭，屏住屏住！然后大哥就说：下月陈勋奇的戏开拍，你去，就说大哥说的，在里面做个场记吧。”
兄弟重逢
做过场记、做过编剧、做过策划、做过统筹……陈德森成了朋友们嘴里开玩笑的“香港最后一个副导演。”当时香港有3个公认最好的副导演：跟许鞍华的关锦鹏、跟徐克的柯星沛，以及什么导演都跟的陈德森。前两个副导演很快就媳妇熬成婆了，只有陈德森还在当他永远的副导演。
他执导的最引起争议的电影是低成本、全新人的《晚九朝五》，描写青年人纸醉金迷的夜店生活，一代人迷惘的青春和身体，《晚九朝五》在香港被评为三级片，当时UFO公司的其他合伙人，比如曾志伟，责怪他们弄了部低级的片子，“好做不做，你们把公司毁了！”但陈可辛对陈德森说，我们不怕这些，我们拍得真诚一些。真诚是有技术手段的，陈德森说，比如男女拥抱在一起的时候，身体其实是看不见的，只是起床去洗澡的时候，他们毫不避讳地拍出来，而情色片则恰恰相反，男女搂抱在一起的时候给你大看器官，而他们起身的时候却很奇怪地围着浴巾。
那是1994年，香港社会普遍保守。《晚九朝五》一上映，第二天就有中学校长在报纸上撰文，大骂该电影道德败坏，再过一天，香港一位神父出面回应，认为电影不过是真实反映当下青年人的生活状态。这场笔战把观众引进了电影院，《晚九朝五》突然间成了社会热点话题，票房大卖，电影本身亦受好评。
《神偷谍影》为陈德森打开了最初的局面，这部投资1700万的电影在香港上映40天后就收回了1200万，许多影评人认为这部戏只用好莱坞1／10的投资就拍出了好莱坞动作片的质感。此后，陈德森的电影成了嘉禾公司除了成龙以外最卖钱的电影。
他其后执导的《紫雨风暴》，集动作、枪战和悬疑于一身，在第1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领奖台上一口气捧回5座金像：最佳摄影、最佳剪接、最佳动作设计、最佳服装造型设计及最佳音响效果。美国“9·11”以后，有记者追问好莱坞一位名导演对恐怖活动的看法，该导演说，每次我被问到这个问题，我就要把自己关进家里的观影室，看一遍《紫雨风暴》。
跟成龙的合作随之而来，这对在公路上分道扬镳的哥俩，已经有18年没来往了。成龙主动提出，要在德森的下一部戏《特务迷城》里当主角，请他把原先写给金城武的24岁的角色改成42岁。“我把成龙约出去喝酒，故意喝很多，乘着酒意问：‘大哥，你有没想清楚啊，十几年前我是你助理，现在你找我做导演。’成龙就笑：‘这十几年，我一直在背后看你，你每一部戏其实我都有看，这部戏，我不是你大哥，我不是明星，我就是你的演员，你是导演。’”
度尽劫波兄弟在，于是，相逢一笑。
男人之间的隔阂和破冰，让陈德森感慨，他说，香港电影之所以能在好莱坞产生那么大的影响，除了动作，很大一部分是因为香港电影里描绘的男性友谊。“好莱坞没有这种东西，他们觉得这是GAY，所以吴宇森的《喋血双雄》在美国被评为年度十大同性恋电影，但其实，这就是中国男人的武侠情怀、兄弟情义。”
带张旧照看电影
在《十月围城》的片尾，李宇春《粉末》歌声响起，密如蚂蚁的演职人员名单随着歌声在屏幕上滚动、隐去。最后，打出一行字幕：纪念曾献基先生。
没人知道曾献基先生是谁，但对陈德森来说，“这个老板对我像再生父母。”2003年《十月围城》开拍时，曾献基是一位年轻的银行家，这个39岁的香港人，虽是商人，却热爱电影，喜欢听人讲剧本故事，他相信了陈德森关于十月围城的梦，并且许诺拿出6800万给他去搭造这个梦。
“他也不是暴发户，但对人很好，特别仗义，我看中500万的房子，他一定逼着我去买1000万的，住离他近一点。我要贷款，他说你为什么要去银行借，我就是做银行的，跟我讲就好了呀！我说我哪里有钱能那么快还你？他说不这样我怎能绑住你10年。”
“你这么看好我能成功？”陈德森问。“是啊！”曾献基答。
“当时他就逼我把所有的钱都拿去，我说不急，只拿了一半，3400万。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他就已经预感到自己要出状况。别人骗掉他公司16亿，他自己被骗了3亿，回不了头，人家说他共谋，所以他也得坐牢。”曾献基安排好一切，在自己的游艇上自杀了。
朋友们都说，《十月围城》首映，德森，你得抱着曾先生的照片去看电影。
（实习编辑：秦彩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