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志强

　　2010年的贺岁电影，让中国电影迎来了新的时代。中外大片纷至沓来，影院中购票的人群排起了长队——我们似乎回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为了“艺术体验”而疯狂。前几年，人们还在忧心忡忡地讲述中国电影市场的种种不景气，忽然之间，中国电影就迎来了年票房60亿元时代。更有人雄心勃勃地提出，中国电影应该超越日本，突破年票房300亿元大关；单部电影票房超过10亿元。

　　然而，这种热潮的背后却隐含着值得深思的问题：电影的火爆，总是和“贺岁”二字紧紧联系在一起。2009年末、2010年初，中国电影贺岁档期竟然从12月延续到2月底，接近80天！换句话说，一年365天，我们用四分之一的时间在电影贺岁；如果用电影的纪年方式来生活的话，则我们平均每四天就要过一次年！

　　这就出现了“电影贺岁化现象”：各家电影制作公司，都看到了“贺岁片”巨大的利润空间和人们岁末消费的热情，纷纷制作贺岁电影，或者力争把电影上映时间挤进80天贺岁档；与之相应，能否在贺岁档中利用各种手段引发观影热潮，就成为重中之重，就连国外大片也要挤贺岁的战车，力图在这个档期创造各种新的票房神话。

　　在这里，“电影贺岁化”一方面预示着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和扩大，一方面也体现出中国文化消费的畸形与单一。

　　首先，“电影贺岁化”无形中规定了电影生产总是不能脱离“挑逗观众”、“引诱观众”的方法。这种机制可以简单称之为“电影海报化”，指的是一部电影上映之前，总是要启动宣传工程，轰炸人们的视听，形成对电影的种种误读。“预告片”成为电影海报化的代表形式。

　　有趣的是，几乎所有预告片都有对真实电影的“误读”。《三枪》并不是视觉盛宴的大片，却营造大片印象；《倔强的萝卜》的预告片则旨在激发人们高科技体验的幻觉；在《十月围城》的预告片中，我们仿佛又置身于《叶问》的回肠荡气之中……显然，电影贺岁化，就免不了电影海报化，就免不了以“勾引观众”为重心来进行宣传。不妨说，电影贺岁化的成就之一，就是让人们先去“想”电影，再去“看”电影；制造“想”的工程，要重于制造“看”的幻觉。

　　电影贺岁化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影片文化内涵的空壳化，或者说，电影的视觉重量大于电影的文化重量。看之前很想看，看之后不耐看，成了轰轰烈烈的2010年不同贺岁片的相同命运。

　　不难看到，电影贺岁化的恶果就是艺术电影的彻底消失。各大一线、二线院线，都已经彻底资本化、利润化了。无形中，“中国电影”已经完全剔除了“谢晋色彩”，完全不再与我们的生活现实有任何关系。经由贺岁电影，我们实现了通过电影逃离生活的过程。

　　我们越是无法改变现实生活中种种不公正现象，就越是要寻找一种形式来躲避思考生活中的种种不公正现象——电影贺岁化正是这种心理幻影的直接结果。

　　显然，电影贺岁化，显示了中国的“娱乐文化”正暗中走向“傻乐文化”。一方面，大型资本融入电影市场，形成了贺岁电影的空前繁荣，极大地满足了人们“想象性遗忘”现实的需要；另一方面，电影贺岁化也凸显出中国“知识大众”反思性和批判性品格的整体丧失。

　　所谓“傻乐”，就是以肌体快慰来代替精神愉悦的一种“后情感形式”。在后情感时代，只有“快慰”才是最好的感情商品。只要快乐和舒适，不要沉重和压抑。它追求的不再是美、审美、本真、纯粹等情感主义时代的“伦理”，而是强调日常生活的快乐与舒适，即使是虚拟和包装的情感，只要快适就好。明星荟萃的《十月围城》只有变成“惊悚片”才会获得市场。换句话说，观众只喜欢这部电影的激烈与壮观，而不去设想孕育这种激烈与壮观的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失去了“沉重的肉身”，失去了“沉重思考”和“沉重体验”的艺术能力。我们深深陷入到离开真实人生的美学漩涡之中。在这里，电影的贺岁化所预告的“傻乐时代”，乃是这样一种时代：对于历史和现实，乃是“看，却看不见”；对于快乐与刺激，则是“一定要看”。无形中，人们觉得，只要是崇高的，就是假的；只有那些幻觉的，才是真的——或者直接说，只有快乐的，才是我们要的，这就是傻乐的逻辑。

　　在这里，“傻乐至死”的文化消费，旨在鼓励一种“零反思”阅读行为。即我们追求的就是快乐，所以，艺术作为国家美学工程的核心，已经不断地满足“快乐需要”了，也就没有必要，也逐渐丧失反思现实公正与否、政治合理与否的能力了。“傻乐”，作为被国家美学工程暗中激励的一种的文化形式，必然把“躲避反思”作为“轻松生活”的重中之重了。

    （实习编辑：罗琰）